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否认隐瞒30亿美元坏账 关键在于是否有意

　　本报记者 李利明 袁朝晖 北京报道

　　中国建设银行16日否认隐瞒不良贷款，并称这种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此前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建行在上市前曾隐瞒了3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

　　这篇题为《冷眼旁观中国负担沉重的银行》的报道称，一位建行的前职员因为坚持反映不良贷款“因言获罪”，并在离开建行后“爆料”。不过建行有关人士则表示，这位前职员是因不能忠实履行职责而被解雇的。

　　建行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上市，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早完成上市的。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的“隐瞒不良贷款事件”格外引人关注。本报先后采访了建行相关人士、负责建行外部审计的毕马威、主承销商之一的中金公司和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并且一直在联系这位神秘的报料者。

　　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事实真相逐步清晰起来。

　　要害在于“隐瞒”而非“坏账”

　　《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的前建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的消息说，建行曾在上市前向外部审计师有意隐瞒了30亿美元的坏账。根据《纽约时报》的描述，2004年7月间，这位前顾问曾在建行北京和天津的两家分行调研，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向当时的行长张恩照和风险管理部门反映。

　　在报道刊出后，建行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即声明称，所谓建设银行发生过有意隐瞒不良贷款的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向外部审计师隐瞒”等于说是“偷扒窃能手的钱包”。国际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竟然能被银行的两家分行骗了？况且还有美国银行的尽职调查。这显然不太合常理。

　　建行有关人士认为，任何一家银行对不良贷款的看法肯定有争议，而且贷款质量也是动态变化的，事实上有的关注类贷款的质量会下滑，也有的会向上迁徙，不能否认会有新的不良贷款产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意隐瞒”。

　　建行风险管理部有关人士说，建行鼓励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对贷款分类有不同看法。但建行有一套较完整的机制来解决对分类的不同看法，一是制定了贷款分类必须遵守的分类标准和经过的五个步骤；二是有专门的人员对分类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检查；三是聘请外部审计师进行审计，由外部审计师来确定分类结果；四是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对毕马威进行监督，监事会对审计结果也发表意见。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对于建行前职员反映的情况，建行的外部审计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此没有做评论。

　　本报此后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建行上市主承销商之一的中金公司以及参与建行上市承销工作的其他投行人士了解了情况和看法。上述各方均认为，出现这种“有意隐瞒”情况是不可能的，既然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就是为了防止被审计机构的有意隐瞒，特别是3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要瞒过国际知名、经验丰富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更是不可能的。建行上市还有摩根斯坦利的把关，摩根斯坦利是建行IPO的主承销商，它也要为自己的声誉负责。

　　《纽约时报》称，这位建行前职员同时把举报材料交给了美国银行。美国银行是建行的战略投资者——持有建行8.52%股份并享有19.9%期权。美国银行在参股建行之前也做了尽职调查，他们表示，相信自己的尽职调查。

　　中金公司的有关人士表示：“在我的了解中，海外投资人更关注的是公司治理结构，不良贷款已经是第二位了。不存在为了上市调整不良贷款的可能，逻辑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何况外部审计是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的。在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建行经过的‘检查’可以说是一道又一道，怎么可能允许造假的存在呢？”

　　建行上市前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先后披露了2002年末到2005年6月底的财务数据，都经过了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是否“因言获罪”

　　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位建行前职员是因为坚持原则而“因言获罪”，不过根据本报的调查，事实并非如此。

　　据建行方面的人士透露，作为海外专业人才引进建行的这位前职员，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未经认真了解其过去就职情况就直接同意聘任，严重违反有关的制度和程序。

　　做出这一决定者正是时任建行行长的建行前任董事长张恩照。这位前职员也一度以张恩照私人顾问的身份自居。《纽约时报》的报道也说，他向张报告工作。不过建行称：“这完全是不存在的。”

　　建行的声明称：“该前员工在本行工作期间，不能忠实履行职责，经常违反本行纪律规定，多次向管理层提出不合理的升职和加薪要求，并出具过盖有一家并不存在的医疗机构公章的病假证明。本行还有其编造事实进行讹诈的相当多的证据。”

　　该前职员给建行管理层的信件和邮件显示，所谓两分行隐瞒不良贷款的事情，在此后两年中，还曾多次出现在他发给建行负责人要求给予他升职及加薪的信函和邮件中。

　　他向《纽约时报》报料，也是与他所提出不合理的升职和加薪要求未被接受之后。

　　2006年7月，建行正式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建行一直没有披露这位前职员的姓名。建行新闻发言人称，对于内部的管理事务及该员工的个人信息，建行还是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因而一直没有将其公布于众。

　　历史包袱与现实挑战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建行前职员提供的建行隐瞒历史上的不良贷款的报料与业内人士对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将大规模出现的担忧被放在了一起。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在今年上半年，还有另一种声音，即不少人在探讨国有银行改革中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的问题。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还提到，外国专家看不懂，为什么建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到2004年下降得那么快？根据建行公布的财务报告，建行之所以在2003年末不良贷款大幅度下降，源于财务重组中的不良贷款处置，包括将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按照账面价值的50%出售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利用原有的资本金和2003年的盈利消化了包括568.98亿元信贷资产损失(损失类贷款)在内的共850.45亿元不良资产损失。事实上，从1998年对建行的第一次注资、1999年的不良贷款第一次剥离，到2003年底的第二次注资和不良贷款剥离，中国政府为建行投入了大约4600亿元。

　　工行和中行也是如此，两行的不良贷款在股改之后大规模下降，主要来自财务重组，来自不良贷款的剥离——从2003年末开始，中行剥离和核销了2561亿元不良贷款，工行剥离和核销了6490亿元不良贷款。三家国有银行通过政府帮助减少了将近1.1万亿元不良贷款。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到今年9月底，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是10558.1亿元，与股改之前国有银行的20070亿元不良贷款相比，减少的9500多亿元主要是因为剥离所致。

　　《纽约时报》还引述了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对不良货款的担心。业内人士称，事实上，中国几乎所有的银行家和投资者都在呼吁，防止国有银行股改后不良贷款的反弹，问题在于，这并不等于说“有意隐瞒”。

　　央行和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把不良贷款剥离因素还原，从国有银行股改前夕的2003年底到今年9月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增加了1500多亿元，除去农行增加的300多亿元以外，三家股改银行增加了1200亿元左右，虽然上述银行的新增贷款不良率仅在3%左右。截止到2006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情况，都已经在这三家银行的半年报和招股说明书中有详细披露。

　　同时，在周小川和刘明康等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决策者看来，国有银行之所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从战略投资者那里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技术，从而提升国有银行自身的能力，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

　　“国家注资后对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不良贷款问题都很关注，如果说现在海外投资人对不良贷款问题还关注的话，他们更关心新增的不良贷款是否会增加，但在最近一年的时间中，这种担心也逐步减弱了”，中金公司参与建行承销的人士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