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利润制造机还在继续运转，不断积蓄的风险和忧心忡忡的监管赛跑

　　□ 本刊记者 温秀 杨娜 | 文

　　刚刚结束年报全球路演的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高管坦言，如今欧美投资者对中国上市银行增长潜力的关注，似乎已代替了往年对贷款风险的担忧。

　　这已是中国的大行们连续五个季度净利润增长超过25%了。今年一季度，低迷已久的银行股终于引来一波绝地反击的行情，然而，这波行情到4月28日工农中建四大行灿烂的一季报发布之时，似已告终结。

　　一位银行高管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去年，不少银行年报全球路演都变成了地方融资平台专场，但今年除了房地产贷款的风险还会提及，欧美投资者更为关注的是宏观政策走向对银行经营业绩的影响，从加息预期到利率市场化，不一而足。

　　关于中国银行股估值问题的分歧再度成为投资者关切的话题。尤其是4月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相对比较激进的惠誉，以未来银行业资产品质恶化为由，将中国主权本币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却未调整银行业的评级。

　　“中国银行业近两年发放了大量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相关贷款。未来的资产质量若因此发生显著恶化，而银行的拨备覆盖和净资本又无法有效覆盖产生的损失时，我们预期政府会尽可能地提供财务支持。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潜在债务会有较大增长。为此，惠誉在近期调整了中国主权本币评级的展望，但保持银行业评级的稳定。”惠誉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席董事温春岭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标普也维持了对中国银行业“稳定”的看法。“假设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大幅上升至10%，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每年的拨备前盈利能力、现有拨备、资本水平，足以覆盖这一风险。”标准普尔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廖强表示，“但是信用损失不太可能均匀出现，而更可能是集中爆发，这正是监管当局一再要求银行提高拨备和资本水平等各种buffer(缓冲垫)的原因。”

　　5月3日，银监会发布监管新规，强化了银行资本监管等一系列门槛。

　　息差之美

　　大行丰厚的利润增长，仍主要来自于饱受诟病的固定息差。央行上半年两次加息后，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四大行陆续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农行净利润增长36%，居同业最高，但较去年四季度的83%有显著下降，显示股改红利正在衰减；建行以34%的净利润增幅位列第二，但该行也是四大行中惟一较去年四季度有显著增长的银行；工行、中行净利润增长都不到但接近30%。

　　一家熟悉财务的大行高管表示，央行近两次都是对称加息，活期存款会立即调整定价，而贷款定价实际会相对滞后，所以部分银行息差其实有所收窄。不过，在利率上升基本趋稳，贷款重定价得以跟进后，息差仍有上升空间。

　　业内人士分析，中行是大行中惟一净息差下降的银行。主要因其活期存款较少，贷存比相对较高，对同业市场依赖性较大，一季度市场利率上升后，面临的流动性压力相对较大。

　　在以息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下，各家银行在二季度依旧“稳增贷款、猛抢存款”。

　　同业交换数据显示，工农中建四大行4月新增贷款约2606亿元，较上月略有上升，但总体趋于平稳。上月的这一数据是2420亿元。

　　一位大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货币监管当局对于各主要商业银行的投放规模已经落实到逐月考核，甚至逐日监测，四大行的信贷投放量几无悬念，不会大起大落，早投放早收益的惯常做法，被压缩到了单月之内，即尽量月初月中投放。

　　令人关注的是，一季度末存款冲高的代价是存款回落。截至今年4月28日，几家主要银行的新增人民币存款环比全部为负增长。同业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存款负增长幅度最大者，中行、农行不相上下，较上月负增长近4000亿元，幅度最小的是建行，不到2000亿元。

　　前述大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随着监管部门推行实贷实付制，过去那种贷款后不进入实体经济，却回到银行账面上的情况会受到规范，贷款变存款的做法也受到约束。

　　谈及市场关心的利率市场化进展，有银行高管表示，在把银行理财产品纳入存款口径之后，考虑到理财产品的回报率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可以说存款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并没有太大的改革动力。”

　　新规挑战

　　5月3日银监会发布监管新规，主要涉及三方面：强化资本监管、改进流动性风险监管、强化贷款损失准备监管。

　　其中资本监管标准备受关注。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介绍称，新规制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计提2.5%的留存超额资本要求；计提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与此前相比，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再度提高了0.5个百分点。

　　由于尚未就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定义达成共识，除了五大行，哪些银行会被列入系统性重要银行，变数尚存。

　　去年7月上市的农行，一季度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已经下降到11.4%，低于监管底线。

　　在强化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方面，监管当局提出，贷款拨备率不得低于2.5%。这是因为目前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较高，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重更高。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四大行中长期贷款余额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在60%到70%左右，但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平均占比超过了70%。其中，建行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60.8%，为同业最低；而中行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所占比重高达97%。

　　中长期贷款具有固化资本、风险积累延迟反应的特点，银监会一直对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心存忧虑。有监管高层在内部会议直言，很多中长期贷款都有十年之久的宽限期，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都不用还本，风险可想而知。

　　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指标的消息自去年年底传出以来，市场早已提前消化。

　　重估风险

　　监管当局和银行在风险评估上显然还缺乏共识和信任。“以融资平台为例，监管者和银行家们最大的分歧所在，就是银行认为地方政府的支持千差万别，但的确存在，不能仅按项目自身现金流的覆盖情况一刀切，目前风险可控；而监管似乎倾向于认为最后一旦出现坏账，势必是银行和地方政府分担，现在通过落实担保等手段，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潜在损失。”廖强称。

　　而银行和监管当局对贷款分类准确度的分歧则更为突出。一位大型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坦承，当前不良贷款比例已降到几乎接近底线的程度，如果一举降低到1%以下，那么未来的资产质量就没有弹性了。

　　建行去年对200多亿元现有贷款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建行首席风险官黄志凌称，不良贷款的分类不应该只看现状和结果，还要看趋势，如果一家暂时还能够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现金流有下降的趋势，就要考虑退出或者调整分类。

　　工行行长杨凯生(专栏)亦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赞成对贷款分类准确度和迁徙率的关注。他认为此举对工行的拨备计提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虽然几大行表现乐观，但准确分类对银行业的挑战并不小。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专栏)就曾直言，因分类不够科学，当前1.14%的不良贷款率恐怕有水分，“中国银行业不良率2%应是个正常水平”。

　　建行副行长庞秀生亦表示，中国经济当前孕育着很多风险，有的还在积聚，未必所有的风险都可以实现软着陆。不过，不同的市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不同，定价也不同，商业银行需要在投资者、客户、竞争对手乃至自身发展之间实现平衡，“很微妙”。

　　本刊记者杨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