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炼

　　自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国的银行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与实体经济的转轨进程类似，中国的金融体系也遵循着改革与增长并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导着市场化的节奏，根据实体经济的需求逐渐放开对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管制，同时依靠前者所提供的巨大资金流与收益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在这样的一种发展路径中，改革过程可能产生的失误或动荡由于较为严格的管制而得到限制，其不利影响也被强劲的增长趋势和预期收益所“稀释”和吸收。通过这样相对“安全”的转轨方式，中国的银行业也伴随着实体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速度。

　　但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也有其特殊性，这其中之一就是国有银行在行业中的主导性地位。在实体经济的“渐进增量”式转轨过程中，在国有经济成分之外生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常常最终取代了前者的统治地位而成为行业的主体，但是在银行业改革中则显然不是如此。即使是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运营机制转换的当下，它们仍然是银行业的主导者。

　　银行业改革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中价格机制市场化的滞后。到目前为止，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仍由中央银行实行管制，而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之间经常存在较大差异。利率管制不仅引发了关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讨论，也导致了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利息收入在利润结构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银行业改革过程的上述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金融体系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银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得到解释。作为经济运行的血脉，金融体系具有在基础层面上的特殊重要性，并且经常是社会动荡的一个来源，因此维持它的稳定运行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市场不完善和缺乏有经验投资者的情况下，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是转轨经济体更为安全的选择，而以国有机构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也更便于中央政府对于银行体系的管理和控制。鉴于上述考虑，在金融领域不可避免的安全与效率的权衡中，中国政府通常会赋予安全更高的权重，这也在金融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通过利率管制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并且为银行提供相对充足的利润，无疑也是一个合理的策略。但是这种合理性是有条件的，随着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不及时做出改变，中国银行业就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中国银行体系的上述改革发展方式使其稳定性高度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增长状况。后者不仅通过高储蓄率为金融体系输入了充裕的流动性，而且为金融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收益预期。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存在，由于宏观政策失误或微观治理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局部震荡不会产生系统性的效应。但是充裕的流动性和对未来增长的乐观预期同样也带来了副产品，就是金融体系中的资产泡沫。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业机构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很强的趋同性，这也导致了有关风险因此会高度集中。如果不能够加以合理的抑制和化解，那么一旦经济的增长势头减缓甚至逆转，银行体系中潜藏的泡沫和其他缺陷就会爆发出来，导致全局性的金融动荡。

　　上述潜在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来源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这一发展战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尤其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被迫调整其借贷消费的经济模式，进口需求大大下降，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但是经济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在过去的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建立和形成的，它们具有很强的惯性，难以在短时期内加以扭转，因此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一定长度的调整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所下降，而原有生产要素的供需与价格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银行体系不能及时适用这一调整，就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剧烈震荡。

　　除了上面所述的由于强顺周期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之外，中国银行业发展路径所产生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银行体系的高增长可能掩盖了经营上的低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不足。与高增长、高投资相对应的高储蓄为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和巨大的利差收益。正是由于充裕流动性的存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得以在改革过程中“稀释”掉计划经济遗留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问题，顺利渡过各种难关。但是与此同时，高储蓄率带来的充裕资金使得银行类金融机构更依赖于存贷利差所提供的稳定收入，从而在客观上拖延了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的发展。这种由于高增长所纵容的经营低效率还会削弱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阻碍银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振内需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么，考虑到发展环境的变迁，中国银行业改革未来的方向是什么？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从增长导向式银行业向服务或需求导向式银行业的转换。在前一种模式下，如果不考虑与外部市场的对接，产权单一并且集权化的治理机制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可以集中资源以实现清晰的既定目标(规模扩张)。然而当某种单一且稳定的赢利模式已经不复存在，银行业就需要更为多元化的产权安排来分散风险，并且通过更为灵活和分散化的决策机制来保持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反应。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会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从宏观顺周期性转为金融机构之间的传染性，而银行业内部风险防范的责任也将因此而大大增加。如何将银行业未来的改革蓝图纳入到整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顶层设计之中，这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