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县穷人银行：13年试验帮富六千贫困农户

　　调查人：本报记者王小波

　　调查地点：河北易县、北京

　　调查时间：2006年11月7日—15日

　　调查事件：

　　10月21日，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访问中国，成为各家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

　　传统的信贷哲学假定：人人都想赖账，穷人没有还款能力，给他们发放贷款是浪费，得不偿失。这种偏执让穷人处于最为不利的信贷地位，尤努斯以他创办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实践，颠覆了这一教条，给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传统一记响亮耳光。在尤努斯等人的艰辛努力下，成千上万的穷人得以从银行得到贷款，用以购买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继而摆脱贫困。

　　与尤努斯头顶诺贝尔奖的灿灿光环相比，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就在我省国家级贫困县易县悄悄落地，它的名字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两次造访易县的尤努斯称，“易县大有希望”。

　　13年来，易县引进的这项“穷人银行”模式如何在河北农村生根发芽，发展进程中这一模式是否具有了本土化特征，成效如何？带着一连串的问题，记者走近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和它帮助的农民们，做了深入调查。

　　-穷在深山有人帮

　　上午的太阳还未翻过山冈，易县南牛召村的一处山坳里，林果遍野，林间穿梭着鸡、兔、羊、狗等各种家畜家禽，初冬的山谷也有了灵动的色彩。这片山坳里只有一户人家，女主人名叫王玉兰。

　　3年前，王玉兰和丈夫承包下这千亩荒山，荒山改造花光了王玉兰夫妇多年的积蓄，3个孩子上学也急等钱用。一筹莫展之际，本村村民唐秀春告诉她，何不试试扶贫社(当地农民对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简称)的小额贷款？

　　王玉兰早就知道小额贷款的事，村里不少人家都用着。这时候，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信贷员许越，也主动找到了王玉兰，送给她一些种植养殖方面的书籍。

　　因为急等钱用，王玉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了贷款申请。一周后，王玉兰拿到了2000元的贷款。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要求贷款人从借款后的第三周开始每周还款，2000元贷款的周还款额度为42元。王玉兰留下一小部分钱用作还款，余下的资金购买了1000只小鸡。小鸡慢慢长大，有了收入，每周的还款也不用发愁了。2004年，王玉兰靠养鸡还清了贷款，还净赚了3000多元。

　　此后的两年，王玉兰每年都从扶贫社贷款，用来扩大养鸡规模，她的鸡在山上散养，每天都有人排队来收购禽蛋产品。

　　“这种贷款手续简单，不需要任何抵押，只要加入扶贫社，5户人家组成一个联保小组，就能拿到贷款，很适合我们庄户人家。只可惜数额小了点儿，他们最多只贷给3000元。”王玉兰说。

　　在王玉兰家的墙壁上，有用粉笔书写的几个大字：“诚实的人永远不会有损失”。

　　-联保制度消弭赖账风险

　　在王玉兰所在的南牛召村，有41户人家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贷款。每5户人家组成一个联保小组，小组成员之间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小组长由这些贷款户选出，然后再从小组长里推选一人当中心主任。2003年，唐秀春被这些贷款户们推选为中心主任。

　　2006年11月8日，星期三，正是这个中心还款的日子。“我们规定，每周三上午9点以前还款。这不，今天上午，贷款户们的钱都还得差不多了，没还的也都是忘了或是不在家，我提醒一下，肯定都还了。”唐秀春在她家新落成的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告诉记者。

　　“中心主任都有哪些工作呢？”记者问。

　　“我所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协助扶贫社的信贷员做一些工作。比如说，谁家信誉好还是不好，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我给信贷员说说。另外，我们这个中心是每周三还款，哪个社员忘了还款，我上门给催催。”唐秀春说。

　　“贷给谁不贷给谁，会不会让村民对你有意见呢？5户联保，有人赖账的话，会不会在贷款户之间结下矛盾？有呆账的话，你有责任吗？”

　　“我不承担任何风险，贷给谁不贷给谁并不是我说了算。放贷是透明的，利率、还款规矩呀，什么都先讲清楚，也不用请客送礼，咱们村里人，事前把话拉开了，什么事都好说。现在基本上没人赖账，乡里乡亲的，大家都知根知底，谁信誉不好，自愿结组时别人就不会带上他。”

　　“成为中心主任，让你在村里拥有更高的威望吗？”

　　“可能是吧。现在来家里找我的人多了，在外头和我说话拉理的人也多了。”

　　在成为中心主任之前，唐秀春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唐秀春一人守着3间土坯房，在家侍弄薄田，拉扯3个孩子，过着紧巴巴的生活。

　　2000年，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在南牛召村开展业务。唐秀春试探性地贷了1000元，买了两头猪、一群鹅在家饲养，这一年收入不错，然后“就越来越乐意在家弄个什么”。现在，唐秀春依靠小额贷款来回周转，在家饲养了许多猪、鸡、鹅、羊，“每月收入1000多，跟外头打工的老头差不多。”这家人已成为村里的富裕户。

　　与信贷员许越不同，唐秀春并不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拿工资。假如这个中心的贷款经过一个完整的周期后回到扶贫社，中心主任会从每1000元贷款中得到6元的劳务费。

　　对于联保，扶贫社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一种制度设计，通过乡村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来消除道德风险。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他在这个群体中的信用就会受损，大家会对他有个说法，时间长了，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为进一步防范风险，易县扶贫社桥头分社主任马振宇说：“我们在放贷对象上也有所挑选，比如打光棍的，年纪超过50岁的，夫妻离异或一方死亡的，信誉不好的，不还账的，都不能参加联保。”

　　-小额贷款偏爱穷苦妇女

　　像唐秀春一样，南牛召村的很多贫困户都依靠小额贷款告别了贫困：张丽华以前骑着一辆破三轮收废品，现在她换了新车、盖了新房；原村支书王世文依靠小额贷款周转，开猪场、建果园……

　　1993年底，身患小儿麻痹的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得到了一笔1000元的贷款，这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成立后发放的第一笔贷款。

　　同样是在那一年，“每周还款”、“中心会议”、“小组联保”等这些被称为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典模式，对易县官方和民间来说都闻所未闻。事情来得很突然。

　　“那一年，我是县扶贫办副主任，8月份，中国社科院一个课题组来易县调研，县里要求我们和统计局配合一下，无意间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说有这么个项目，有5万美金的启动资金。那时候各科局都在引资上项目，县里对此感兴趣。”在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主任位置上工作了13年的周学仁说。

　　1993年10月，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与易县在西陵协商，确立了扶贫社的章程，规定了资金使用程序，并将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为8%，此后一直没有变动。用8%的商业利率如何扶贫？每周收款可行吗？尽管存在各种犹疑，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还是很快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分6个小组，共33户人家。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小额信贷很受群众欢迎。“村里在喇叭上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我们这个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摆小摊、搞种养业，很多人急需钱，又借贷无门。最后我们确定的发放对象，一要有信誉，二要能过日子，肯干事。”时任中心主任的闫启林回忆说，那时候他还是这个村的村支书。

　　“以前的扶贫款都是白给，现在不仅要还，还要每周都还，很多人不习惯，但一开始也没人赖账，一催就还。”

　　“这1000块钱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时我在卖布、卖鞋，特别困难，去哪里找钱进货周转啊？有了这1000块钱，我做生意，有收益，每周去还20元也不困难。渐渐摊子就支开了。以后又用了2年的小额贷款。”目前远在山东做生意的朱秋菊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此后她小有积蓄，不再需要贷款。

　　小额贷款的用户绝大多数是家庭妇女，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发放的贷款中，妇女受扶持率占83%。周学仁说，“之所以贷款对象以家庭妇女为主，是因为她们流动性差，便于联系，且她们具有节俭的美德，改变贫困生活的愿望强烈。”

　　-穷人借贷的鲶鱼效应

　　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试验13年来，已经有20000多人到这里学习取经。这种模式已经对当地的扶贫和金融产生一些触动。

　　农行撤点后，县乡农村信贷基本上是空白点。

　　“我们这里的信用社采取了一些和扶贫社类似的做法，他们也有小额贷款，额度比扶贫社大。另外，他们也搞逐月要利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最早的中心主任闫启林说，闫启林早已不担任中心主任，而是在外经商。

　　不过，记者造访当地两家乡镇信用社，对方均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记者采访。

　　“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应该是对当前扶贫工作的一个好的补充。”易县扶贫办项目部主任许杰告诉记者。

　　“实际上，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现在扶贫的政策导向已经发生改变，以前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基础条件为主，现在思路已经转变到直接扶贫到户。无偿给百姓提供实物，比如无偿给一户贫困户一头牛，两年以后他给下一户同样一头牛等。”许杰说。

　　扶贫社员工也从工作中找到了感觉。信贷员许越负责6个中心，他所在的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桥头分社有4名信贷员，这也是这个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1998年高中毕业后，许越来到扶贫社工作。他住在县城，每天却骑着摩托车走乡串户地推广小额贷款。与农行、信用社的信贷员那种被人追着的“香饽饽”相比，许越的工作要细致，也要艰苦得多。但许越说他十分喜爱这份工作，“我觉得这项事业确实能帮助穷人，很受基层群众欢迎，将来也一定有前途。”

　　但在这之前并不是这样，由于待遇低，没有保障，人员流失一直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主任周学仁的心病。这两年，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大幅提高了员工待遇。“扶贫社现有员工28人，除了我以外，其他人的工资都是自收自支，上个月的平均工资是1160元，这在易县处于中上水平。除去开支，扶贫社略有盈余。”周学仁说。

　　“我在扶贫办工作了多年，知道以往扶贫的弱点———扶贫款不能直接到户。很多贫困户都在等待机会，哪怕是很小的一笔启动资金。我们的项目很受欢迎。”

　　1994年，项目进展得很顺利，1995年扶贫经济合作社与易县扶贫办彻底脱钩，除了保留工资和公职，周学仁告别了乌纱帽，之所以有这个底气，周学仁说是看到这个项目很受百姓欢迎。

　　经过几年的不断投入，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可用资金已经达到524万元。

　　-穷人不缺信誉，只缺机会

　　“穷人不缺信誉，只缺机会。只要有好的制度设计，放出去的款基本都能收回。”这是周学仁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随着扶贫社项目扩大，问题接踵而来，最大的麻烦是赖账问题，这一度成为扶贫社的“生死线”。周学仁曾计算，如还贷率低于95%，扶贫社试验就难以为继。

　　对拖欠问题，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有三种应对方案：一是允许困难农户延期偿还，给3年的期限；二是对特别困难农户，干脆免除其贷款债务，帮他一把；三是对于恶意拖欠者，将申请法律援助。

　　周学仁说，“这些年来，我们没少求助过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和司法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逾期贷款则是由于不可抗力，如1997年水灾，有的地方发生牛羊瘟疫，2003年非典等。一些贫困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很差，但这并不代表这些钱不能收回。现在，我们每月的还贷率基本保持在98%以上。”

　　扶贫社工作人员说，项目启动之初，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心主任往往由一些村干部来当，后来发现有人想趁机揩油，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我们发现由小组选出的中心主任比一些村干部做得好。”

　　周学仁坦言，当初接手这个项目，只是一个试验，自己也一心想把它当作一个扶贫项目来做，后来发现这个项目有银行的性质，因此工作中出现了些失误。

　　“我和这些员工全是外行，没有银行从业背景，10多年来走了不少弯路。都是今天摸索个制度，明天定个规章，来防范风险。所以在内部管理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以前有的中心主任从贷款户手中收了还款吃了花了，员工不懂财务管理等。从2000年开始，我们下大力气堵塞漏洞，聘请农行内退人员来做审计等。现在我们的审计监督机制基本形成，如果我退了，我们这个机构再运行10年问题不大。”

　　“小额度、中心会议、每周收款、连续放贷”，被称为经典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虽然是引进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但是在实践中已经不囿于这种模式。

　　“比如中心会议，孟加拉乡村银行非常强调这一程序，而我们不怎么强调，因为国情不一样，孟加拉都是平原，我们这里是半山区，人们居住分散，不容易组织起来。又比如小额度，我们现在的上限是3000元，实际中也有变相突破，比如通过缩短贷款周期的办法等，因为孟加拉的穷人比我们穷多了。事实上孟拉加乡村银行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现在已经出现了格莱珉二代，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格莱珉二代有相似的地方。”

　　“现在我们面临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机构的长期合法性问题，银行系统曾经有70多人的调查组来查过我们；二是我们机构内的人才恐慌问题，这可能与机构的长期合法性有关，因为我们还只是试验；还有外部的支持问题，由于我们只能放贷，不能吸储，一条腿走路，一定程度上造成规模小、成本高。要是能够吸储，我们就有了充足的资本金，只要一年时间，就能再建5个分社，覆盖全易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临时机构”，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扶贫成绩。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累计向19000家农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已有6000多户贫困人家实现稳定脱贫。

　　“很多人只是机会问题，只要有那么一点支持，他们就会得到适当的发展机会，穷人得到贷款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试验了13年，周学仁感触颇深。

　　给穷人一个机会——本报记者对话杜晓山

　　杜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最早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引入中国的研究者之一，中国扶贫经济合作社理事长。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并将它引入中国的？

　　-杜晓山：我们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这一模式的。中国政府在扶贫资金、贴息贷款上有个问题长年不好解决，那就是国家扶贫贷款很难直接到达贫困农户手中，扶贫资金放下去很难收回，这笔钱都到了个别人手里，这已经成为当时扶贫的一个顽症。那时候的主流观点是用项目、企业、实体来带动农户，因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穷人没有能力还款。这样做的结果是扶贫的低效率，扶贫资金大量流失，偏离了扶贫的宗旨和目标。能否找到一种模式，既不依靠国家财政的永久支持，又可能全面推广呢？我们在查阅国际资料和开展国际交流时，发现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此后不断跟踪。

　　-记者：为什么选择易县作为试验点？

　　-杜晓山：主要考虑到成本和便于管理问题。当时我们在北京周围找了一圈，发现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就是易县，且当地政府支持这个项目。易县在我国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很有代表性，它涵盖了山地、丘陵、平原各种自然地理地貌。

　　-记者：1995年，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和政府彻底分家，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杜晓山：我们考虑到中孟最大的不同是政府的作用不同，在中国没有政府支持不行，但政府的过度干预往往好心办成坏事，这在过去有过很多教训。我们当时对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定位是：政府支持，但不干预。

　　-记者：有人说，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之所以成功，与尤努斯在国际名气大，得到的捐助很多有关，在中国试验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杜晓山：尤努斯成功有两大要素，一是他是最早搞这个试验的，外国的资助集中向他投放，另外，他本人也真心实意在做这件事，做得比较成功。尤努斯的试验搞了3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机构在做这个试验，但是国际支持的资金还是那么多。我们在引进这个项目时，尤努斯就告诉我们，你们只要做好了，钱不是问题。实际上，影响我们受资助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对小额贷款的定位不清晰，外部的法律法规环境不具备，所以国际基金资助时，会有犹豫。

　　-记者：易县模式的推行与周学仁长期在政府的工作经历和拥有的资源不无关系，假设周学仁之后呢？你们在试验中考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

　　-杜晓山：中国国情和孟加拉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是强政府，孟加拉是弱政府，所以，我们在试验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调整项目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孟加拉，做事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在中国，自身能力与政府支持、影响两个因素同样重要。我们希望同政府保持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但是又要和它有一个很好的界定，所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小并不是项目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在河南南召的项目试点比易县搞得还要成功，那里没有一个员工来自政府，这种自力更生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我要说的是，政府在项目里利大还是弊大，没有绝对定论，但是，越多方的利益要协调，项目开展的难度越大。我们的项目最终得脱离政府，不经历暴风雨怎么长成大树呢？事实上，我们的试验进行了这么多年，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记者：我们注意到，易县模式和传统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孟加拉在贷款对象上有严格选择，选择那些没有床睡的家庭，而在易县是把钱贷给讲信用的穷人。又比如易县的模式不强调中心会议。

　　-杜晓山：我同意你说的易县把钱贷给讲信用的穷人。因为中国的信用环境不好，我们帮助的是中低收入或者是最低收入的人。中心会议，易县也基本没有坚持，实际上，中心会议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它非常透明、公开、平等，是一个帮弱势群体提高多方能力的一个平台，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也很好。过去我们没有坚持，就出现了“垒大户”、个别员工作弊等现象。但是它对中国的穷人来说时间成本太大，也不太方便，我们通过独立审计、加强监控等制度设计来弥补这一不足。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必要照搬，但是它的灵活是建立在中规中矩上的，不是随意变动的。

　　国际上，小额贷款有很多流派，大体有两类，一种是福利性小额贷款，一种是制度性小额贷款。福利性的小额贷款帮助穷人，不一定要求机构追求财务上可持续发展。制度性小额贷款又分为公益性制度性小额贷款，孟加拉乡村银行正是这一类，它盈利，盈利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穷人。还有一种是商业性制度性小额贷款，比如农信社搞的小额贷款和央行正在5个省区试点的商业性公司小额贷款。我们偏向公益性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只要基本达到盈利，帮助了穷人就实现了基本目标。

　　-记者：那么你们如何在义利之间找到平衡呢？据我了解，扶贫社信贷员的奖金是和业务挂钩的，信贷员会不会天然地嫌贫爱富？一些信贷员也希望，穷人脱贫后能从他们那里贷更多的款。

　　-杜晓山：我们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追求。对尤努斯的理念的理解各人不尽相同，尤努斯希望帮助最穷的人，我们在操作中把穷人的概念有所放大，但维持在最低和中低之间，是帮助那些最弱势但有能力的人。实际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像尤努斯那样形成真正的企业文化，我们对信贷员培训时理念灌输得不够，或者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我们要求他们在追求穷人利益和机构不赔钱之间做到平衡，如果发现有人放贷给富户，我们要提出警告，直至开除。

　　-记者：您如何评价易县和其他几个试点的成绩？

　　-杜晓山：易县13年的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我对它不是很满意，没有达到当初设想的目标，也没有取得尤努斯那样辉煌的成就。这当中有很多主客观的因素，从主观因素来讲，我们的员工总体上有热情、有目标、有追求，但是我们的内控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有很多值得探讨和改进的地方，要防止管理水准下降造成的资产质量下降。从外部来说，我们国家还没有给小额信贷一个合法的身份和适宜的地位，我们的试验点只放贷不吸储，融资渠道单一。另外，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不是太好。现在看来，老的试点里最成功的是南召，新的试点里涞水等地运行得也都不错。

　　-记者：自从农村合作基金会事件之后，国家对金融的政策非常审慎，中国的事情历来都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您如何看待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前景？

　　-杜晓山：我认为，在目前国家对小额信贷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的前提下，国家应该给小额信贷一个合法的身份和适宜的地位，有的机构做小量内部吸储也并非不可。对公益性小额信贷，国家可以利用正规银行或海外投资，成立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批发性基金，由基金提供融资、技术、培训等，帮助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能力，同时奖优罚劣，让能力不够的小额信贷机构退出。通过宏观的政府指导，微观的小额信贷机构自律，和中观的机构培训、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把小额信贷引入更高的层次，最终形成“普惠性金融体系”———服务穷人、富人、企业和一切有金融需求的群体。这样，小额信贷就将不是边缘式的、游击式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主流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记者：有人认为您试验的小额信贷扩大规模的时机已经成熟，小额信贷是否能搅活农村金融市场这潭死水？

　　-杜晓山：虽然我们帮助了不少穷人，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的规模不应立刻扩大，我们的人才储备、治理结构、业务水准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应该更加扎实地练好内功，包括把企业文化建设搞好，适度增加资金，逐步扩大规模。将来我们和农信社是竞争互补的关系，我们的客户更低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