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海南省屯昌县枫木镇农民许权东在当地信用社门前的催款公告上惊讶地发现，父亲许用钦在2002年过世，却在2005年欠下了一笔5000元的贷款。一时间，“死人被贷款”的消息搅热了平静的乡村。

　　半月谈记者调查后发现，除此之外，在枫木镇还有更多的活人“被贷款”，数额多的达4万元，少的也有5000元。当地农民反映，枫木镇每个村都有农民“被贷款”，粗略估计不下百人。究竟是谁在盗用农民的隐私和信用？农村金融机构还有多少漏洞？

　　小镇农民“被贷款”

　　个人隐私疑被盗用

　　2009年9月，枫木镇农民林诗艺突然收到枫木信用社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称其在1994年办理过4万元的贷款，贷款用途是“建房”，至今本息累计已达11万多元。林诗艺家庭年收入不到万元，这份通知书犹如晴天霹雳。“我只在信用社存钱，从来没有贷款过，1994年也没有建房。”林诗艺委屈地说。

　　与林诗艺情况类似的还有枫木镇岭仔村村民蔡开永夫妇。因为被冒名贷款，蔡开永夫妇已进入农信社的贷款黑名单，其子女上大学都无法在农信社申请助学贷款。蔡开永说，2009年他两个子女考上海南省医学院，但在农信社填贷款申请表时，却被告知夫妻二人曾在2004年办过1.3元的贷款，至今仍有拖欠贷款的记录。

　　“我确定无疑，在哪一家银行都从来没有办过贷款。”蔡开永和妻子思来想去，认为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曾将户口本交给当时在枫木信用社工作的王群。蔡开永说，当年王群曾游说可以在信用社办理不需利息的贷款，他轻信后便将户口本交给王群，半个月后被告知“办不了了”。拿回户口本后，他也没再将此事放在心上。

　　得知自家有“欠贷”的记录后，蔡开永找到王群，王群的答复是：不是你贷的款你不用管，也不用怕催款，自然有人帮你还的。蔡开永随即将自己“被贷款”的情况反映给枫木信用社。“虽然现在信用社没有再催款，但我们还是心有余悸。”蔡开永说，枫木镇几乎每个村都有农民无缘无故地“被贷款”，此事在当地已经掀起了波澜，许多受影响的农民怀疑自己的个人隐私被他人盗用，并且强烈要求农信社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无头债”让农民深陷信用危机

　　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林诗艺到枫木镇派出所报案，但办案民警告知“时间太久无法立案”。他便通过朋友找当地检察院的人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则是：“你不要再找他们了，他们也不会找你的。”林诗艺说，这话的意思是“贷款的事我不用管了”，“但我的名字还在信用社的账单上，等我们老死了，说不定这笔账还会转嫁到小孩头上”。

　　林诗艺说，在农村，乡里乡亲最看重的是信用，一个人没了信用就会被亲戚朋友瞧不起，所以，“被贷款”事件已经对他的名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蔡开永难过地说，因为有“呆账”，不能办贷款，孩子们的学费便没了着落。幸好可以从屯昌县教育局申请“高等学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才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解决“被贷款”，他曾去过县法院反映情况，但没人受理，无助的夫妇俩只能在家里等消息。

　　“我父亲过世了还能办贷款，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明显就是有人造假，套取国有资产，骗取储户钱财。”许权东说，“我希望政府能尽快把贪污的人、骗钱的人抓起来，还我们一个公道。”

　　农村金融安全究竟有多少漏洞

　　针对多位农民“被贷款”一事，屯昌县农信社主任张春华说，此事还在梳理阶段。农信社正在配合县纪委、公安专案组进行调查，要等司法部门得出结论后才能向媒体公布。然而，截至记者发稿时，“被贷款”的农民仍然在当地农信社贷款的“黑名单”上，他们的信用仍然遭受质疑，事件的幕后黑手仍然是个悬念。

　　张春华说，在省农信联社成立之前，信用社的内部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他自2009年底上任后，便安排小额信贷部的人员逐村逐户催收不良贷款，一旦发现哪笔账有可能是“被贷款”，便要求农民写说明，并盖章确认，县农信社再派人清查。

　　对此，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新闻发言人陈奎明坦承，省农信联社2007年8月挂牌成立以前，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个别地方信用社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冒名、借名、假名贷款。他举例说，省农信联社曾根据一名“被贷款”农民的举报，查出一名公职人员利用几十个农民身份证贷款30多万元的案件。

　　陈奎明同时表示，省农信联社自成立以来，不断加大改革和内部治理力度，对内部人员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先后有21名市县农信社高管受处罚，其中撤职6名、降职8名、离岗清收6名，还有1名被判刑；另有200多名其他相关贷款责任人先后离岗清收，40人被解除劳动合同，11人被移交司法机关。他说：“省农信联社决不让农民为农信社内部违规行为‘背黑锅’。”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处长吴鹤立分析认为，冒名放贷是违法行为，给农村金融安全造成直接的金融风险。在全国很多地方，只要有农村小额信贷就存在冒名放贷的违法行径。农村金融机构尽管有很多明确规定来规范放贷行为，但仍然有不少漏洞，这和农村金融网点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监督成本高、难度大有关。

　　吴鹤立说，海南省农信联社成立之前，经常发生市县农信社主任卷款几千万元逃跑的事情。目前，省农信联社不断加强内控制度的完善，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对县级农信社实行多头领导相互制约、高管权力相互制衡、大额贷款审批人员交纳风险金等管理办法，使犯罪成本大大增加，有效地遏制了农村金融犯罪案件的增长势头。

　　“但海南省农信联社亟须针对基层管理漏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大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强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最大程度地保障农民的隐私权，维护农民的信用。”吴鹤立说。(记者 赵叶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