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晓童 上海报道
居安思危。眼下,这一古训似乎更适合银行业第三“梯队”——城市商业银行。
今年上半年,城商行搭上信贷冲锋“末班车”,尤其是5、6月份出现快速增长,并改善了业绩表现。7月29日,本报记者抽样调查的数家城商行,不仅提前完成全年信贷新增计划,部分城商行的净利润甚至同比增幅达到10%至20%。
但正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期警示,银行业贷款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风险隐患也在增加,银行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
城商行概莫能外。多家城商行人士透露,近期,银行内部已传达监管层的风险提示,要求城商行高度关注五类风险,包括贷款集中度、政府平台、票据融资、银行卡、按揭和房地产贷款等;同时要求城商行坚守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信贷集中度等风险管理底线。
实际上,城商行也在考虑各类风险因素。本报记者与多家城商行人士沟通时发现,他们认为当前城商行的最大问题为“不自量力”,盲目跟随大行信贷扩张的步伐,埋下风险隐患;因为过快的信贷投放,城商行大量消耗并不雄厚的资本金,风险抵御能力迅速下降。与此同时,由于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令主动负债(如发行金融债)能力不强的城商行,或将面临流动性风险的隐忧。
此外,一位地方金融官员指出,城商行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客户群经营状况不佳。
城商行“跟风”两大表现
城商行或将递交一份“亮丽”的半年报,主要原因是信贷快速增长对冲了利差收窄的负面影响。
多家城商行年中工作会议传出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均提前完成全年信贷新增计划,信贷增幅(较年初)约为20%至30%,个别城商行更高,如南京银行。6月22日,一家著名券商的研究员称,当时南京银行的贷款投放已经达到年初制定的增幅40%、新增160亿元的目标。
作为城商行老大的北京银行也不例外。7月17日,上述券商研究员预计,北京银行贷款规模已经基本达到全年目标(同比增长32%或600 亿元),全年有望实现40%以上的高增长(780 亿元)。
大量的信贷投放确保了半年度利润目标的实现。部分大型城商行内部人士均表示,这些城商行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10%至20%。
但一家大型城商行中层人士直言,今年以来,城商行紧跟大行信贷扩张的步伐,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本金,而且可能埋下较大的风险隐患,若不及时补充资本,增提拨备,风险抵御能力将会快速下降。
“跟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些城商行拿不到大项目,就做一些大项目的配套设施;其次,由于省、市政府投融资平台跟大银行签约,对城商行产生“挤出效应”,失落的城商行就转攻区、县政府,甚至镇政府。由于贷款投放过快,一些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快速下降。比如,某城商行不到一年的时间,资本充足率就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城商行并没有‘跟风’的实力,所以,只能是一种盲目跟随,不自量力!”前述城商行中层人士坦言。
监管部门警示五大风险
一些城商行近日召开的年中工作会议上,一把手们首先会传达来自监管层的风险提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贷款集中度、政府平台、票据融资、银行卡、按揭和房地产贷款风险。
7月29日,一家大型城商行人士称,该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主要是信贷集中度偏高。而因为贷“长”、贷“大”,部分城商行已经突破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10%、集团客户15%的监管红线。
东部某城商行中层人士也认同,当前对于中小城商行而言,最大的风险是信贷集中度过高。但他认为,上述五类风险并非问题的全部,深层次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基本面出现调整,城商行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流动性都存在风险隐患。
央行公布的6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显示,活期存款增量明显高于定期存款。如企业存款中,6月末活期存款余额约为12万亿元,比上月增加8894亿元;定期存款余额11.1万亿元,比上月增加4007亿元。
大银行可以通过发行金融债化解期限结构错配问题,城商行如果储蓄存款的比重较高,也可以缓解错配问题。但部分城商行的半年报数据显示,储蓄存款增幅远低于对公存款,而对公存款增量中,又以票据保证金为主。
7月29日,一位城商行资金业务人士称,目前小银行的主动负债能力还不强,原因是缺乏研发机构,不能对资本补充、负债来源组织等重大问题作出长远规划。
不过,一些上市城商行已开始尝试主动负债。6月25日,宁波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50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为5年期浮动利率债券。
除流动性隐患之外,因为不审慎行为而诱发的声誉风险,对于城商行的影响也很大。前述城商行管理层人士称,如果一家小银行出现重大违规,如发生案件,就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准入,甚至导致存量业务发生异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