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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副行长王益与深发展行长韦杰夫对话“哈佛论坛”
FN记者 袁蓉君
银行风险管理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创新，没有创新，风险管理是不可能的。12月4日，在北京哈佛校友会主办的以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届哈佛论坛”首场对话擂台上，国家开发银
行副行长王益和深圳发展银行行长韦杰夫这两位哈佛校友就银行业风险管理这一热门话题展开了讨论，对银行风险管理必须服务于业务发展达成了共识。
从技术上来讲，银行经营货币，经营的商品有独特的性质，所以要求的是审慎的原则，风险管理是银行的一个基础。银行在把老百姓的储蓄分配给企业的时候，要安全地将拿出去的钱拿回来，才能够给股东合理的回报，才能够保护存款人的权益。
作为我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开发银行目前拥有表内外资产约2.1万亿元，不良资产率为0.9%-1%，准备金覆盖率是350%，大大超过银监会规定的80%，也比一般国际优质银行的150%高出1倍以上；开行员工不到4000人，人均利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开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做得如此好的“窍门”究竟在哪里？
王益强调了两点。第一，风险管理一定是为业务发展服务的，不能因为风险管理去阻碍业务发展。风险管理的前提和目的不是为了管理风险，而是为了业务发展、创造利润。第二，风险管理必须具有个性化色彩，必须实事求是。中外的风险管理经验有的具有普遍实用性，有的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法律、信用、银行体系和客户的素质，均处于调整和自我调整阶段，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
王益还以开行借鉴市政债的原理，开发了“准市政债”这一金融产品为例，说明了创新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为了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并吸引投资，地方政府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然而，仅依靠中央财政无法弥补地方政府的建设资金缺口，中国的法律又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开行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客户来看待，根据其总体情况进行信用评级，再根据其财政能力确定能承受的风险限额，比如5年之内能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偿债能力承受多少借款，然后给地方政府发放一定数额的贷款。为了确保这笔贷款的偿还，地方政府将还款作为今后正常年度预算安排的一部分，由地方人大通过。通过这种形式，开发银行支持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北京的奥运会工程。
与开发银行令人艳羡的经营业绩相比，深发展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从去年12月开始担任深发展行长的首位外国人，韦杰夫坦率地谈到了该行目前的状况。他介绍说，目前深圳发展银行的资产规模是2000亿元，7000名员工，在全国18个城市拥有237个网点。
韦杰夫在谈到银行风险管理的时候，认为达到一个“双零”——即不良贷款的数额和比率双双为零并不表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很好，因为所谓的风险管理是银行要在发展业务时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深发展成立18年来，从1987年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这个过程当中，风险的责任逐步从政府转移到银行管理层。“所以，目前不止是深发展，所有中国的商业银行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飞机正在飞的时候还要修理飞机，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韦杰夫形象地比喻道。
为了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去年深发展采取了两个主要措施。首先是引入垂直管理体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由总行直接指派风险管理执行官和财务执行官到下面每个分行，他们直接受总行领导。刚开始时有的分行行长不习惯这个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捆住了他们开拓业务的手脚。但是，一年以后他们发现，因采取了这样的体制，分行的风险管理更加专业、更加强化了，而且碰到问题还可以到总行寻求帮助和支持。对总行来讲，这种做法使风险管理迈向标准化和可控制。其次，深发展将历史性的不良贷款剥离到一个坏银行，然后建立一个专门的队伍来处置。在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今年第三季度，深发展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降低到了10%，资本充足率恢复到3.4%。
而开发银行除了采取总行垂直监督外，王益介绍说，还采取了在线监督和主动寻求外部监督的做法。他强调指出，风险管理作为一个体系还包含了其他内容，如加强银行员工和客户的风险意识教育，将风险标准化，以及建立一个合理、安全、高效的管理程序等。教育、标准化、程序、监督使风险管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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