[导读]巨额违规贷款，是出于陶改变邮储业务孱弱的雄心，还是私人利益的考量？不管陶礼明最终命运如何，都会为邮储银行刚刚启动的上市进程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陶行长当时没什么表情，他的脸型很瘦，没有表情时，看起来就是一脸辛苦的样子。”一位邮储银行员工如是描述他在6月4日偶遇陶的场景。而这也许是这位员工最后一次在邮储银行位于金融大街3号的总部内见到陶礼明。

　　在两天之后，6月6日，陶被中纪委调查人员从办公室带走。随后，邮储银行发布声明，“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陶礼明、资金营运部金融同业处处长陈红平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正在协助有关部门调查。”

　　从那以后，邮储方面即在内部下达“封口令”，要求员工不得私下接受媒体采访。这一通知甚至在部分地区被严格传达至了一线柜员及劳务派遣人员。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根本不知道陶礼明究竟是谁。

　　显然，到目前为止，2012年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可能是一个尴尬的年份。刚刚经历过始于今年年初的银行业暴利的全民大批判，中国银行业似乎又开始遭遇一场不期而至的“廉政风暴”，继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遭遇调查、烟台银行数名高管被双规之后，陶礼明则成为国内银行业近来的最新主角。

　　在此前的公开报道中，有媒体指陶礼明是因牵涉违规向湖南高速发放贷款并从中收受贿赂而被中纪委双规。对此，一位知情人士就表示，陶所牵涉的经济问题并不止于这笔违规贷款，亦包括其它多笔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放的贷款，同时还可能卷入借道其他金融机构违规运作资金的问题。

　　但一位邮政集团内部人士却表示，陶目前只是协助调查，“注意是协助，不是批捕。组织上都没有结论，最后到底是业务违规还是个人深陷利益侵占，还要等中纪委和政法部门最后的调查结果。”

　　可是，不管陶礼明最终命运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藉由此事所暴露出的邮储银行在信贷业务、风险控制、人才储备以及战略定位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无疑会为这家银行刚刚启动的上市进程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雷池边缘

　　“邮储的贷款出现一些问题瑕疵，这不新鲜，甚至在湖南出问题，也不新鲜，但是一下子牵到总行行长这个级别，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一位知情人士确认，陶礼明接受调查确实部分与邮储银行曾在湖南发放的贷款有关，而这些贷款可能存在的问题，则可追溯至2011年，“当时这笔贷款的问题就已为审计署发现，并将相关审计信息上报有关部门”。

　　据一位审计署人士介绍，早在2010年，审计署就曾部署对部分省级邮储银行进行审计。随后在2011年审计署则授权湖北、浙江、辽宁、安徽、山西等20省市(自治区)审计部门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0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开展审计。“总署是4月开的协调会，随后就分工布置各省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这样的大型国企审计前，都需要有专门的审计指引，所以金融审计经验较为丰富的浙江省审计厅还承担了编写审计指引的工作。差不多大半个月时间，加班加点才完成了这个审计指引手册的编写。”

　　但由于邮储银行各地分行从成立至今几乎从未接受过如此规模的审计检查，加之各地情况差异，因此这次审计在各地的开始时间也是各不相同。如辽宁部分地区，直到2011年10月才正式开始对当地邮储银行进行审计。

　　也就是在这次大范围审计过程中，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2009年对湖南高速开发总公司(下称“湖南高速”)发放的“问题贷款”开始被湖南当地审计部门所发现。

　　“这些贷款是2009年至2010年分几批集中发放的，借款人是湖南高速及部分管理企业。主要的问题是贷款相应的担保人或抵押物存在问题，一旦相关贷款出现还款困难，那么银行很难确保资产安全。”一位湖南相关部门官员表示，“还有就是某些借款企业本身不具备贷款资格，或涉嫌隐瞒贷款真实用途。”

　　而对这些问题，湖南审计部门一方面向审计署进行汇报，同时也立即要求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以提前清收、补充抵押物、加强贷款事前审批程序等方式进行整改。该名官员证实：“这些整改工作在今年4月基本结束，并通过了湖南省审计厅的查核。”

　　一位知情人士亦表示，在对邮储银行的审计过程中，“发现信贷业务存在借款人主体或担保人不合规、抵押物不足值、贷款审批程序存在瑕疵等问题的，并不止湖南一省，在业务整改方面难度比湖南大的也有。最后基本都是通过内部整改解决的。”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审计署并未对外界宣布对邮储银行的审计结果。而在省级审计机关中，也只有湖南省审计厅在前不久的一篇外宣稿中，隐晦地提及该省邮储银行在审计中暴露出的“内部规章抵触国家法规”、“违规贷款”以及“中间业务清收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

　　裙带威胁

　　然而正当不少湖南相关部门人士均以为，这次审计任务将就此画上句号时，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几乎在同一时期悄然发生。2012年3月，退休仅一年的原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被纪检部门“双规”。随后，一批与陈违纪有瓜葛的湖南交运路桥系统人员相继落马。正是其中几人的供词将前述湖南邮储部分问题贷款的成因引向了陶礼明。

　　据一位湖南政法系统人士转述，在调查陈明宪案的过程中，一名湖南高速下属公司高管向调查人员供称，为使湖南高速的某项目获得来自急需的贷款，他曾向一名当地活跃的资金掮客求助，这名掮客则声称自己认识“邮储银行的领导”，但要按银行业的“潜规则”向湖南高速方面收取一定的“回扣”。而这名高管在与上级商议后，与这名资金掮客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确定按贷款总额的4%向参与促成此事的中间人支付酬劳，并与所谓的“邮储银行领导”进行接触。而这个所谓的领导其实是陶礼明的一名亲属。

　　“这个中间人事后交待，湖南高速一开口就要求安排100亿的短期贷款，但这一数额中间人觉得搞不定。几经协商，决定先期安排不少于20亿元，后续再视情况而定。”这位知情人士转述称，“最后陆续安排了50亿元，回扣大概给了近2亿。”

　　但据一位知情人士称，湖南高速方面在这些贷款的实际用途上，可能对中间人和邮储均有所隐瞒。“谈的时候说是项目工程款，但出面签合同的，既非湖南高速，也非那个高管供职的单位，而是几个单独设立的公司，是通过这些公司过了道手，才转到湖南高速的。这种安排也就让人怀疑，湖南高速可能没有把钱真正投到工程建设上。所以后面就有说法，湖南高速把这笔钱去补充项目资本金。”

　　不仅如此，一位湖南银行业者表示，在这笔贷款财务顾问费等附加费用的收取上，邮储也对借款人“很照顾”。“按现在市场规矩，这么一笔贷款，银行除了利息收入外，还可以通过财务顾问费之类的名义，增加点中间业务收入。但邮储在这笔贷款上收的财务顾问费并不高，在当时资金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邮储做这样的好人好事，可能也是市场经验不足。”这位业内人士称。

　　不过也有说法称，牵出陶礼明的是厦蓉高速湖南段某项目部的负责人，而这位负责人与陶礼明的一名亲属早前就认识，也正是通过这层关系，拿到了邮储的大额贷款。“这个负责人找到陶的亲戚，希望搞一笔贷款，并答应给陶的亲戚回扣。但因为贷款数额太大，这个中间人也不可能确保湖南邮储发放贷款，所以又找了邮政集团的一位高管帮忙协调。”一位湖南当地消息人士表示，“后来听说，回扣是通过工程材料竞标这样的方式给出去的。陶的亲戚拿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拿去酬谢邮政邮储那边的领导了。”

　　这消息人士还指，湖南邮储原本在2011年会继续向湖南高速提供融资支持，“正巧赶上审计署查账，所以后面的款项没有贷出来。之前贷出来的款项，有相当一部分被提前收回，直到湖南高速找到别的国企做了担保，才重新发下来”。

　　前述湖南当地政法系统人士也表示，据其了解，湖南邮储发放给湖南高速的贷款“目前还款没有出现问题，应该不会成为坏账”。

　　然而对上述情况，邮储银行、湖南高速等相关部门至《环球企业家》截稿时，均未予以证实。

　　事实上，无论上述哪种说法更为接近事实真相，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却始终未得以解答：陶礼明本人究竟在这笔贷款发放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信息只是指向了陶的一名亲属，陶究竟和此人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纪检部门只有在有确凿证据和突破的情况下才会对陶这种级别的干部采取双规的措施。”一位纪检部门资深人士分析认为，“另一种可能是陶亲属卷入违规贷款，使纪检部门开始注意到陶，进而发现了别的线索。”

　　这位纪检部门人士也表示，如果陶本人和“问题贷款”存在实质联系，那么大概就有两种情况：其一是陶本人直接从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即湖南高速给予中间人的回扣，有一部分最终流向了陶；其二就是陶没有直接收受贿赂，但可能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为问题贷款的发放提供方便。“后者虽谈不上受贿，但也涉及滥用职权”。

　　湖南银监部门一位内部人士则暗示，以邮储集团的资产规模以及湖南邮储银行的职权，没有来自总行的支持，这样颇具风险的大额批发贷款“是不可能放出来的”，“总行层面总要有人为此承担领导责任”。

　　显然，随着调查的深入，陶礼明在审计署发现的相关问题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也将逐渐明朗。而关于陶所涉“个人经济问题”的定性，则将决定陶是否会步王雪冰、张恩照等人之后尘，成为又一名因经济犯罪而落马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正职领导。

　　风控漏防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会议发言中，陶礼明曾专门提到，邮储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强“三道防线”风险控制体系，并且加快建立内部合规文化。而在短短几个月后，陶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身体力行”越过了自己所设的防线。

　　“邮储银行太年轻了，设立至今也不过五年时间。而真正全面搞清楚商业银行的风控体系和手段，也是两年前的事情。这两年，虽然在风控水平上进步明显，但留下的漏洞仍然很多。”一位接近邮储的人士表示，“陶的事情只不过让这些久拖不决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

　　据一位邮储银行内部人士称，在邮储银行成立的头三年，由于大量一线员工以及不少中层干部均是由邮政系统转岗而来，对银行操作规则的不熟悉导致邮储银行内部违规行为频频发生，“但那时还没有大规模介入贷款业务，因此违规行为大多只是没有按照银行规定流程进行财务处理，而不涉及发生坏账的问题”。

　　但随着邮储个人贷款、农村小贷等信贷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违规行为对邮储资金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呈显著扩大之势。“当时有的基层支行个贷业务乱到这样的程度，连基本的调查都不做，抵押品手续都没办全，就把款子给人家划出去了。”前述邮储内部人士说，“有时候不是业务人员有意搞利益输送，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风险调查。”

　　为此，邮储银行也迅速决定建立以“三道防线”为基础的风控体系，以有效减少内部人员违规操作可能带来的损失。根据一份邮储内部文件描述，所谓“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业务条线、分支机构一线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自我合规控制；第二道防线是合规管理部门在机构的日常经营过程中，进行持续的合规控制，尤其是业务管理部门的操作风险；第三道防线是内部审计部门对经营活动的合规性进行事后的审计评价，实施定期的再控制职能，并对责任人进行追究。

　　可是，看似滴水不漏的“三道防线”，在邮储银行的实践中，却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还是员工包括不少领导在认识上的偏差。比如有很多人至今还认为，风险控制只是风控部门的事情，与业务部门无关，业务部门只需利润导向就可以。”一位邮储省级支行负责人颇为无奈地表示，“在这样的观念下，第一道防线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且有的基层领导为了冲业绩利润，甚至带头违规。”

　　一位邮储总行内部人士也坦言，在邮储银行成立之初，基层内审部门员工的整体年龄普遍偏大，“很多基层领导把这个部门当闲职”。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内审部门所构成的“第三道防线”在面对邮储业务大幅扩张时，显得力有不逮。“这两年，邮储也在充实风控和内审部门的人员力量，但这个并非朝夕之功，我们还需要时间。”

　　而当邮储的信贷业务在2009年由个人贷款、农村小额贷款，进一步扩展至国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贷款时，邮储风控系统所面临的压力更进一步加大。

　　对此，一位邮储内部人士干脆将此形容为一场“艰难的赛跑”，“一方面是狂飙突进的业务种类和业务规模，一方面是苦苦追赶的风控体系。毕竟个人贷款业务和大型工程项目贷款在操作流程和风险辨别上差异太大。但业务不等人，所以只能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可是如果落得太远，就必然会出现比个人贷款坏账严峻得多的局面。”

　　此外，邮储银行在由原邮政系统储汇部门重组成立之时，组织架构上的遗留问题便已经埋下了风险隐患。

　　“事实上，直到2011年，邮储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内控架构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省份，内控审计部门是‘分行多支行少’，有的省份则是‘分行少支行多’，内控充分下移。”一位邮储银行风控部门人士表示，“更麻烦的还在基层网点的架构上，由于基层邮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在银行业务上实行邮储银行与邮政混合经营、混合管理的特定模式，导致邮储银行目前的分支机构分为三种形式：邮储银行自营机构、与邮政的共营机构和邮政代理网点。对于自营机构，邮储银行控制力较强；对于与邮政共同组建的共营网点，邮储银行只负责指导业务和选派支行长，而邮政则负责管理具体工作人员。而对于邮政代理网点，邮储银行无权干预运营。这中间蕴藏的信贷风险可想而知。”

　　路线之争

　　“即便陶真的被追究刑责，邮储这几年既定的发展战略也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因为邮储已经无路可退。”一位接近邮政集团的人士颇为肯定地表示，邮储银行继续扩大“铁公基”贷款规模的步伐虽可能暂时放缓，但却不可能出现方向性扭转。但在另一发面，随着陶面临调查，陶所支持的激进发展路线也在邮政集团及邮储银行内部引起新的质疑。

　　“邮储内部是有过几次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前述接近邮政集团的人士表示，在邮储建立之初，即有人提出，鉴于邮储在农村基层网点覆盖面上的优势，以及相对受限的人员配备，邮储不应将自己定位为商业银行，而应定位为“中小型政策性银行”。

　　而这一观点遭到了时任邮政集团总经理、后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刘安东等邮政集团高管的反对。“本来把邮储分出来，就是为了盘活邮政资产，分离经营性业务和公益性业务，再搞成政策性银行，就完全背离了市场化改革的初衷。”这位接近邮政集团的人士称，“加上中央政策也不支持，政策性银行最终没有付诸实现。”

　　到了2008年，关于邮储银行的发展道路，邮政集团内部再次出现歧见。“这次双方都是支持继续搞商业银行，分歧点变成了是继续立足农村金融和城市中低端贷款需求，走保守路线，还是像国有大行一样，积极介入大型基建项目贷款，走激进路线。”而在这场讨论中，陶礼明则成了激进派的主要成员。

　　“当时反对介入‘铁公基’的主要依据，一个就是担心风险太大，邮储的风控跟不上；二就是邮储本身自有资本就不多，搞大项目贷款，虽然存款多，不至于碰存贷比的线，但还是会有一些监管的限制；三就是邮储本身优势是网点多，反倒和地方投资平台关系较浅，去做‘铁公基’是扬短避长。”前述消息人士表示，“但陶等人就认为，邮储继续专注搞中低端金融服务，将难以提高资本回报率，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制约自身发展。而且如果不参与大项目，那么风控体系的成长也会极为缓慢。更重要的是，激进派还提出，如果只靠中低端金融，邮储是难以实现邮政集团对其部署的上市战略规划的。”

　　对此，一位邮储银行内部人士也表示：“对邮储而言，搞大项目贷款、风控和上市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搞大项目贷款，风控可能跟不上，风控跟不上，上市就面临严重阻力。但如果要上市，就必须靠大项目贷款提升资本收益率。陶行长的思路就是，要打破这个死循环，就必须齐头并进，甚至大项目贷款可以走得更快，冒一定风险，倒逼风控的提升，为上市创造条件。”

　　不过，陶的雄心，却随着其意外被“双规”而面临巨大的变数——他的“雄心”是否掩藏着其他关于私人利益的考量？与此同时，邮储银行及其大股东邮政集团，也不得不认真考虑“激进路线”的风险是否仍处于可接受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