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担忧升级 银行资产质量能否驱散阴霾
嘉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郭田勇(微博 专栏)
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 赵庆明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政策室副主任 杨涛
近期，随着央行公布相关数据，由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带来的相关风险再度浮现。超预期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数据使得外界对中资行的风险担忧升级，包括惠誉、标普等国际评级机构更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忧而对未来几年中资行的盈利表示悲观。中资银行是否正在迎来上市以来的第一波资产质量考验？由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带来的风险该如何化解？中资行未来赢利预期是否将如国际评级机构所言的那般悲观？本期金融圆桌邀请银行业专家一一解析。
⊙记者 唐真龙 周鹏峰○编辑 颜剑 于勇
平台贷款到底有多少
上海证券报：近日央行公布，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平台约占70%。同时，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据此测算，平台贷款不超过14.37万亿，由此，外界对中资行风险担忧升级，您怎么看待央行数据背后蕴藏的银行业风险？
郭田勇：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14万亿的平台贷款规模确实超出市场预期，特别是在经济周期下行的担心下，地方政府资金链断裂可能引起平台贷款风险集中爆发，从而可能引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2009年起银监会和财政部就开始对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做过摸底。目前，各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工作正有序推进，2010年末多个省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增速回落明显，由50%以上降至20%以下，并且放贷方式由过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逐步向落实抵、质押担保措施转移。另一方面，银监会两年来不断对新增贷款进行跟踪，对贷款存在风险隐患的要求各银行逐一排查化解，并且要求银行按2.5%的拨备要求进行拨备。
可以说，目前我国银行业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做了一定的准备，整体风险处在可控之中。不过，由于平台贷款普遍额度大，期限长，用途监督存在一定困难，银行业应长期跟踪关注融资平台风险，并逐渐有效化解这种风险。
赵庆明：银行所有的贷款都会面临风险，不独是平台贷款。当前来看，平台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其他贷款来说，确实较为突出。不过，也要从多角度来看待这种风险，无须过度担心或放大。尽管央行的报告并未指明县级平台与县级以上平台在平台贷款中的比重，但是一般认为尽管县级平台所占比重为70%，但是贷款比重可能仅在30%左右，大都认为平台贷款中，县级的风险最大，地市以及省级随着级别越高，风险会相对越小。从这个角度看，其中存在偿还困难的平台贷款并非绝大多数。进一步假设，即使所有的平台贷款都属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也不会超过30%，相对于2010年末我国全部银行业总资产94.26万亿元来看，不良资产率也仅在15%左右，与我国银行业是历史上最困难的2000年前后也根本无法比拟。还有，这些贷款的发放多与我国的政策有关，并非完全市场化的贷款，这就需要政府来出面解决或支持。因此，整体上看，不必过度担忧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
鲁政委：首先，简单根据上述数据，可能会显著高估融资平台贷款数额。根据透露该数据的《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第7页中的原话：“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年末，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30%。”其中的“各地区”、“不超过”等词语显示，其所表述的含义是：在所有存在融资平台的各级政府中，即便是最高的也不超过30%，而到底整体的平均水平是多高，其实并不清楚。理论上说，平均水平可以大大低于30%，因为上述原文至少也涵盖了如下可能：只有一个地区占比接近30%，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大大低于30%的水平上，比如5%左右。如果这样，可能全国平均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充其量就仅在10%左右。
其次，虽然媒体新近又有关于融资平台处理的诸多传闻，但截至目前为止，在融资平台处理上有效的最新官方文件仍是2010年8月下发的《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0〕412号)(俗称“四部委意见”)。考虑到该意见已明确指出，对于融资平台将采取以2010年6月30日为界，采取新老划断的处置办法。这意味着，在2010年6月30日之后继续新增的融资平台贷应该已经不多。而在2008年9月-2010年6月之间，全部信贷149569亿元，简单按照贷款测算，10%的融资平台资金意味着仅有大约1.5万亿的融资平台贷款；考虑到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大约在六成左右，那么，按照社会融资总量的10%来测算，融资平台的贷款也是2.5万亿左右。均大大低于目前媒体估计的水平。
综上，目前融资平台贷款数据因为各方口径和数据不一致，缺乏准确的数据披露，因而引起了市场的多方猜测。但总体上，在中央政府和监管部门已意识到该问题、并正下决心解决的情况下，主要风险其实就已在化解中。同时，在坚持“公益性项目”主要有财政资金偿还，在银监会此前已要求各银行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梳理、打开解包、增加有效担保和抵押物等手段降低未来信用风险的前提下，银行未来因此而出现的损失应该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杨涛：按照央行的说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实际上，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模糊，统计口径不明确，因此央行、银监会与研究者的分析结果并不相同。对此，一方面我们认为背后确实存在值得关注的银行业风险，这种风险短期来看，是信息透明度不足风险，而且部分用于非盈利的平台贷款，很可能会转变为坏账，长期来看则是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过度夸大其影响，因为很多平台贷款是用于有现金流回报的项目，而且只要不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庞大的地方政府资产足以保障不会产生财政支付危机。当然，如果地方政府融资体制长期得不到变革，包括平台贷款在内的隐形负债很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
贷款风险如何分担
上海证券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责任要如何分摊？其中银行要承担的比重有多大？
赵庆明：现在部分人或评级机构认为，商业银行应该承担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或损失，其实不然，平台贷款的集中发放是商业银行响应我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地方政府长期融资渠道(即市政债)并未解决的必然结果。从平台贷款所支持的项目来看，这些项目大多属于基础设施中的公共设施，根本上应该由财政资金或者融资期限在30-50年的长期债券融资来解决，如果期限拉长至30年甚至超过50年，各地的偿付能力并不会低，而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来说，超过5年的就属长期，目前在银行很难或者根本上难以发放超过15年的贷款，这种资金供给与需求在期限上的不匹配，也就决定了相对加剧了贷款资金的风险。因此，就平台贷款的风险责任来说，决不能将责任的板子主要打在商业银行的屁股上。亦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在于建立解决地方政府的长期融资之道，即放闸市政债，逐步由市政债来替换平台贷款。当然，如果这些平台贷款中，商业银行又恶意违规行为，所发生的主要损失还是应该由银行承担。至于说，由新创设的类似于当年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特殊机构来清理2-3万亿的所谓高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我认为这种方案并不可行，一是一旦确定该方案，高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那么何止是已经摸清的2-3万亿元，道德风险一定会使得更多的地方政府加入到争取不良行列，就会出现一轮“跑部”的现象。二是这并未根本上解决我国城市化加快与地方政府市政建设融资不畅的根本矛盾。
郭田勇：对于平台贷款风险，目前最重要是摸清贷款规模，甄别债务结构，由各方分担处理。对于投向公益类项目，违约风险较高的平台贷款，中央政府承担一部分贷款偿还，国有银行承担一部分贷款损失。对于收益类的平台贷款，可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接手。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逐步解除地方政府出售债券的限制，改变地方政府融资以平台贷款为主的格局。这种分担的好处是即使中央政府未来政策更为稳健、又是对地方投资冲动的惩罚，还使银行引以为鉴、更审慎。
鲁政委：按照我们前文估计的1.5-2.5万亿的规模，即使按照最为极端的全损、且即使银行分担1/3进行估计，其损失也仅在5000-8000亿元之间，不超过目前银行业一年的利润总额，总体上仍不会对银行构成特别大的冲击。
杨涛：现有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实际上难以真正追究责任。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特定城市化阶段承担了巨大的投资职责，而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建设资金来源的地方税、市政债券，在我国都还有所缺位，因此依靠卖地、平台贷款及其他隐形债务融资，都是不得已的行为。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发放平台贷款也是其市场选择，何况在投资迅速扩张的时期，这类贷款反而表现得更像优质贷款。因此，与其要追责，还不如多重视未来改革，一是弱化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二是改革财税体制，减少地方政府“非规范”融资冲动。当然，对于可能的债务危机来说，进行债务重组是必然的，但目前是否到了不得不重组的时期还值得商榷。
上海证券报：从紧的货币政策给中资银行带来较大的压力，目前除了四大行之外，其他银行都有较大的流动性压力，您如何看待下半年货币政策的取向，银行如何适应这种压力，对其经营会产生何种影响？
赵庆明：自去年10月以来，我国央行已经连续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到了21%的最新历史高位，并且仍有可能进一步上调。部分商业银行仍然大量贷款，以至于存贷比接近或超过了监管部门要求的75%上限，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的情形下，这部分银行必然面临的较大的流动性压力，这种压力的解决之道，首先是靠增加存款，但是如果大部分银行都在争存款、拉存款，那么，任何一家银行存款的相对多增都是极其困难的；其次，就是要减少贷款增量，甚至是绝对的降低贷款存量，来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走向，我个人认为，仍然存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的可能，但是整体的紧缩程度会比上半年有所放松。
郭田勇：关于货币政策走向，我们认为通货膨胀仍是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首要问题，特别是在日前南方旱涝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我国仍将面临不小的通胀压力。此外，我国中央银行法中规定的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着说明与促进增长相比，控制通胀应是第一位的。因此，在通胀得到基本控制或出现趋势性回落之前，仍将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央行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负利率下居民存款流失等因素的影响下，商业银行势必将面临流动性紧缺的局面。而面对存贷比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意味着商业银行将难以维持单纯依靠存贷款规模赚取利差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一方面应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在实际上偏紧的政策取向面前，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均感受到较大的流动性压力是正常。对于下半年，我们预期：偏紧的政策仍会继续维持。此种政策取向，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首先是必须高度重视流动性管理，将确保流动性安全置于贷款投放之前，这将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其次，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会大大增强，这有利于扩大净息差。
杨涛：目前央行强调下半年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其内涵实际上仍然是中性偏紧的概念，这是因为国内通胀压力仍然较高，同时下半年全球货币政策都有转向偏紧的趋势。当然，偏紧的货币政策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隐形的信贷增长约束，会限制银行利息收入的规模增长，另一方面，但偏紧的贷款额度导致银行议价能力增强，扩大了息差，提升了银行盈利能力。下半年来看，应该说由于受到规模约束，中小银行将面临更大的负面压力，它们进行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的创新冲动也更高。
惠誉担忧言过其实
上海证券报：此前，标普、惠誉都曾因对中资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房地产贷款质量的担忧等，表示不看好未来三年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前景，并认为不良有可能大幅反弹，您怎么看待国际评级机构的这一预测？中资行资产质量是否到了触底反弹的局面？其成长性也达到了阶段性顶点？中行行长李礼辉(专栏)此前也表示，很难保证未来几年业绩都能保持20%以上的增速。您如何看待今年和未来几年中资银行的盈利？
郭田勇：融资平台贷款中的问题资产会对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短期的负面影响。从房地产贷款看，虽然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了房地产市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我国房价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而且中资银行在房价下跌的压力测试中也表现出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前景并不会受到上述因素的较大影响。从成长性角度看，应该说，中资银行在过去几年中保持了较快的业绩增速，这多少得益于中资银行庞大的资产规模和固定的利差收益。虽然这种简单依靠规模利差收益的成长模式在未来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其成长性到达了阶段性顶点。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竞争加剧的格局下，未来中资银行若能继续提高中间业务比重，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探寻出符合自身特色和专长的业务模式，就能突破目前单纯依靠资产规模的瓶颈限制，创造出新的增长路径。
赵庆明：对这些外资评级机构的担忧确实有必要重视，不过，我个人认为它们对某些问题有人为过度放大之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既不可能过度放大，也不能放任不管，尤其要根据我国城市化加快这一不可能阻挡的现实大势建立地方政府长期融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贷款的模式。我国商业银行的成长性依赖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情况，尽管我国经济很难长期维持过去30年年均接近10%的增速，但是有理由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经济仍能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因此，也有理由相信我国商业银行也仍能维持较高的成长性，尤其是也要考虑到我国金融仍不发达，居民和企业的很多金融需求仍未满足，金融业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鲁政委：首先，历史显示，海外机构对于中国银行业的看法，几乎很少最终是正确的。
其次，如果试图将未来三年的盈利情况与2007-2010年的情况进行比较，那么，随着信贷大规模投放期的结束、随着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商业银行转型继续深入、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未来三年银行的盈利速度下降几乎是必然的。当然，这种比较是将非正常时期的日子和过平常日子的时期进行比较，是不妥当的。
第三，银行是个顺周期的行业，随着经济波动其资产质量也会出现相应波动，只要在警戒线以下，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一定波动其实是完全正常的。更何况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在连年“双降”之后，不良率无论是相对于历史水平还是相对于国际经验水平，都已处在相当地的水平上。未来随着银行转型，更多向中小企业等进行信贷倾斜，未来不良贷款即使出现一定的上升，也是情理之中的。
杨涛：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逐渐下降，去年达到1.14的最低点。可以预见，由于扩大内需过程中贷款发放过多过快，加上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因素，未来几年银行不良率很可能会反弹上升。但是，几大评级机构对于中国银行业不良的判断前景可能有夸大之嫌，因为其分析方法与逻辑也存在偏颇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