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标：引进战略投资者符合互利共赢原则

    FN记者  牟龄

　　在2005年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特别是近一时期，随着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以及中行和工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更把国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推向了高潮。

　　对于引进战略投资者，人们更多的是赞同，但是也有疑虑，归结起来，就是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到底能给中资银行带来什么？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究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民生银行是最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之一，围绕上述话题，记者采访了该行行长董文标。

　　融入世界的

中国经济需要金融业加快改革

　　记者：现在，不论大小银行都在通过出让部分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据

银监会的数据，目前有19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可能所有银行都会或多或少有外资参股。那么，银行的改革是不是一定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董文标：引进战略投资者是我国银行业加快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而且从现在起，距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只剩下最后一年了，中资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已十分严峻。中资银行普遍存在的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率过高、创新能力不强、盈利能力较差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靠自身来解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借助战略投资者的外力和资源，使中资银行在资本、管理、产品、服务等各个方面迅速提升市场竞争力，不失为一条重要而有效的路径选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就是要加快推进银行业的改革，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将最终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国民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发展。

　　记者：在更宏观的背景下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快推进银行业的改革，是否具有更深更广的意义？

　　董文标：是的。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前被视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到全球第六位，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这二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在经济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相对于产业方面的改革而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相对还比较滞后，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整体步伐，主要的体现就是资本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的开放程度还不够。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中国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与其不匹配，我国的金融体制与我国乃至世界庞大的经济实体的运转节奏不能协调，将会产生潜在的风险，那就会对经济的平稳发展产生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转形成潜在的威胁。

　　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党和国家对金融体制及银行业的改革高度重视，非常清晰地指明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的成败将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成败，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

　　引进战略投资者是银行公司治理的重大突破

　　记者：我国商业银行在改革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失。因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多次强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民生银行是最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银行，能不能结合民生银行的情况谈谈你们的变化和体会？

　　董文标：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最大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其二是如何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借助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来解决。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需要向国外成熟的商业银行学习。

　　举例来说，资本市场在中国形成之后，一些公司的确进行了股份化改造，进而成为上市公司，但其公司治理理念、架构大多来自本土，十几年的运行、发展证明这些不完善、相对落后的公司治理并不成功，没有保证公司沿着一条健康的轨道发展。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虽然在时间上要晚一些，但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模式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的治理模式，成为银行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民生银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年开始，董事会着手设置了五个委员会，分别是战略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这五个委员会从各方面不断规范公司的管理；民生银行从成立之初就在董事会中设置了独立董事，但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增加了两名独立董事，分别是美籍独立董事史维平和来自香港的伍淑清，他们或者曾就职于国外著名银行，或者在知名银行担任过独立董事，他们的到来为民生银行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对民生银行的战略结构调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对于任何一家企业，其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决定了未来发展的良好态势，也决定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改革过程中，一开始就着手引入战略投资者，建立起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并且希望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来增强实力，这种改革是超前的，将会避免许多失误，对未来的经营管理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记者：战略投资者进入银行后，大家担心中外双方在文化上是否能够融合。你提出要借助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来改变中国商业银行原有的企业文化，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董文标：由于我国经济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因此商业银行带有许多转轨时期的“特色文化”，比如缺少明确的游戏规则、沿袭官本位传统、对弄虚作假不以为然等等。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外资会带来先进的银行经营管理理念和文化，比如以有效的制度及措施明确游戏规则，抑制弄虚作假的发生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净化银行的肌体，逐渐形成一种诚信、创新、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近几年，我在担任民生银行行长期间，感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才能形成一种健康向上、诚实守信的银行企业文化。通过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我们也在不断地完善内部管理，同时逐渐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从2003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行独立授信评审制，它有效地克服了过去信贷审批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全方位提高了信贷审批的专业和技术水平。同时，由于这一体制上收了各分支行行长的贷款审批权，即是对传统官本位理念的彻底否定，也进一步改善了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又比如，民生银行过去一直追求发展规模，目标就是把银行做大。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通过与投资者的反复沟通，这种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即不做大银行，不做规模银行，而是做中型银行、特色银行、效益银行、质量银行。总之，先进的理念、管理方式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最终将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学会“算大账”

　　记者：目前，从国家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到城市商业银行，可以说每个层面都有外资的参股。但是，在让出了部分股权之后，作为战略投资者被引进的外资，能不能与中资银行真正成为战略伙伴，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实现双赢？对此，其实有不少人心存疑虑。

　　董文标：应当说，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都是一些资本雄厚、管理先进、具有良好国际声誉的金融机构，他们比较注重长远利益，也愿意与所参股的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共谋发展。另外，最近银监会又提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对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持有期限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些都是对国家以及商业银行利益的一种很有利的保证。

　　在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上，我们应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即在获取的同时，也必须要付出。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学会“算大账”。我们要看到，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首先是看中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希望分享高速增长的成果；其次，承认中国金融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但鉴于中国银行业的现实状况，对风险收益也有他们的评估和讨价还价。国外战略投资者必定是看到了有利可图才会进入中国市场。既然中国是一个逐步开放、不断走向市场化的国家，那么就要敢于、甘于让投资者获益，承认投资者的风险、价值及投入。

　　可能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从国外引入战略投资者，而不充分利用国内的市场？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但勿庸讳言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改善银行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但第一、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并没有相隔多少年，又产生出许多不良资产，这是对国家财富的浪费。而我们从国外引入战略投资者，他们在获取红利的同时也给银行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经验和技术，帮助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向良性方向发展，这对整个金融业改革的意义是巨大的，同时也阻止了财富的进一步浪费。

　　我们与国外投资者要真正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战略伙伴或是利益共同体，就必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特别是商业银行要认真学习借鉴外资银行的理念、管理、技术、服务，为我所用。随着2006年的逼近，中外资银行将进入全面、对等的竞争时代，我们的商业银行还没有经受过真正市场化的洗礼，完全对立、竞争的格局对未来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国银行业应该抓住机遇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全面推进金融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