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巴塞尔协议Ⅲ的通过，成为近几十年来全球银行业监管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但对于目前的中资银行而言，这一消息所带来的冲击相对和缓。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中国对银行业的监管指标已经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因此对中资银行的影响短期来看并不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国有大行及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8%分别提升到11.5%及10%以上。而这均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水平。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昨日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现在具体评估对银行的影响为时尚早。“巴塞尔协议Ⅲ实施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的一些银行甚至提出要到2017年才会实施。至于中国何时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亦不能预计。”

　　寻求资本节约型经营

　　按照进度安排，我国大型银行在2010年末开始试行巴塞尔新协议，2013年大型银行全部实施。在过渡期间，对大银行实行双轨制，即新老办法同时实施。目前银监会还是以巴塞尔协议Ⅱ作为执行的主要标准，同时参考巴塞尔协议Ⅲ。

　　“由于我国银行资本结构相对欧美银行要简单，同时批发性融资比例低，所以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实质影响小。”华泰联合银行业分析师吴松凯指出。

　　此次金融危机后，中资银行的大量信贷投放延续并扩大了银行业的高资本消耗模式，凸显银行经营依然依赖于存贷款利差的格局。但今年以来的银行“再融资潮”，促使中国银行业开始寻求资本节约型的经营模式。

　　工商银行投行部研究中心博士史晨昱指出，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准确、科学计量资本，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流程，加快资源整合等策略，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中国商业银行的主体业务仍集中在存贷市场。危机后国际金融机构将重新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创新短板和制度困境，乘虚而入。”他表示。

　　海外拓展面临资本障碍

　　另外，中资银行的海外拓展也可能面临新的障碍。

　　分析人士表示，加强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尤其是资本监管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议题之一。而随着全球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中资银行的海外分行依靠总行来做中国业务的海外发展模式或将改变，与西方同业的公平竞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

　　但未来业务拓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当地监管要求的升级也将给这些分支机构带来严峻挑战，中资银行在海外的资本障碍变得更为迫切，不仅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应实现资本来源的多样化。

　　吴松凯认为，我国监管部门和国际相关部门沟通较多，经常引进最新的监管理念和措施。而新资本协议的推行，对于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