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改革目标尚须再三重申

　　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

　　迄今为止，国有银行股改已经进行了两年半，在此期间，三家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财务重组和股份公司的设立，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建行和中行相继在香港上市，工行将在年内上市，股改的成果举世公认。

　　但是，随着股改的深入进行，随着国有银行的“价值”越来越被发现，围绕着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开始参与、影响国有银行的股改进程，他们的要求和表现，使得国有银行改革向当初设定目标迈进的步伐减缓，甚至已经出现偏离目标的情形。如果处理失当，就会使国有银行改革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局面。

　　这些情形包括：贱卖论与威胁论的鼓噪，模糊了国有银行股改的目标；把财务重组完成后的国有银行视为“唐僧肉”，都要分一杯羹，降低了国有银行的价值；国有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拔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影响着境外投资者的信心。

　　自去年10月建行成功上市之后出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和金融安全“威胁论”，迁延至今。从央行行长周小川，到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再到股改上市的国有银行董事长和行长，都要出来解释，告诉大家国有银行没有被贱卖，股改不会威胁金融安全。这样的折腾，不但放慢了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的进程，而且，再三“保证”国家绝对控股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资参与国有银行改革的信心。

　　在建行成功上市、境外投资者反响强烈的时候，社保基金理事会看到了战略投资者参股的价格和IPO 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升值空间，从而也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参股中行和工行，并且出价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相同。但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提供了公司治理、产品开发、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技术援助，而社保基金在这些方面付之阙如，惟一的“战略合作”是基金托管。但是，即使不参股中行和工行，社保基金也必须与这些银行进行基金托管的合作。事实上，正如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所说，境外战略投资者向国有银行提供的技术援助，包括很多免费的专利技术转让和人员培训，这些在海外都要收费，并且价格不菲。所以，考虑到这些援助的价值，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实际出价，应该是高于货币出价的。而社保基金以同样的货币价格参股，就对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失公平。并且，在补充资本金不再是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首要目的时，这种参股除了在IPO之后赚钱之外，对国有银行帮助不大。虽然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弥补社保基金缺口，但是在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中，并没有帮助社保基金实现增值的任务。

　　当证监会意识到股改之后国有银行的价值时，强烈要求国有银行在国内上市，先是要求中行在H股上市之后回到A股上市，如今又要求工行H股和A股同时上市，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内

证券市场的优质大盘股，以稳定市场。而在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中，并没有服务于国内证券市场稳定这项内容。不管是同步上市还是先H股后A股，增加一个上市地对于国有银行改进公司治理没有什么帮助，筹集资金用于补充资本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这样做会增加上市难度，甚至会使国有银行错过最好的境外上市机会。但有关监管机构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中行H股上市被拖了四个月之久，在市况最不好的时候才完成H股上市，虽然做到了逆市而上，但如果及时、适时上市，是不是能够发行得更好、筹集的资金额更高？而工行如何实现H股和A股同步上市，正是承销商们头痛的事情。

　　从建行和中行路演的经历可以看出，出色的董事长和行长对于一家银行获得境外投资者的认可至关重要。境外投资者之所以给不同的国有银行以不同的市净率定价，很大程度上是在“买人”——投资于出色的经营管理层。但是，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层还是中管干部，他们的任命还不是由国有银行的董事会自行决定。虽然调动的形式有所改进，虽然有些调整是为了国家金融改革的通盘考虑，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国有银行，境外投资者的看法却会有很大不同。如果他们投资的某个国有银行频繁地换帅换将，境外投资者会认为上市之后的国有银行还是完全被中国政府所控制，还会有很多行政性或者政治性任务，就会影响他们的信心。

　　中行和建行之所以按市值计算能够进入世界前十大银行，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之所以能够以很高的市净率定价，核心就在于境外投资者对于国有银行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H股的价格基础之上的。如果这种信心一再被某些事件或者某些机构的举措所削弱，受影响的又将是国有银行的H股价格。而目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效，包括汇金公司注资的保值增值程度，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H股价格的基础之上。

　　国有银行股改的最初目标，就是要把国有银行改造成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现在看来，这个目标需要再三重申。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