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四大行总部迁居上海

　　这是一个典型的虚拟语气。

　　因此，没有人对这个虚拟语气所指向的事情在短期内实现作太多预期。不过，我们又无法完全回避开这个虚拟语气，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夙愿正一天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时俱进”，这个“国家战略”如何从宏大的战略走向规划和战术，甚至于细节，正在考验着落实这个国家战略的探索者们。

　　快速起飞的中国经济、先天良好雄厚的经济基础、相对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本积累、基于港口的贸易实力、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优势、证券交易所和期货衍生品交易所的经验、外汇交易中心和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甚至央行第二总部所在地……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序列，让人踌躇满志；尤其是上证所在迎来17周岁生日时，其总市值已跃升全球第六、亚太第二，更让人心生欢喜，按照一些简单的规模标准，上海似乎已经接近了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宏伟目标。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些数据。截至上周五，上证所的总市值达到26.6万亿元（别忘了，其中流通市值只有6.7万亿元），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融资确实已今非昔比；不过，和间接融资“老大哥”相比，直接融资还是相形见绌。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52.6万元，上海的同期这一数据是4万亿元。没有找到北京的同期数据，但即便在2006年末，北京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17.3万亿元，占当期全国数据的44%。在日益热闹繁华的金融街，一种说法是这里金融机构管理的金融资产总额就达到16.2万亿元（截至2006年8月数据），这个数据未必准确， 但四大行的清算都在北京，每天几千亿元的头寸足以代表这个城市的金融实力。

　　回到上海。以上悬殊的数据还只是困难的一部分。金融创新的动力和制度激励、软实力的阙如可能才是更大的掣肘。如果四大行总部可以“迁居”上海，甚至更大胆的提法，金融监管机构可以“移师”上海，那么上海无疑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但国际金融中心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者和探索者们面临的考验无疑是全方位的。在虚拟语气无法成为现实前，让我们来想想在约束条件下，如何追求最大化。

　　解决方案似乎离不开一个老套但管用的说法：系统工程。两端的努力将成为系统工程的双翼。激发上海的市场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是为一翼。中国的改革始终涂有浓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色彩，尤其是金融改革，政府在其中的功能如同中枢，这样的改革取向虽然保证了改革推进的效率和整体格局，但却无法激发市场自身的创新能力。从政府推动过渡到“政府+市场”模式，可能是目前急需的一个转变，将集权金融监管的一部分审批权下放到市场，在一些领域，例如金融综合经营等领域进行市场化的先行先试，从而带动金融创新，应该是当前的重要突破口。在“政府+市场”逐渐成形之后，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才是市场直接激励的金融创新。

　　培育上海的市场吸引力亦不可或缺，是为另一翼。吸引力的描述可以很宏观，也可以很直接——上海的空气质量是否达到要求？金融人才在上海的税收安排是否比香港更有吸引力？从市中心到机场是否能在确定的时间内到达？机场航班是否准点？星级饭店的服务水平是否够好？这些无疑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意味着，每一位建设者都是一架庞大机器的一部分，甚至是一颗螺丝钉。然而，在每一项伟大的成就背后，都隐现着务实的规划、大胆的推进、审慎的执行和周到的协调，而这些都需要探索者的智慧、勇气和推进。种种迹象显示，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最近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就任上海市副市长，据悉，上任不足一月，屠光绍已经马不停蹄地对几十家北京和上海的金融机构进行了调研。屠光绍曾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设计（NET市场），并担任上证所总经理长达5年；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期间，他是股权分置改革、新股恢复发行和公司债等重要事件的直接推动者。如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难题摆在了他和同事们的面前，我们期待探索者们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