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瑞芸 李振华 北京报道

    民生银行在每一个关键时点应该做什么？董事长董文标对此相当清楚，“我不可能踏上一个我不知道的‘地雷’。”他在谨慎中透露出非凡的自信。

　　在资产超过万亿、用十年时间走过其他银行20年道路的关键时点，董文标把民生银行的方向定位为“两手抓”：一手全力推进和完善内部的事业部制改革，一手推动综合化、国际化的战略布局，两手都不误，两手都赚钱。

　　很多人曾经因为民生银行的超常规发展而质疑其审慎经营，董文标也曾因此备受压力，但作为民营资本在中国银行业的典型，“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只要有好的机遇、制度和团队，银行发展快一些是完全可能的。”

　　在“用传统的银行发展模式使民生银行发展达到了极限”之后，董文标开始思考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从原来的规模外延型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增长。这就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推行的事业部制改革。当时在民生银行内部，很多人对此心存疑虑。在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开始连续降息之后，全行上下终于意识到改革抓住了最好时机。

　　至于综合化和国际化的举措，董文标坦言：“每一次投资我们都会计算成本和收益。”

　　近日，董文标接受记者专访，详解民生银行民营资本背景的体制优势，事业部改革后续进展，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历程，以及他对民生银行重大战略的深入思考。

　　民营资本的力量：资本≠效率

　　市场经济承认的是效率，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小，规模大不一定有高效率，不一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21世纪》：民生银行在1996年初成立，这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银行体制下，民生银行的成立实现了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突破。你如何评价这些年来中国银行业中民营资本力量的变化？

　　董文标：中国的银行业开放相对于其他行业要晚一些，1996年初民生银行成立并运营，在这之前，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性质的，民营资本在银行界是少有的。这十多年来，在中国银行业，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银行，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等很多方面，与国有银行相比，仍然是相对薄弱的。

　　《21世纪》：2004年之前，国有银行没有开始股份制改造时，股份制银行发展非常快，但2004年以后，随着国有银行股改的推进，似乎是国有银行力量有所加强，而股份制银行则在走下坡路，似乎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你如何看待民生银行未来要走的道路和方向？

　　董文标：2004年，这个提法是没有错的，但前提是，正是由于股份制银行前些年的试验，国有银行股改才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在这方面，股份制银行是国有银行的探路者。

　　至于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以后，我们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就没有了，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一方面，虽然国有银行进行了股改，但其本身的治理结构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不同的金融机构来为市场提供不同的产品，所以，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深化，每家银行的商业定位也会变得不一样。当然，从传统银行的概念上来说，也就是存贷款方面而言，国有银行仍然具有一定规模优势，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家银行都会根据自身定位，在各自的领域显示出不同的优势。信用卡业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由于各家银行定位不同，国有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未必能做得过股份制银行。

　　所以，此消彼长的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之后，他们确实体现出巨大规模的优势，但规模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比如人均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国内几家先进的股份制银行比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多数倍，这就是效率。市场承认效率，而不讲究规模。

　　总结回答你的问题，第一，股份制银行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先导者，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可遵循的路径；第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的深化，银行同质化现象将会改变，各家银行将会找到并发挥自身优势；第三，市场经济承认的是效率，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小，规模大不一定有高效率，不一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21世纪》：我曾经和一些国有银行高管进行过交流，他们的观点是，未来的银行竞争是资本的竞争，因为掌握了强大资本就能够收购一切可以收购的资产。

　　董文标：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基于传统银行发展模式所得出的结论，但市场深化后，这个判断就不一定正确。举例而言，英国的劳埃德银行(Lloyds TSB)，规模不很大，但却是欧洲最受尊崇、效益最好的银行之一。另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投行部门的几百人就可以把十几万人的银行集团搞垮。所以，规模大不一定就有优势。有巨额资本当然是件好事，但在很多时候也是麻烦，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并且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又不是静止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

　　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需要银行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产品。2004年下半年，我就提出民生银行应该有所提升，是质量的提升，而不是规模的提升。我并不要求民生银行员工不停地发放贷款，不停地吸收存款，然后把规模搞得非常大，我们必须追求质量和效益。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了我们半年报中间的成本收入比情况，去年我曾经提出，三年内我们要达到目前的成本收入比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比较成熟的水平。但是很短时间内我们就达到了目标，成本大幅下降，收入大幅提升。同时，民生银行的中间业务也增长得非常快。

　　《21世纪》：很多证券分析人士认为，民生银行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一家资本实力不强、起点不高的银行来说，不激进就不能发展，过于激进就有可能导致风险。你如何看待民生银行未来的发展战略问题？

　　董文标：欧洲银行业发展了300多年，而中国银行业才30年，按照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银行业发展得太快了。同样的，民生银行用10年时间走完了国内银行20年的道路，社会各界肯定会对其发展速度有所质疑，因为银行向来都要求审慎经营。很多人认为，如此快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承担了很大压力。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第二，发展必须依托三个前提，首要前提是银行要抓住好的发展机遇，其次要形成一套比较好的、足以加速银行发展的制度，最后还要有一支好的团队和足以理解上述制度的一种好的观念。

　　我曾经提出，民生银行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超常规发展。超常规发展的一个前提是，从2002年起，民生银行收走了分支行行长的贷款审批权，在全系统建立一套独立的贷款审批体系，这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严格地控制了风险。在中国银行业，行长们天生地就认为自己应该有贷款审批权，但如果分行行长有贷款审批权，他们在业绩压力和奖金诱惑下，就很难把控住贷款风险，这已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案例反复证实。说到风险，很多人对于民生银行很低的不良贷款率持有怀疑态度，但是你们想想，民生银行一万多亿资产的规模，即使可以一年两年三年地去做假，也不可能做假十年，好的资产质量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觉得民生银行董事会上争论激烈，可是有哪家银行像民生银行这样呢！多争论并没有坏处，每位董事都将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做讨论，为自身的利益争辩，这才是好的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