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BOR：距离中国式联邦基金利率有多远

    记者 宋焱

　　在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2007年1月4日无疑将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正式推出，这意味着始于1996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07新年伊始之际，迎来了又一历史性的突破。

　　“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培育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指导货币市场产品定价、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是央行公布的“任命状”中，赋予SHIBOR的五大历史使命。

　　“要把SHIBOR培育成为我国的基准利率，为我国金融调控从数量型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创造条件”，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的一番表述，透露出央行对于推出SHIBOR的“良苦用心”。

　　与此同时，人们在媒体报端看到，SHIBOR被冠以种种头衔，诸如：中国式“联邦基金利率”、货币流动性“晴雨表”、LIBOR“中国版”……在“诞生之路”上，她承载着人们太多的希望。

　　国际经验表明，作为金融市场上引导其他利率走向的核心利率，基准利率比较容易在货币市场上形成。因此，银行间同业市场拆借利率一直被认为是信贷资金或丰裕或短缺的风向标，成为许多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重要的中介工具，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就是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基于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上的相似性，人们自然会对SHIBOR在央行

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抱有极高期望，希望它能够像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样，在货币政策运用中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调控效果。

　　事实上，一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中既存在利率、

汇率等“价格型工具”，也存在流动性吸收和外汇管制等“数量型工具”，二者之间的效果和利弊之争由来已久。为此，早在两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曾说过，中国的货币政策注重数量型调控，忽视了价格型调控，但事实往往证明，价格型调控的效果要好于数量型调控的效果，因此，应该更多地加强对价格型工具的运用，降低对数量型工具的依赖。

　　去年12月底，周小川又再次重申，货币政策调控既要重视价格型工具，又要重视数量型工具，并强调两种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如果数量不在合理区间，那么价格传导机制将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如果改革的推进力度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那么数量型工具在传导上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

　　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这是央行早已明确并正在实践的改革路径。那么，遵循该路径，要使SHIBOR担当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重任，我们距离这一目标究竟还有多远？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彭兴韵认为，SHIBOR的推出只是第一步，但为实现上述目标，仍需要较大体制变动。他认为，近两年来央行依然注重数量型的流动性调控，但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也曾试图通过中央银行市场化的利率水平的变化来引导整体的利率总水平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中央银行票据利率的变化上。然而，市场利率和金融机构在运行中的实际利率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从而使建立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面临困难；另一方面，我国再贴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样阻碍了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如果不进行较大的体制变动，SHIBOR将难以担当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重任。

　　不可否认，进一步推进我国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建立中国的价格型货币调控机制的前提条件，但却并非惟一先决条件。因此，使SHIBOR真正成为中国式“联邦基金利率”，任重道远。这不仅需要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关注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速度和效果；还需要充分考虑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激励机制调整、货币化进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变革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