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恶劣的经济环境让“民间借贷”这个词为社会各阶层所熟知，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从最初的正常借贷到之前的“全民借贷”再到最近的“官银借贷”，高利贷这个黑洞正在一步步的蚕食着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如果说最初的风险只是让部分贪心的人损失一些钱的话，那么风险还基本可控。但现在，由于一些公职人员参与其中，使得民间高利贷风险极有可能向政府部门发展，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那将对我国经济甚至政府诚信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连续9年，内蒙古经济增速全国第一；连续9年，鄂尔多斯市经济增速全内蒙古第一。人均GDP已超过香港。一个只有150多万人口的城市，2011年财政总收入，按匀速增量保守计算，预计将达近千亿。毋庸置疑的是，导致“大鳄”演绎经济发展凤凰传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城市踩在中国最大的一块煤炭资源上，巨无霸的资源型经济让鄂尔多斯迅速“钱隆”。然而，银行存款负利率、股市持续下跌、楼市停止上涨以及各种投资品价格高涨，正在逼着这些手握重金的鄂尔多斯人把资金引向另一个市场。

　　“在鄂尔多斯，你要是跟人家说你的存款在银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一位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套用电影里的台词这样形容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热度。

　　鄂尔多斯民间放贷吸引社会各方参与其中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在鄂尔多斯，民间收储的利率通常在月息2分-4分之间，也有个别的人能拿到5分甚至更高的月息，后者为极少数，一般不是风险性骗贷，就是送礼性假贷。2分-3分之间月息占整个民间借贷市场的主流，合计起来就是年息24%-36%。也就是说你手头有100万元存入地下钱庄后，每个月仅利息就是2万-3万元。一年连本带息就是124万-136万元，与银行现行的3.5%的年息相比，一年连本带息只有103.5万元。两者霄壤之别。

　　在鄂尔多斯，4家券商的总资金不足20个亿。一位外地资深商会主席说：鄂尔多斯的民间信贷资本总额不低于1000多亿元。而这位商会主席主持操控的村镇银行和信贷公司也以高利率吸收着大量来自民营企业界的富余存款。

　　根据中华工商时报采访当地一位开典当行多年的人士后得知，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初期，人人都不是特别敢把大量资金借贷给私人信贷公司和典当行，但是随着自发信誉体系日臻成熟以及相关企业的成长透明度越来越高，一笔笔说到做到的诚信本利的回笼，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个民间借贷的虹桥。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资金分几个篮子装，借贷给不同的公司，应用于不同的项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期待着多口牌的和局。多年来，吃尽高利贷甜头的民众、中小企业和各种各类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他们持续扮演着高利率吸储，更高利率放贷给企业的地下钱庄的作用。这些放贷出去的资金多数流入房地产、煤炭、物流、酒店等多行业领域。

　　“空中楼阁”在等待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达集团董事长赵永亮在对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形容高利贷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烧现象时这样表示：“现在的鄂尔多斯几乎是‘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

　　而另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孙东也对记者表示，高利贷带动了鄂尔多斯商品住宅、商业地产以及各类酒店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因为高利率的高额回报需求，导致地产业价格、服务业价格节节攀升。一个市区人口不到50万的城市，黄金地段的商业店铺的价格能炒到每平方米7万多元。市区内每平方米万元的豪宅、高楼遍地都是，部分高端楼盘已经炒到每平方米两万元左右。如果不把地产利润弄高点儿，就没办法偿还高利率的贷款。

　　而回顾不久之前的2010年，一个纺织女工出身、叫石小红的“富姐”因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东窗事发，被鄂尔多斯公安(微博)机关逮捕，查明的非法吸储资金达7亿多元，其中4亿多元蒸发。

　　震惊全国的富商金立彬自焚案也是因为巨额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导致旗下惠龙集团的崩盘。他的自焚地点、圈钱地点离鄂尔多斯只有100多公里。事后，业内很多人士指出，金立彬这样的二十几个亿的高利贷规模在鄂尔多斯只能算个小巫。真正的大巫、大鳄依然在击鼓传花、翩翩起舞。

　　记者很难想象，如果民间高利贷链条有一天大面积断裂，又会有多少从地下钱庄贷出巨额贷款的公司因实业项目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连锁反应造成关联的信贷公司形成坏死账目，从而导致个人的高利存储深度套牢，很多人因此拿不回本钱。这些忧患目前虽然在整个民间信贷格局中只占少数，但如果不尽早开始治理，总有一天这种担忧会变成现实，对我国经济及社会安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温州公务员也成受害者

　　而在民间金融更加发达的温州，更是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一些通过诈骗或非法集资来融资放贷的事件。在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上周末，另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

　　根据21世纪报道，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的名义，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于本月21日携带这些资金举家潜逃，数日后施晓洁、刘晓颂被永嘉警方抓获。

　　据21世纪经济报记者调查得知，施晓洁一家在永嘉开设有多家担保公司，经营高利贷业务，施晓洁所筹集的资金主要集中在家族的担保公司。施晓洁夫妻目前以涉嫌集资诈骗被拘留。但13亿巨资仍下落未明。

　　更引人注目的是，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部分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我们债主圈内的人估算，这起案子中大约有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有的是局级以上的，现在这些人都想低调收回资金了事。”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债主告诉21世纪的记者。

　　这意味着，在温州，随着连串高利贷事件密集爆发，“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若隐若现，其进出路径渐显清晰。“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

　　本报记者向永嘉警方求证上述说法。一名负责此案的夏姓警官表示，自己不清楚具体案情，警方调查清楚后会向社会公布。

　　“官银”参与高利贷将形成巨大风险

　　“你说说，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得回呢？”此案的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债主向本报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债主的丈夫是温州当地一位公务员，有一笔借款陷于此案。

　　“真是有冤无处诉，那么多钱不知去向，借了多少又不好说，还得尽量保持低调，更不好起诉到法庭。我都快得抑郁症了！”她向记者诉苦说，此案中好些债主的情况都和自己类似，“现在很多去永嘉报案的人都没有被做笔录，可能是不敢张扬，想私底下先收债。”

　　而温州当地政法界一些人士也告诉记者，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非常普遍”。

　　“这些因为高利贷崩盘跑路的老板或者担保公司，一般都和当地公务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发财。”一位温州司法界人士介绍说。

　　记者在之前调查类似的非法吸收存款案或者集资诈骗类案件时，官员资金进入高利贷不仅普遍，且明显。

　　比如，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 2000多万、1500万、2075万、3500万到8000万不等。

　　“你一般的级别或者额度，人家高利贷还不要你。”龙湾的一位公职人员私下告诉记者，“通常的规则是，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互相利用，其实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

　　实际上，官银参与高利贷，并非是温州独有的现象。浙江省江山市有关部门在今年7月20日联合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是浙江省首个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江山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则称：出台此类意见是要求公务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然而现在看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有级别的公务员们把《意见》抛到了脑后，只有当高利贷的大潮退去后他们才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在“裸泳”。

　　从最初的吸收民间资金到后来的吸收央企多余资金，再到现在的吸收公职人员资金，高利贷这个巨大的黑洞正在一步步侵蚀着社会剩余财富，如果说之前的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那么现在我们有必要再次全面的评估一下，如果任由这个黑洞侵蚀下去，最后的结果我们能否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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