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自述：香港派往内地从苦差到优差

　　韩圣海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关达昌的脸上写满了银行家式的和蔼，普通话的表达甚为流畅，尽管算不上标准。

　　1981年，23岁的关达昌还只能被香港同事亲昵地称为“小关”。就在那一年，他首次来到上海。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已然是国际大都市，生活舒适，景象繁华。上海则刚刚开放，和关达昌想象中的远东大都会相去甚远，关达昌用“灰茫茫”来形容他对上海的第一印象。

　　“小关”当时的任务是给内地员工培训银行业务，“当时东亚银行上海分行多是老员工，做了几十年的，几乎没有年轻员工，客户主要是外贸公司，培训也比较简单，只有国际贸易业务可做。”

　　80年代，和东亚银行同时在内地做业务的还有汇丰、渣打和新加坡华侨银行，在外资银行中称为“老四家”，主要业务无一例外都是国际贸易业务。

　　关达昌在80年代多次往返沪港两地，尽管当时他们在上海入住锦江饭店，但在他的香港同事看来，去内地工作是一个 “苦差”。

　　令关达昌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80年代的上海，内地员工还不可以自由流动，招人也不那么自如，你要10个员工，有关部门就分配给你10个，没有多大余地。

　　因为相对丰富的内地经历，关达昌从1987年被东亚银行总部派往内地拓展业务。几乎没有任何抱怨，带着一股年轻人的闯劲，关达昌就来了内地。

　　“当时说是两年，没想到，在内地一呆就是20年。”关达昌微笑着说。

　　在关达昌记忆中，外资银行的信贷业务在内地真正做起来是在上世纪90年代。监管部门开始尝试让更多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开展业务。

　　对于当时已经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老四家”来说，对于更多外资银行的进入还是有点忐忑，第一反应就是“就这么一碟菜，那么多外资银行，怎么吃？”

　　幸好，在迎来更多市场新进者的同时，外资银行也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它们开始被允许从事外币信贷业务和非居民的外币业务，业务渐渐多了起来。

　　关达昌对1997年印象深刻，那一年，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开始让外资银行试点做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

　　为开展人民币业务，包括东亚银行在内的不少外资银行将上海分行注册到了浦东，尽管营业执照上允许的经营地域也只有相对有限的几个省市，但对于外资银行来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资银行迎来了在中国内地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自2001年起，中国银行业逐步走向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的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每年都有所扩大。

　　当然，对外资银行来说，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还是去年底对外资法人银行开放的人民币零售银行业务。

　　关达昌说：“人民币零售银行业务，我们等了20年，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

　　不过，在关达昌看来，尽管潜力巨大，但内地零售银行的盈利还是要慢慢等，用长远的市场眼光去看。

　　关达昌认为，从市场开放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速度还是比较合理的，尤其是过去10年，中国银行业发展速度迅猛，中资银行的服务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资银行的服务水平也在进步，和外资银行相差并不大，从硬件角度说，不少中资银行硬件可能还比外资银行先进。”

　　改革开放近30年，

　　作为内地银行业发展和开放的亲历者，关达昌说：“中国银行业基本面和服务水平近10年的飞速提升对中国经济的成长也是一个巨大推动，近20年的经济增长，银行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企业的成长离不开银行，银行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两者相辅相成，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1987年至今，转眼已是20年，关达昌始终没有离开内地。昔日的“小关”也成长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副行长。

　　眼下，在内地工作已经被东亚银行香港总部的员工视为“优差”。回港驻留时候，当年的朋友对关达昌时说，“老关你真好，内地机会那么多,发展空间那么大，当年你走了一条正确的路。”

　　对此，关达昌只是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