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坚 许 坤

　　编者提示：信贷规模控制只应是个权益之计，长久来看，这种指令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应慎重使用，因为其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相和谐。

　　信贷规模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时期货币政策目标而事先确定的、控制银行贷款规模的指标。它包括存量和流量两层含义，在货币政策调控实践中，所讲的信贷规模控制，主要是指后一层含义，是指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目标而确定的新投放贷款的最高限额。

　　信贷规模控制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指标曾经退出过历史舞台，取消银行信贷规模控制曾作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成果而载入史册。1998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额的控制，实行适应市场经济的以“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为主的新的贷款管理制度。但在2007年底，为了有效控制中国经济的高通(微博)胀水平，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再度启用信贷规模控制，并且按季度控制。自此，信贷规模控制又走进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

　　信贷规模控制只应是个权益之计，长久来看，这种指令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应慎重使用，因为其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相和谐。

　　信贷规模控制实质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货币理论一般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要考虑到它的三大性：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可测性就是要求中介目标资料的可统计性和可分析性；可控性就是要求央行能够有效控制中介目标参数的变动情况；相关性就是要求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有密切相关性。单从这三大性原则来看，贷款规模控制指标作为货币政策就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从可测性方面来看：其一，贷款规模控制不包括财政透支和黄金外汇占款，而这两项占款随着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的加大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占比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央行单独实施的贷款规模控制调控效果将受到影响。其二，经济繁荣时期贷款规模控制所产生的需求缺口，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表外业务予以满足，这几年银信合作的实际效果就是一个好例子。其三，银行可以通过授信的方式来变相提供贷款。广义的授信除实质贷款外，还包括表外授信和票据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深化与金融工具创新的加强，商业银行业务的多元化策略(贷款业务收入在总利润来源中的占比在下降)，使得贷款规模控制已经不能充分概括和反映实际经济体的货币总供给量，也不能有效抑制贷款的需求总量。

　　其次，从可控性方面来看：央行将信贷增加额作为调控的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理论上，信贷从货币供求的角度而言属于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供应。信贷规模控制就是央行通过调控货币需求而达到既定的宏观政策目标。然而，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导致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表现最为明显——当经济不景气时，商业银行出于对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会自动调低其贷款规模，央行如实施贷款增量调控，则很难达其期望水平。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和地方政府超计划贷款需求将会形成“倒逼机制”，从而会导致寻租和资源配置扭曲等怪现象，使得货币政策的实施偏离预期目标效果。以上种种情况在实践操作中的集中体现是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贷款的预期目标与实际发生额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央行定向发行惩罚性票据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

　　最后，从相关性方面来看：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就增量而言，它们之间呈现如下关系：新增货币供给量由新增贷款量和其他新增货币需求(指直接融资部分)构成。可见，新增货币供给量不仅受到新增贷款量的影响，而且还受其他新增货币需求的影响，这两者共同决定货币的总供给增量。在新增贷款量确定时，新增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高度相关)的大小取决于其他新增货币需求的变化(其他新增货币需求是贷款规模所不能调控的)，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且随着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双增加，其他新增货币需求在整个货币投放增量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只有在新增其他货币需求与货币供应量有相当稳定关系时，贷款规模才与经济活动有稳定的相关性，因此央行通过调控新增贷款规模的办法来达到控制物价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同时，受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竞争的压力，商业银行业务正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调整，其经营业务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十二五”时期，国家金融发展战略提出要有序拓展金融服务业，有序发展和创新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发挥大型金融机构的综合性新型服务功能，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具体体现在业务结构上，就是在服务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拓宽小企业业务及按揭、贸易融资、票据等资本节约型业务。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商业银行利差收入空间将不断被压缩，单纯依靠利差收入的盈利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参考国外银行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在未雨绸缪，加快中间业务的发展，把投行、资金资本、代理、咨询顾问、资产管理、托管、结算服务等各类非利息收入业务作为发展重点，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

　　因此，通过对信贷规模作为央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足以及商业银行业务的转型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央行应弱化信贷规模控制的监管指标，应根据经济增长需要，运用市场化的货币工具调控基础货币量的投放以此达到间接影响贷款规模的作用。国内该领域的部分学者通过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信贷总量和GDP的相关性实证研究，一方面验证了货币供给量要优于信贷规模指标作为央行宏观调控的中介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货币供给量能有效影响贷款规模的存在效应。这为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提供了理论条件。而且，回顾央行从1998年实施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宏观调控的成果，也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检验的正确。

　　此外，央行应参考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动态拨备率等指标，有针对性地运用窗口指导、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央行票据等工具来引导、调控和监督信贷总量和投向，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此，部分学者和专家可能会担心央行此举会和银监会的监管职责相冲突。其实并不然。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只是参考各家商业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也就是规定在满足相应财务指标要求下决定贷款量，而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满足监管需要的各项指标是银监会的职责，各司其职。央行的参考指标一定不低于在满足监管需要时的指标，而且指标越好，可贷资金就越多。

　　总之，一方面，由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M2)指标就能有效地作用于贷款规模，再加之银监会等部门对商业银行财务指标，如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监督管理，即使取消了贷款规模这个政策工具，信贷可能也不会失控，这为信贷规模控制再次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相对于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来说，信贷规模控制工具适用于指令性的信贷管理体制，已不太适合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现状。央行应继续完善以基础货币供应量为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工具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得公众对货币政策保有良好的预期。

　　(吴志坚单位为华夏银行，许坤单位为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