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昨天，西城区检察院通报：北京市首起特大地下钱庄案已被提起公诉，黄元杰、陈明才等38人被指控构成非法经营罪。

　　据了解，该团伙隐匿于马甸邮币卡市场，表面上经营电话卡批发和零售业务，而实际上替70余家单位非法套现达5亿元。

　　银行监测发现可疑交易

　　西城检方介绍，2008年前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反洗钱处，陆续接到北京市各商业银行反洗钱部门的可疑交易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中部分商户有大量可疑交易行为。

　　警方根据侦查发现，马甸邮币卡市场摊主黄元杰、张少秋等人，长期从事非法以支票或电汇方式兑换现金的业务(行话称“串支票”)，并收取手续费。

　　在案证据显示，2009年7月至2011年2月，导游王某因带外国旅游团去北京市某药店买药、游客消费后，收到了药店以空头支票形式付给的导游咨询费5万余元。王某通过中间人，在黄元杰处将支票变现。

　　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安徽和县某建筑公司为规避税务，将工人工资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包工头。其中一名包工头通过中间人，在黄元杰处串现。后经互相介绍，十几名包工头共在黄元杰处串现5400余万元。

　　7个地下钱庄被捣毁

　　2011年4月28日，北京警方出动364名民警，对在北京市马甸邮币卡市场的7个地下钱庄、27个窝点开展统一行动，控制了黄元杰、陈明才等多名嫌疑人，扣押现金折合人民币近1000万元，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查获账户、银行卡(折)等一批犯罪工具。

　　警方核实确认，自2009年至2011年4月间，地下钱庄为中旅体育旅行社有限公司等70余家单位提供的1000余张转账支票(或以电汇的方式)套取现金人民币5亿余元。嫌疑人黄元杰涉案的金额就高达2.2亿余元。

　　近日，西城区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对黄元杰、陈明才等38名地下钱庄“庄主”及中间人提起公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讲述

　　【庄主】

　　日囤百万现金“串支票”

　　以伙计名义设立9家公司并开设对公账户

　　黄元杰，男，38岁，江西人，十七八岁开始在老家做邮币卡生意，10年前来京，继续从事邮币卡生意，曾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经营电话卡批发和零售业务，根据市场行情赚取差价。

　　“需要串支票的人找到我，把大额支票入到我的公户，我直接拿现金给他们。”黄元杰说，因为做了几十年的邮币卡生意，积累了众多的全国客户，所以自己每天的正常业务往来流水(现金或支票)保守估计就有700-800万元，每个月也有几个亿的流水。因此，他的摊位每天至少存放有100-200万的现金，这些闲置资金为“地下钱庄”打下基础。

　　“帮别人串现金，从中间收取手续费，是想在生意行情不好时填补一下损失，反正手里也正好有现钱。”黄元杰说，他按照兑现金数额的0.3‰-0.8‰收取手续费，由于寻找他串支票的人多，这笔收入有时甚至要好过他的生意盈利。

　　因为串现需要对公账户来进行支付结算业务，为了应对越做越大的串现“生意”，黄元杰陆续用店伙计的名义注册成立了包括公司、商贸中心等9家单位，并到银行办理了多个对公账户。实际上，这9家单位的办公地址都是其马甸邮币卡市场的摊位。同时，为避免跨行转账的相对滞后与麻烦，他在自己所实际控制的每家单位名下，都办理了多家银行的对公账户。

　　据了解，受各方利益驱动，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多个摊位的经营者，也像黄元杰一样，“开办”了地下钱庄，并作为“庄主”开展串支票业务。

　　【中间人】

　　按2‰收取手续费获利

　　经手292张支票8次电汇1次网银，涉案金额1.2亿元

　　陈明才，男，北京人，已退休，属于典型的熟悉行情、“有路子”的人。案发前，专职充当民间“串现”中间人。

　　据介绍，2011年2月，北京某地产开发公司为将收货款迅速变现，就是联系了陈明才这种“路子通”的中间人，并经陈明才介绍，该公司在黄元杰处将一张716万元的支票变现。

　　陈明才称，每次充当中间人时，他以串现数额的2‰收取手续费从中获利。

　　警方确认，截至案发，陈明才共经手292张支票、8次电汇、1次网银串现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2亿元。

　　■ 追访

　　检方查账6000笔

　　此次捣毁的北京地下钱庄，不同于外地曾经出现过的以“空壳公司”形式来运作的地下钱庄，这些钱庄全都有实体单位，现金流转隐蔽，给取证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该案自去年12月立案以来，西城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李满山带着书记员，开始了极为枯燥而漫长的账目梳理工作。

　　“这是我办案七年来，涉案人员最多的一起案子。”李满山说，点多面广、资金性质复杂是这起案件的一大特点。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取证过程中，多数现金需求方对说明现金的需求目的不予配合，办案人员只能从嫌疑人的账目里一条一条“逆向查证”。在案件办理的半年过程中，6000多笔账目、1000多张支票，5个亿的涉案金额，众多犯罪嫌疑人……他和书记员逐一梳理，跑遍了15家银行，并对银行提供的20张数据光盘逐一查找，为起诉固定证据。

　　■ 分析

　　“‘钱庄’犯罪成本低”

　　“比如一个包工头收了一百万支票，他希望兑换成现金发给员工。如果通过银行兑现需要审核、缴税。为了规避税款，包工头往往选择地下钱庄兑现。”承办检察官李满山介绍，更有甚者，有些支票来源就属于“灰色收入”，或者兑现的目的用于贿赂。正是由此，这种需求催生了黄元杰、陈明才等人的“地下钱庄”生意。

　　“像马甸邮币卡市场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具有资金流量巨大、周转速度极快的特点，容易出现资金的非法经营，为地下钱庄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李满山说：“非法从事支付结算型的地下钱庄获利丰厚，而刑法规定的起刑点较低，以非法经营罪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量刑不会很重。犯罪成本低，不利于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

　　李满山强调，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账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情况监管不全面，不能实时发现可疑资金交易账户的活动情况，“也是该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他希望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规范运营，尤其是对网银转账的合法性审查。

　　本版稿件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洋 通讯员 李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