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安试水穷人银行

　　瑞安农协的特殊之处在于本身不做存贷款，而是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开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降低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控制银行风险，放大农村信用，并不与现有银行体系争夺市场，这与格拉明银行有别。

　　本报记者 刘炎迅 上海报道 11月9日，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赵民贵坐在自家院中编制竹器，四周堆满成品。

　　“要不是前几天农协帮着贷了些钱，现在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发呆了。”赵民贵笑语。他所说的农协，是瑞安农村合作银行、供销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合为一的产物。“农协的核心功能是帮农民争取低门槛的贷款。”瑞安市市委书记葛益平说。瑞安农协推行的是联保小额贷款模式，有专家将其看做中国式“穷人银行”，和孟加拉乡村银行相提并论。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朱范予说，瑞安农协是我国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的一个标本，不久将在浙江省各地推广。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则认为，国内所有小农经济地区，都可以借鉴瑞安的做法。

　　三位一体的农协

　　“编竹器是纯粹的手工活，耗时费力。要想赚大钱，必须扩大生产，雇帮手，买竹料等等，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得事前支出，以前我总是犯难。”回忆往事，赵民贵一脸无奈。他说，以前为了筹措本钱去贷款，要揣上一大摞证书，“什么结婚证、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一系列的手续办下来，常常要一个星期，“搞不好就耽误了商机”。

　　朱应迪也曾经为贷款犯过难。他是瑞安朱岙底村村民，与该村很多人家一样，以扎扫帚卖钱为生。朱应迪坦言，一直以来村民们都是各自为战，独立去银行借贷，然后组织生产。单干带来的结果是，彼此都深陷借贷难、生产低效的困境中。“那时候，总是能看到有人绷着脸说，‘有做事的心，没做事的钱’。” 农村小额贷款不能很好开展，让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一度也感到苦闷，他坦言：“以前我们给农户评信用，农户不买账，说你们银行又放贷款、又评信用，一切都是银行说了算，评不评无所谓。”据调查测算，中国农村1.2亿户有贷款需求，而贷款满足率仅为60%，金融服务能力有弱化趋势：一方面资金外流严重，存款不断转移到大城市；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融资渠道，普遍患有资金“饥渴症”。

　　一切都在三位一体的农协成立后改变了。“听专家讲，农协把瑞安农业合作银行、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合并到一起，可有用了。”赵民贵比较熟悉农协的诞生过程，他说，“有了更多贷款做本钱，现在每个月都比以前多赚几百块呢！”通过农协这个平台，进行信用评定、信用教育培训、组织专业合作社成员联保，在合作银行和农户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有了农协担保，银行把钱贷给我们。一切都简单方便了。”赵民贵说，实际上，农协已具有了强大的融资能力。

　　在农协的帮助下，朱岙底村成立了扫帚专业合作社。朱应迪说，他现在和其他的几户扫帚专业户组成了一个小组，一个组的组员要贷款时，其他组员共同为他担保，朱应迪也为需要贷款的其他组员担保，这样每个人不用抵押就可以获得贷款，利息也低了1/3以上。

　　“瑞安农协推行的农户联保贷款制度，使得在通常金融制度下很难得到信贷的农民，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发展资本。”瑞安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陈林说。据介绍，托管瑞安农村合作银行11万小股东的股份是农协成立后的一项标志性工作。原有小股东仍然享有收益权和监督权，但授权农协持有、运用和处分他们的股权。国家发改委网站称，瑞安农协是全国首家集农村金融、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位于浙江东南沿海的瑞安，是温州大都市南翼中心。1987年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14个沿海经济开发区之一，为全国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市)之一，浙江省小康县(市)，也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说，在我国，传统的联保模式实际上是一次性的，难以稳定和积累信用关系。而瑞安正在尝试的三位一体的农协，是在合作社、农村合作协会的平台上运作联保贷款，既能放大农村信用，又能控制银行风险。

　　“穷人银行”任重道远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朱范予说，瑞安农协是我国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的一个标本，不久将在浙江省各地推广。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甚至认为，国内所有小农经济地区，都可以借鉴瑞安的做法。

　　过去30年里，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乡村格拉明银行，帮助数百万穷人特别是妇女摆脱贫苦，因此被授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事无疑给了中国人一个提示。“在金融方面的结构设计，农协与尤努斯的格拉明银行(即乡村银行)是有相通之处的。”瑞安市副市长陈林透露。据介绍，瑞安农协的特殊之处在于本身不做存贷款，而是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开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降低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控制银行风险，放大农村信用，并不与现有银行体系争夺市场，这与格拉明银行有别。

　　此前尤努斯访华时，曾对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建言。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在发展小额信贷方面缺少必要的监管环境。”尤努斯说，孟加拉的乡村银行的监管非常透明，政府可以有效监督，董事会可以有效管理。对此，长三角经济研究专家叶茂认为，现在在瑞安尝试的三位一体的农协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将信用评级、小额信贷等环节与村落中专业合作组的组员挂钩的，而组员之间因为专业经济合作，存在较强的粘合性和彼此观察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监控体系，保证了农村小额信贷的持久运作。

　　陈林认为，如果没有三位一体，容易得到支持的可能仅仅是大户、龙头企业，而有了三位一体，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到各种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目前，瑞安正在考虑引进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操作流程和技术，进行改造后利用到瑞安农协的合作模式中去。

　　日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是建国后首部专门规范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也是1978年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后，首次以立法推进农民的经济互助与合作。但是有学者指出，该法并未对农民合作社贷款难、融资难问题作出创新性规定。

　　对农民合作社的融资和贷款问题，该法仅仅在第七章“扶持政策”中用一个条款笼统规定：“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具体支持政策由国务院规定”、“国家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至于农民合作社如何解决融资难题，能不能施行信贷合作等，该法并没有明确的说法。“融资难是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此次立法未能在农民信贷合作和融资等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因此对促进和规范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其作用和意义就相当有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如此表示。

　　瑞安试水的中国式“穷人银行”，显然还有一段较长的路去探索，但毕竟已迈出可喜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