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控股遭遇监管难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表示：“因为我们金融业务和形势在往前走，其中包括综合经营的问题、金融电子化的问题，还包括功能监管的问题等，这些都逼迫我们必须要加强监管的协调，加强监管信息的充分共享。”

　　本报记者 冉学东 发自北京

　　根据公开信息，如果从2004年3月最后一次“监管联席会议”算起，这个会议已经停止了整整两年。这个现象表明，目前高层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可能正在酝酿新的模式。

　　4月23日，中国

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牵头制定“金融‘十一五’规划”，估计6月份就能拿出初稿，然后上报。他表示：“因为我们金融业务和形势在往前走，其中包括综合经营的问题、金融电子化的问题，还包括功能监管的问题等，这些都逼迫我们必须要加强监管的协调，加强监管信息的充分共享。”

　　其实，虽然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是分业监管的模式，但是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以“一行三会”分头监管，就犹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一样，很快就会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去年11月曾撰文指出，稳步试点、综合经营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有必要在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下，主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和其他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发展综合类金融业务，提高我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实力。

　　这是中国金融高层首次提出综合经营的概念，被业界认为是对实行已久的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思路的一个矫正。

　　国内金融控股发展形势

　　而焦瑾璞所说的形势则是指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形势：一是国内日益明显的混业经营模式；一是外资跨国金融全能性公司进入中国后，给中国金融业的经营和监管形成的挑战。

　　从国内看，目前已经探索的金融控股公司结构的雏形包括两大类：一是中信、光大、平安等金融机构形成的控股集团；二是近几年产业资本投资金融机构形成的控股集团。

　　第一类金融控股集团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各金融门类之间的渗透和交融趋势在加剧。银行设立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参股商业银行设立、银行合规资金可以进入股市等。

　　而第二类金融控股集团则主要是一些民营企业的兴起。这些企业受到西方以GE为代表的产融结合模式的示范，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在整个行业内处于垄断地位，然后进入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达到产业和金融的整合，并且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股权，控股上市公司后将其作为一个融资平台。

　　也正是因为对这种经营方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德隆集团在进入金融领域后，在经营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的事情，最终酿成巨大风险。德隆利用资金优势，在二级市场上控制上市公司股价，导致几家上市公司股价长期在高位运行，然后通过股票抵押贷款从银行融得资金；另外他们还通过信托公司发行承诺高收益的信托产品。当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给紧缩时，德隆资金链骤然断裂。

　　德隆的悲剧向监管层敲响了警钟，在金融探索日新月异的今天，如果监管思路没有相应的调整，很可能会付出巨大的成本。

　　金融控股“双刃剑”

　　从国外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已经对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外资金融控股公司在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期货期权以及保险等业务全能型的交叉互补，使得他们在业务开展中获得巨大的优势，这些机构进入中国后，必然将使中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从理论和国外发展经验看，金融控股公司有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对银行业而言，通过控股公司的架构，既可保持原来商业银行业务的独立性，又可通过设立其他非银行子公司发展具有潜力的新业务、分离优质资产或设立其他特殊目的公司，比如通过机构投资、社会募集等方式，建立商业票据公司、

信用卡公司、专业消费信贷公司、保理公司、

证券及基金托管、代理销售公司、保险代理公司等。

　　比较明显的一个实例是，中信集团为了使其旗下子公司上市，以自己的名义发行债券注资中信银行，充实其资本金，这样就凭借集团的强大实力从市场上筹得了低成本的资金。

　　然而金融控股集团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非银行风险向银行转移。金融控股公司内的资金调拨非常便利，商业银行的管理者有将一部分存款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的本能倾向，这样不仅可以盘活沉淀资金，而且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二是金融控股公司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德隆集团。

　　进行综合经营监管框架的探索已是迫在眉睫，希望我们不要再走“盲目发展——全行业出现问题——清理整顿”的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