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广东千机变 本外币贷款转移调查

　　本报记者 罗文胜 广州报道

　　存量贷款转让玄机

　　“外资银行在广东的发展势头，可以用‘爆炸式增长’形容。”广东银监局外资银行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徐美茹说。

　　此语的背景是，自1980年代初登陆广东(不含深圳)到2003年，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仅为25家，资产总额21.4亿美元；今年3月末，广东外资金融机构猛增到51家，资产总额达47.7亿美元。也就是说，2004年至今不到一年半时间，从机构数量到资产规模，广东外资银行较前20年间翻了一番。

　　就金融资产规模而言，去年仅广州本外币存款余额就达10322.45亿元，增长11%。一万亿存贷存量，内资银行具有近乎100%的覆盖面。但去年宏观调控收缩了内资银行信贷资金，为避免资金流转过于受制于非市场因素，企业开始寻找国内银行之外的信贷出路——新近的外资银行是他们的选择之一。

　　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一位人士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展示，按照十五计划，广东省“五网”、“两铁”、“两港”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加上新上南海石化等大型中外合资项目，总投资匡算5000多亿元，需要银行融资1800亿元，如果加上部分债务结构不合理项目需要债务重组(再融资)，银行融资则高达2000亿。

　　“由于是市政建设长期贷款，当地银行争夺趋于白热化，2000亿的贷款，几乎都由本地银行承担。”广东发展银行公司业务部一位资深人士透露，对四大国有银行来说，由于有全国性资金调拨系统，如此巨额的放款并没有造成即时压力，但对一些地方性银行而言，则出现了强大的资本补足压力。“广东一些内资银行开始筹划存量贷款转让问题。”

　　“就是说把部分长期贷款转给其他银行，减少资产占用，以缓解自身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该人士称，问题在于，这一存量贷款转让，带有鲜明的本外币重组特征，“客户在这方面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外资银行。”

　　珠三角企业借贷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外设备、垫支进口原材料资金等，因此他们倾向于将人民币贷款向港币或美元转化。去年底渣打银行全面托管TCL的远期票据业务，今年更是将业务延伸到现金层面，就是一个显例。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某经管人士证实，当地商业银行在运作存量贷款转让时，部分客户向外资银行提出申请，要求用外汇贷款置换现有的人民币贷款。“这一由小银行引发的贷款置换现象，正在向四大国有银行蔓延。”

　　该人士透露，为了抑制企业将到期贷款逐笔从国有银行置换到外资银行的做法，部分国有银行已打破按基准利率展期的惯例，将利率下浮10%，一些大行甚至对企业前期的正常还款提出了展期建议。“虽然这样，企业信贷流往外资银行的态势还在扩展。”

　　“这中间涉及另一个因素，与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关。”该人士告诉记者，按照当前美元贷款利率市场水平，以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0.8%计算，利率约为2.0%，较之人民币利率可以降低3%，这里面有一定套利空间。如某外资企业贷出外汇贷款，结汇成人民币后以委托贷款等形式转贷给中资企业，将可获得一定差价。原则上，委托贷款利率比较灵活，譬如定为4%，则该外资企业将有2%的套利空间。

　　“相形之下，内资银行存在操作障碍。”该人士称，内资银行虽然不存在贷款币种的限制，但其外汇贷款不得结汇使用。由于现阶段人民币贷款实际利率远远高于外汇贷款，为降低融资成本，许多企业把目光投向外资银行。

　　东京三菱们如何挺进？

　　种种迹象表明，面对外资的介入势头，广东同业的态度更为慎重。

　　工商银行广东中山市小榄支行某业务经理去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该行开户的优质外资企业客户“本田制锁(广东)有限公司”求贷二千万元人民币贷款，该行尚未进入评估阶段，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深圳分行突然插入，仅用三个工作日(从向企业拿资料到审批、放款)，就为企业发放跨区贷款，半年期月利率3.78‰(即人民币半年期贷款利率下浮10%)。

　　“但我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是孤军深入。”该人士称，国内信贷依靠打包服务获利，单一的存贷利差存在高度风险，东京三菱在中山没有分支机构，没有结算网，存款、汇兑以及各项中间业务还是落在工行网点。“我们让给他2000万本币贷款，但增加1000多万派生存款，获得近一个亿的结算流量，却没有一分钱资金占压，明显利大于弊。”

　　日前记者再次对该人士进行采访，却听到另一种口风。

　　“我们的网点优势正迅速弱化。”该人士称，受宏观调控影响，珠三角大量外向型企业对银行信贷采取一次申请、分次使用、本外币急速转换的方式，“我们网点地理分布虽广，但功能单一、难以适应外向型业务需求。外资银行的威胁，今天已成为现实。”

　　该人士举例，当地一知名企业新建大型项目，向工行求贷五年期固定资产贷款8000万人民币。额度批下后4个月，借用第一笔5000万；不久该企业提出另外3000万需折算为美元贷款。

　　“人民币贷款随机转向外币贷款，超出我行授权范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该人士称，中山工行向上级紧急申请了特别授权，“如果我们不这样干，对方可能会马上提前还款，将整笔贷款置换到外资银行去，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冲击。”

　　该人士继续透露：3000万本币贷款转美元后，企业并不是一次提取，根据工程进度，先提140万美元，几个月后提220万美元；不久工程投产，企业议价能力提高，提出将贷款利率降到基准水平，并要求今后贷款利率一年一定；目前人民币利率抬升，企业一次性提前几年归还贷款2250万。

　　“这个过程搞得我们昏头转向。”该人士感慨，“变利率、变额度、变贷款使用时点，这笔贷款事实上已涉及汇率转换和票据化倾向，越出了国内网点的服务范围。”

　　该人士告诉记者，企业之所以提出如此信贷要求，与广州存在大量的外资银行数据处理中心等外包机构有关。其外包集中程度，连京沪也无法相比的，就一定程度而言，珠三角外资银行借助外包之势，对弥补网点不足的缺陷已有所弥补。

　　“将数据录入、单证审核等业务集中交给外包机构处理已成为当今金融业一大趋势。”徐美茹告诉记者，汇丰银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将其内地第一个数据处理中心建在广州，花旗银行、美国银行、东亚银行等外资银行也相继在广州设立了电话银行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等机构，广东丰富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其成为“外资银行设立外包机构的首选之地”。

　　深圳中行某经管人士证实，在票据清算业务领域，珠三角的外包特色令中外资的优势对比产生改变。一般说来，珠三角企业客户大多布在两岸三地，部分地区境外企业比重甚至超过本地客户，涉及到境内外票据往来时，中资银行挑战近逼。

　　离岸业务新考

　　“事实上，外资银行各项业务在珠三角爆发增长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离岸业务。”上述中行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跨国公司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办法》，在在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进行试点。通过这次改革，跨国公司第一次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金规模调度和资金收付集中管理。

　　“这一外汇改革，对于珠三角这种跨国公司集中地区的银行来讲，意义非同凡响。”该人士分析，对于外资公司而言，其境外关联母公司通过设立离岸账户，不但可以通过此离岸账户实现境内公司的快速资金调拨，而且可以采取一班人马调配两处资金的方式，实现资金流与货物流保持同步，财务管理的清晰程度也远远高于以收抵支的差额核销方式；对中资跨国公司而言，可以通过离岸账户牢固控制境外关联公司的资金，同时也可以达到避绕部分外汇管制的目的。

　　“我们中行不能开办离岸业务，在境外一头，国内银行不能完全为跨国公司提供整体资金管理服务，在营销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该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深圳中行的做法是给跨国公司在深圳开立虚拟总账户或现实总账户，由深圳中行与中银香港深圳分行联手推出离岸、在岸资金快速汇划业务，由中银香港协助对跨国公司境外一端提供服务，并和跨国公司在深圳中行的账户实现对接，达到部分满足跨国公司对境外资金管理一体化的需求。

　　“但拐弯太多，制约太多，还是落后于外资银行。”该人士颇为无奈。

　　徐美茹分析，广东省近年来着力吸收大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进驻，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日本汽车巨头均在广州设立了生产基地，使得外资银行的作用凸现。

　　徐美如告诉记者，广东银监局按照要求，已完成了外资银行协调委员会的组建，并促其加入了广东银行同业公会。

　　“广州基建每年投资150亿元至200亿元的，不能由国有银行通吃。”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沈柏年日前对当地媒体称，“我们就是要给外资腾出这一块蛋糕，保证外资银行在广州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