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艰难破茧

　　与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并行的跨国银行本土化，同样要走一条曲折的路

　　本刊记者｜辛云勇

　　2005年上半年，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一直扣人心弦，其中在业务创新、体制改革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力度开始让人为中资银行颇 感欣喜。更为庞大的改革盘面还包括更多的中小商业银行，在这背后，外资银行的身影不断穿梭其间。

　　与一两年前不同的是，人们对中资和外资银行实力对比的评判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外资银行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他们的到来曾经让中资银行十分恐慌，之后这些金融大鳄的业绩却让人“大跌眼镜”，目前头脑冷静下来的外行考虑的是重新整装待发。

　　水土不服

　　2004年底，银监会对进一步开放银行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2004年12月1日起，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扩大到昆明、北京、厦门、西安、沈阳，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进一步放宽政策限制。在这之前，很多外资银行在华业绩黯淡，这与中国政府对其严格的业务限制不无关系，大多数的外资银行只能从事外汇业务，而且大约60%的客户局限在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尽管如此，中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来源仍然有诸多约束。按规定，外资银行持有的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所持有外币负债的50%，这就意味着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难以通过吸收人民币存款的方式解决人民币短缺问题；在发行人民币面值债券或通过中国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方面同样受到限制，外资银行想从央行获得贷款更是很难行得通。而人民币来源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良性经营的根本保障，无论是短期拆借还是长期银行间拆借，都只能是暂时应付场面的举措。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我国对WTO协议中关于银行业开放的承诺逐步兑现，这些限制将逐步消失，但随之而来的将是央行在运营资本准入上提高门槛的新规定，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外资银行来说，这又是一道难过的坎。

　　与业务限制相对应的局面是外资银行在地域扩张上的举步维艰，这也直接造成外资银行在少数几个地区扎堆的现象，并形成了欧美银行盘踞长三角，日本、我国港台银行齐聚珠三角的局面，2003年底前，97%的外资银行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仅6家，由此带来的则是外资银行在营业网点上的劣势，而对于个人银行零售业务来说，网点的稀少是致命软肋。

　　在公司和机构客户上外资银行的表现同样不容乐观。2002年3月，南京爱立信凑足巨资提前还完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19.9亿元人民币贷款，转而再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的巨款，这样的“倒戈”事件曾让不少外资银行兴奋不已。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公司和机构客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现在看来，爱立信的榜样作用要在中国大面积发挥还需时日。

　　花旗银行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外资银行的员工在处理与大客户高管之间的关系上还显得很稚嫩，在中国商业往来中被视为正常的一些做法往往为外资银行规则所不容。“有一些本土员工想学习中资银行的做法，但在花旗看来是违规操作，做了的话有可能丢饭碗。”这位人士称，不少外资银行尽管有先进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但在中国根本不适用。“本土员工认为优质的一些客户在外籍管理人员那里并不认可，而他们又经常把中国员工并不看好的客户认定为优质客户。”一位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显得很无奈。

　　这种本土化上表现出来的问题直接体现为外资银行经营风险和不良贷款的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一份研究报告《转轨中的金融业开放与外资进入：制度框架与政策趋势》显示，2003年底之前，不良贷款率超过20%的外资银行有24家，超过90%的有7家，其中一些银行已经黯然关张。直到2004年，外资银行才开始恢复性增长。

　　对于更多的外资银行来说，在中国市场长期经营规模过小，一旦发生违约风险，不良资产率的问题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深层博弈

　　事实上，由于不能适应中国市场，先后已经有几十家外资银行撤出中国。

　　但留下来的外资银行开始逐步进入适应期，并在中国银行业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收购中小商业银行和参股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是主要举措之一。

　　2005年6月17日，建行与美洲银行在北京正式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美洲银行以30亿美元购入建行9%的股份，成为其战略投资者。在此之前，汇丰入股平安已成既定事实，花旗、渣打、恒生则比汇丰下手更早，他们也已经完成了对中资银行部分股权的收购。

　　在巴曙松看来，中国国有独资金融机构效率低一直是困扰中国金融业改革的一大问题，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成为一个比较具有可行性的路径。“通过外资金融机构的参股或合资，可以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改革的困境。”

　　对于目前在中国市场一时难以突破现实困境的外资银行来说，选择并购中资银行帮助其拓展势力范围是一条相对现实的道路，这种方式也得到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在2004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多次表示，银监会鼓励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2004年底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中，银监会鼓励外资银行到中西部开展业务，并对入股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给出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在跳跃式发展的背后，外资银行在开展银行业务方面，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进一步提高，这对在华自有网点的外资银行来说，正在遭遇两难境地。

　　另外，在并购或者入股中资银行的时候，外资银行往往在如何协调内外估价差异上付出较大的成本。在国际金融公司入股南京商业银行的时候，南京商业银行通过审计计算出的每股净资产价值为1.37元人民币，而国际金融公司的计算结果是1.07元人民币，双方的争议性估价差达到0.3元人民币。两家银行争议的焦点主要在如何估价南京商业银行的国债投资这部分资产，最后双方才协商达成协议价为1.21元人民币。对外资银行而言，如果参股资产状况略差的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更大的麻烦还在于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历史性坏账。

　　正是基于这种成本困境，更多的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的意愿开始跟中国政府背道而驰。2004年初，汇丰银行动用不超过2000万美元，收购了福建亚洲银行50%的股权，亚洲银行在此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资产质量比较不错的小商业银行。与此类似，沿海很多这样的银行都已被外资银行买走。

　　在对较大的商业银行参股方面，尽管外资银行在表面上没有实现收购，但由于一些中资股份制银行股权分散，外资银行实际上已经取得话语权。2002年参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时候，花旗的投入并不大，在浦发银行信用卡业务上，花旗也仅只提供一些技术援助就更多控制了这一业务板块。

　　同时，不少外资银行愈发明显的表现出希望参股资产质量较高的商业银行的意愿。“这样一旦政策允许，他们可以把这几家银行合并在一起，实力会很强劲。”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来自一些被外资参股的银行内部消息称，外方对控制权的争夺也日益激烈。

　　对中国银监会来说，引进外资银行的目的更多是为本土一些治理水平较低的商业银行把脉，而不是买走那些资产质量本来就相对优良的银行。众多外资银行的表现显然与政策层面有着根本冲突。

　　这样的并购和参股对中国银行业明显不是好事。在巴曙松看来，外资银行的进入已经给中资银行带来了冲击——导致中资银行优质客户流失；对中国宏观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等等。而目前的情况如果不加以矫正，这种冲击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事实上，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2005年6月，行将退休的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在“第一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表示，将在坚持开放的原则下，强化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并列举了两个将可能实施的政策：一是在审批正常准入申请时，将会充分考虑机构过于集中的问题，鼓励外资银行去内地和中西部城市；二是限制入股中资银行的数量，一家外资银行将最多被允许持有两家本地银行的股份。

　　尽管银监会对此表示这仅是史纪良的个人学术讲演，但对外资银行投资中资银行更为详细的相关管理条例正在制定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无疑有如再次套上枷锁。

　　花旗相关人士对此表示，如果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应该支持银监会的做法。“外资银行不能简单地从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发，与中国银行业共同成长才是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