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立董事的交行转型观察

　　本报记者 韩圣海 发自上海

　　11月18日，上海已至深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谢庆健起得特别早，西装革履，61岁的他很精神。

　　这天是交通银行(3328.HK，下称“交行”)董事会例会，他是独立董事，照例去浦东交 银大厦履职。

　　“我的任务是参与交行重大决策，对交行运作履行监督职能，并维护中小股东利益。”谢庆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这样定义自己的独董使命。

　　交行中外独立董事共有5位,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专业背景。

　　“境外独立董事提的东西比较符合西方

商业银行文化，他们提问题一针见血，有时会出现过高要求，境内独立董事相对来讲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会考虑方方面面因素。当然，我们殊途同归，都是为促进交行发展，双方也可以形成互补。”谢庆健说。

　　在谢庆健看来，交通银行“引治”胜于“引资”。他说：“在汇丰进入交行并在交行香港上市后，交行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董事会开始运作起来，独立董事等外部监管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前中后台八大业务部门实现了比较密切的配合，内部

审计已经实现扁平化管理，风险管理也实现了适当集中……”

　　银行公司治理历来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之说，前者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后者则偏重政府作用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谢庆健表示：“交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综合了这两种模式的优点。比如，我们既有独立董事又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偏重于重大决策监督，监事会侧重于事后监督并对独立董事进行履职监督。中国的银行有中国特点，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和实际情况相符合。”

　　交行5位独立董事各司其职，谢庆健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对于交行风险管理的改变，他深有感触。

　　“交行从汇丰银行引进了很多风险管理的概念，如风险过滤、迁徙分析、风险容忍度等，这些理念都很先进。以风险容忍度为例，银行风险容忍度讲得简单点就是‘做最坏打算，获最好业绩’，但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需要不断适应现状。限于交行目前的条件，我们在推行风险容忍度过程中非常缺乏数据，因此不能全方位推进。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我们决定先推行信贷方面的风险容忍度。”

　　谢庆健称：“交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大框架已成，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交行的转型依然‘在路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如提高全员素质、调整网点布局等。”

　　进入交行14个月，谢庆健认为自己的交行独立董事角色正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