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外界总是惊讶：为什么在温州人人都想当老板。常识告诉我们，起码的创业资本是作老板的先决条件，而获取这笔资本的来源，如果没有祖上丰厚的家产，没有飞来横财的机缘，单靠辛勤的劳动积累，毕竟是件耗时费力的事儿。揭开温州经济迷雾可以发现，在温州，作老板的准入门槛并不高——只要你有一张值得信任的脸，一纸发财的构想，以及进入商海时毅然决然的信心。支持你创业的，是渠道众多、无需抵押、运作灵活的民间金融体系。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处于灰色地带，为正统的金融形态所排斥。体外运行的特性使监管者难以觉察，随意浮动的利率则让政府感到担忧。顾虑导致压制，压制并不能消弭民间金融在创业初期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在温州，民间金融以地下钱庄、合会等形式渗透到商业交易的各个环节，并形成了独特的老板现象和信用文化。

　　100多年前，旧上海有个叫哈同的犹太人，专门借钱给江浙来的小商贩。早上借出去，第二天收回来，利息相当高。借助这种私人钱庄的借贷方式，上海滩迅速走向繁荣。这些小商贩拥有了创业资本，而哈同获得高额回报。

　　100多年后，孟加拉国一个叫尤纳斯的私人银行家，小额信贷给穷人。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的同时，尤纳斯则收回了高额的利息与诺贝尔和平奖。

　　这类符合市场需求的民间金融，总是以救人于危难的姿态出现在创业者的面前。新中国成立后，曾定性为剥削行为的私人钱庄或私人银行被明令禁止，但暗流始终在涌动，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从地下冒出来。1984年，温州出现了新中国第一家经工商登记的私人钱庄——方兴钱庄。钱庄持续运行了五年。这五年中，私人钱庄和国有银行发生或明或暗地较量，进而改变了当时僵化的金融生态，从中折射出中国金融改革行进的剪影。

　　为此，记者采访了方兴钱庄的老板方培林和当时的监管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

　　■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三■方培林应健雄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卢丽平柯海芬采访整理

　　方培林（方兴钱庄老板）口述：

　　我一直以为，银行不像外界说得那么玄，说白了，就是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你有钱存到我这里，你就可以拿利息；你没有钱，我可以借给你，只要到时间你能还回来。就这么简单！现在的银行在放贷时，还要问什么投向啦、用途啦，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我认为银行的经营无非就是：一，把存款吸收进来；二，放出去；三，把钱收回来。能做到这三点，就算成功了。

　　1960年，我7岁，刚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对于这段历史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年头，农民的生活很艰难，饿死人也是常有的。幸运的是，我家在镇上，是居民，每月有固定的粮票和一些粗粮供应，自给有余。记得每到青黄不接时期，就有农民到镇上，找我们这些居民借粗粮。一斤粗粮借过去，还回的时候是一斤细粮。我妈妈就专门做这种交易。我就问妈妈，明明是借，可为什么还回来的和借出去的不一样呢？妈妈告诉我，在农民困难的时候，把粗粮借给他们，等稻子收割后，他们就会过来还粮，那时候别说还一斤，就算是还十斤给你，他们也乐意，因为稻子长成了，他们再也不用挨饿了。印象中，那些借到粗粮的农民很高兴，原因正如妈妈所说的，他们终于有米下锅了。不过，后来文化大革命，镇上几个老人被抓去游街，说是把钱借给人家，收了人家利息，被按了个“放高利贷”的罪行。放高利贷，这可是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啊。我想，妈妈把粗粮借给人家，收回来细粮，不也是剥削吗？现在回想，这些应该就是温州民间借贷的萌芽吧！

　　1976年支边回来后，我被分配进了苍南县钱库江南医院，搞搞统计报告什么的。在医院里，医生可以治病，我又不会，只好想着法子找其他出路。1978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让我很振奋，隐约感觉中国将有一场大的风暴，但怎么改革我不知道，反正要用实践说话。

　　1984年，国家出台一号文件：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我当时就想，既然可以集资入股，那股息自然就成为一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之前，哪有人敢拿股息啊？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肯定要被批斗死的。所以这个文件一出来，我就感到政策变了，股息合法了，那么民间借贷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要是合法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引导它呢？办钱庄最初就这么个朴素的思路。

　　开始的时候，我构思着想办一个股份合作制的金融服务社，资本金十万块钱，每股一千，大家入股，存贷利率灵活浮动。相关材料整理好后，送到镇上去审批。当时的镇委书记黄德余很支持。他说：“培林啊，要干，你就一个人干！两、三个人一起干，不容易控制。万一不和，有人把钱拿走了怎么办？而且，也不要叫什么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我说行啊。

　　我这个钱庄是二十四小时开着的。贷款、存款随时都可以办。那时候，我经常做的，就是不停地跑，不停地了解各家的进货、售货的情况，这样就能大概知道他们手里有多少现金，还需要多少现金。钱庄开张的当天，我就贴了一张存贷表，我这个存贷表比银行更优惠，也更灵活。当时的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民间高利贷就更高了。我的活期存款月息是1％，三个月以上的是1．2％，贷款的利率为2％。

　　当时很多人反对我这个私人钱庄。开业的第三天，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就找上门来了，勒令关门，说不合法。

　　大概是1985年夏天，王歧山过来了，那时他还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对我说，你大胆去干！把地下的、民间的东西统统搬到台上来。中央的支持让我信心大增，但这边银行又说不好办，这个钱庄到底是办还是不办就摸不准了。

　　1986年，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过来。董书记看了后很感兴趣，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就说连个执照都批不下来。按规矩，钱庄经营需要人民银行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但这个证一直批不下来。后来市委专门讨论了这个事。当时温州不是要建试验区么？市委就在试验区留了一个项目给我，意思是“允许实验，继续试办”。他们开玩笑说，这个项目就是专为方培林办的！

　　那时候有个怪事，就是银行经常没钱。没有钱，怎么办呢？先发代金券。也就是说，在一张纸上面，画个数字就算给你钱了。有点像现在的消费券，去买东西才能用，否则就是废纸一张。许多温州人跑到外地做生意，赚了钱后，通过邮局把钱汇回来，再到银行去取钱，但取到的却是这样一张纸，苦不堪言啊。因为温州人做生意的本钱是借的，要算利息的。比如说一万块钱，当时一个月的利息就是三百块啊！现金领不出来，三百元就亏掉了。怎么办？于是有人四处找熟人，拉关系，请银行的人吃饭。饭是吃了，可钱还是拿不出来。有人就找我，老方啊，你有没有法子？我就说：你把这个汇款汇给我，我把现金给你。

　　可我的现金哪里来呢？我就专门找外出进货的人。你要去上海买货是吧？那你进了货，卖了之后不就有现金了吗？你把这个现金给我，每给我一万，我就多给你一百。对方很高兴，我自己也有得赚，双方都乐意。

　　那时候银行一直在监控我，我连开个银行的账户都不成。没有账户，外面经商的人怎么把钱汇给我？我就让他们把钱打到各村镇的业务员那里，我就看那些汇单。各个村镇把汇单都汇拢，资金全部到位，送到我这里来，一万现金我就给一万零一百，五万就给五万五百。就这么简单，老百姓不用发愁，问题也解决了，多好！不乐意的就只有银行了。那些银行觉得奇怪，只能向上面汇报说，没有钱了，但钱去哪儿了都不知道。

　　说白了，这就是灵活运用了利率浮动。当时的银行不像现在，甭说贷款难，就算是存款也不容易啊！银行一天就上八小时的班，存款连零头都不要。哪像现在，整天忙着拉存贷款。

　　1989年钱庄停掉了。主要是因为当时外面对温州姓资姓社的争论太激烈，而且，那些支持钱庄试验的县市领导也都调走了。舆论和政治的压力太大，根本不允许钱庄继续搞下去。我想那干脆就不要干了。结果，三个月内，我退掉了所有存款。我的整个利润就在贷款上，因为许多贷款还没拿回来，就只好慢慢拿了。整件事情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有位银行行长说，方培林把第一家钱庄办起来不奇怪，政策变了，中国总会有人去办。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不愉快的纠纷，这才奇怪。

　　应健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口述：

　　方培林的钱庄是在1984年9月开业的，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还早了一个月。应该讲，我们人民银行对方兴钱庄是比较重视的。12月中旬，我们专程下去摸情况，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调查后，我们把情况反映到省里。省行对方兴钱庄让办还是不让办，是有争论的，而且争论非常激烈。私人钱庄的出现，应该跟温州经济模式形成过程中资金短缺和供应不足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

　　比起现在温州3100多亿的存款，当时7亿多的存款，还不及现在的一个零头。当时的贷款额是10个亿，而现在的贷款额高达2400亿。方培林当时所在的钱库，经济状况不错。我们去调查的时候，钱库有1098户人家，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1250多人，也就是说，几乎每户人家都在做生意。当时钱库镇的木业搞得非常不错，家庭小商品工业也很发达。仅1985年就有交易额7610万。这个数字对这样人口的地方来说，是相当厉害的。从资金周转情况来看，按7610万计算，假设它四十五天周转一次，那就是950万。如果说，信用社贷款是三百多万，农民的手头现金有三百多万，那么另外三分之一的资金就要靠市场来补充。这里的缺口非常大。所以当时资金供求的问题是很突出的。

　　那个时候温州的钱庄共三家。除了方培林的这家外，苍南还有一家，乐清也有一家。其中方培林这家最有名。那两家在我们银行过去做调查时，叫关闭后，也就关掉了。这也可能是跟生存环境有关。但方培林这个钱庄为什么能生存下来，我觉得有这几个原因：

　　第一，方兴钱庄的存贷款的对象是商业批发户。如果是工业企业的话，它的资金周转肯定不可能那么快，很可能没办法运作起来。而方培林做的是短期业务，这样周转方便，流动性也比较强。他的主要客户是钱库的十大商业批发大户。这十个批发大户的资金流动、回笼情况、日营业额，他都掌握清了。比如说，其中一个今天资金短缺了，来找方培林，方培林知道哪个手头有钱，就可以调转过来给他。方培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上述方法来解决、调动资金的。所以说，这个人脑袋瓜很灵活。不然你看，我资金吸收过来，用不出去的话是要付人家利息的。这样知根知底后，也就不怕这个钱用不起来了。此外，这个钱庄是24小时营业的，当时就有很多媒体报道说银行没法比，这个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银行有规章制度，上班是八小时制，在营业时间上比不了。说心里话，方兴钱庄的确为百姓提供了方便。

　　第二，就是政府的支持。钱库镇委书记黄德余很支持。当然他有他的道理。镇里资金缺口这么大，银行又没办法解决，民间借贷利率又很高，那就必须把民间、地下的活动都引到地面上来，毕竟这是件好事。苍南县长刘晓骅也很支持。每次做调查回来，他都会给我打电话问，你那调查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写好了能不能先看一下啊？还有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他也很支持。董书记很尊重我，也知道我对钱庄有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开会，他就特地把我、方培林拉到身边，坐在一起，融洽融洽关系。私人钱庄这件事后来被写进了温州试验区的试验内容里。其实，单从金融方面来讲，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风险。从国际上讲也好，从中国讲也好，没有私人老板独自开银行的吧？方培林的这个钱庄是他独资的，这里面的风险就太大了！那时候方培林很倔，我去找他调查的时候，他给我回话说，上面说了，不接受任何调查。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镇委书记说：“我明天要找这个方培林做调查，请你支持。至于这个钱庄办还是不办，我先把情况搞清楚。没有调查清楚，这个结论我不好下。”然后黄书记就把我带到方培林那里了。其实银行里争论来争论去就是争风险问题。而风险的焦点就是，这个钱庄是方培林一个人办的，万一出了事，他顶不了。

　　那时，总行三令五申要清理这个问题，但温州这边的政府是大力支持的。怎么办？我们当时分析了方培林的钱庄为什么能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其实靠的就是对当地商业资金的调动。由于顺应了当地的经济情况，才有这样的机构产生。如果下道文件要关闭它，很容易，但关闭以后清理工作难度会很大，贷款要收回来，存款要付出去。所以，要通过银行自身的改革来取缔它，减少震动。于是我们搞了个存款跟贷款结合，以存款来带动贷款规模，同时实行利率浮动。存款跟贷款怎么结合呢？比如你今天把货物卖掉了，资金回笼了，拿了十万存到我这里来，我就算你十万，然后你明天再存十万，那我就记你一共存了二十万，到最后你要是存了一百万，按1∶1．5的话，你就可以从银行贷一百五十万。利率浮动就是按照市场利率来浮动。当时利率浮动不好办，中央管得死死的。这个事情我就向省行行长汇报。省行行长说不好批。我就说：“我也不往上报，你也就口头同意算了。出了问题我来担，好不好？”后来就这样达成君子协议：我不报，你不批，允许我干。这些措施实施了以后，生意人一算，就觉得找银行比较划算：贷款利率低，而且钱存得多了贷款也多。方培林的十个客户就被拉了八个过来。这样一来，方培林的钱庄就活不下去，只好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