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银监局副局长：十大新风险预警中国银行业

　　本报记者 历志钢 武汉报道

　　武汉的4月，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不过，湖北银监局副局长杨家才并没有时间感受这样的春光，3月30日中午12点多，杨家才终于处理完公务，于是采访就在东湖边的一个农家菜馆里开始。

　　早在2001年底，时任人民银行(正式文件里没有“人行”的简称)武汉分行副行长的杨家才就提出了当时银行业面临的十大风险苗头。

　　日前，这位拥有多年监管经验的人士又提出了当前银行业面临新的十大风险隐患和监管策略，以提前昭示银行界。采访的话题就从杨最为关心的银行风险开始。

　　银行业面临十大风险隐患

　　《21世纪》：你曾经提出过中国银行业的十大风险，为什么再次提出新的十大风险？

　　杨家才：我国银行业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改革才刚刚起步，整个银行体系还比较脆弱，自身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不强，一些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容易转嫁给银行。现在看来，我国银行业主要面临十大风险隐患：

　　一是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现在我们有超过609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过量外汇储备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外汇储备增加迫使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如果我们推行从紧货币政策，则要提高利率，提高利率有利于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但同时又会引来更多的国际资本投机，国际投机资本流入越多，收购越多，这又造成基础货币投放更多。

　　二是央行票据供给放量。为了对冲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中央银行采取了发行票据的方式，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把货币买回来，以减少市场流通货币。2004年，中央银行发行票据余额还有9700亿元，今年应回收9400亿元，收回票据必然要投放基础货币，投放货币又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剩，这样一方面会助推经济的过热增长，另一方面也可能推动银行贷款的低效率投放，因为银行有了资金就要找出路。

　　三是地方政府信用透支。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银行监管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对地方政府大规模的集中授信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农信社增资扩股不实。农信社历史包袱的一半由中央拿钱解决，另一半由地方解决。地方这一半则基本上靠面向农民、自然人和集体、个体经济组织增资扩股来补充。而有些基层农村信用社仅片面的讲付息分红、三年可退，诱导农民取存转股。这样，名义上资本金是充实了，实际上持股人并没有承担风险的意识。今后农村信用社一旦出现风险，要么使这些持股人被迫套牢，要么就转嫁给存款人。

　　第五，不良资产处置悬空。2004年中行、建行改制，剥离了3800多亿元不良资产。这种不良资产处置不仅使现实的资产暴露了风险，更重要的是形成和助长了道德风险。银行的资产剥离，叫做“剥了不良，惯了银行”。以前称第一次剥离是最后晚餐，现在是第二次剥离和核销，晚餐是没完没了。这样的剥离看起来是甩了包袱，实际上是给了不良资产出路。拨出来的不良资产说是处置变现、盘活，实质上绝大部分是损失，悬空了。

　　第六，住房贷款抵押解套。这个问题媒体已经多有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到去年年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为17100亿元，如果有20%出问题，就会出现2000多亿元的不良贷款。

　　第七，代客理财收益缩水。去年以来一些银行陆续推出人民币理财产品，现在这个风险已经暴露出来。

　　第八，银行资产的不良转让。银行资产转让是一种新业务。这里的风险在于：打包转让资产中有不良资产，这些资产到了季末和年末再返售。由于卖出去的主要目的是在考核时点上减少不良，减少不良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和增加个人奖励，而买入者只是暂时代保管，到时可以保证把资金赎回来，因此并不关心资产的质量，其结果是资产转让没有实质性内容，仅仅是将风险后移。

　　第九，跨业风险转嫁。目前我们实施的是“分业监管，混业渗透”。一些跨业产品打开了银行与证券、保险的通道，银证保对接后使分业监管力度减弱，若一方出现风险，则不可避免会转嫁到另一方。这个“另一方”始终是银行。所以，一家券商倒闭，必然伴有多家银行哭泣。去年爆发的德隆和南方证券等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十，道德约束松弛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我们从制度和法律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银行仍是案件频出，损失攀升。原因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执行制度的人身上，主要是人的道德风险。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的案件之所以发生，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执行内控管理制度。银行在执行高管人员轮岗制度时，每次轮到这个出事行长轮岗，都因怕动了这个行长会造成存款流失，每次都迁就不动，最后一下子损失了这么多。这个教训很惨重。

　　更新监管理念与手段

　　《21世纪》：您提到许多新的风险隐患，其中有一些现在已经开始暴露出来，那么银监部门在这些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杨家才：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面对新的银行业风险隐患，作为基层银行监管机构，我认为首先是要更新监管理念，及时准确的计量和反映风险。在这方面主要是实施资本监管、不良监管和拨备监管。

　　《21世纪》：资本监管、拨备监管我们基本上都有所了解，能不能解释一下不良监管和拨备监管呢？

　　杨家才：识别和量化风险是风险监控的第一步。目前商业银行量化风险的主要技术是资产分类，风险计量准不准确关键看其资产分类是否准确。如果资产分类不准确，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底数不清楚，风险监管就无从谈起。

　　不良监管重点是监管资产分类的偏离度，就是要看是否把次级、可疑类资产放在了关注类，是否把损失类资产放在了可疑类。因为每降低或提高一个档次，计提拨备的差异是很大的。现在有的商业银行还在实行不良贷款审批制，比原来控制贷款规模还要严，一笔贷款要成为不良，必须层层报批。不良贷款本来就是客观、动态存在的东西，不管批不批它都是存在的。难道得不到批准，不良资产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吗？所以，贷款分类偏离度或者说贷款分类的真实性是我们当前监管的重点。

　　《21世纪》：不过我认为风险的事前防范比不良监管更重要。

　　杨家才：这正是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创新风险防范控制机制。目前我们主要采取三种措施来控制风险。

　　首先我们把超速发展的银行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尤其是要对波动很大、跳跃增长的银行加强监督。在奥林匹克的马拉松比赛中，运动员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跑得很久，百米冲刺中运动员跑得很快，但是他能跑得久吗？速度快了风险大，所以高速公路上要对汽车进行限速，我们也要实行超速监管。这几年，一些银行每年都在以20%或30%的速度增长，但是金融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样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长久的。

　　其次，要把银行业经营现状和监管指标向社会披露，让所有的存款人和借款人来监督你，实行最强有力的市场约束。全国3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我们只有2.4万的监管队伍，其中还包括一些做综合业务和管理业务工作的。怎么办？借助社会的力量，引入市场惩戒，创造千百万的监管者。

　　最后要落实尽职监管。银监会发布了授信尽职指引，明确了授信过程中各个岗位的职责。

　　《21世纪》：您提出的监管措施我感觉非常超前，要落实这些监管措施是不是需要我们转变以前的一些监管方式？

　　杨家才：是的，我们已经在转变监管方式。首先是考评式监管。

　　其次，实行序时检查。就是就是规定一年检查几家商业银行，三年一个轮回。 监管部门事先告诉商业银行三年的检查计划，让商业银行早知道监管部门要进行的检查。

　　再就是离任审计。一直以来，银行有个怪现象，就是行长一换不良就升。这之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行长的任中和离任审计没有跟上。许多分支行行长调走或提任时业绩也好，评议也好，可走了以后不良比例就上来了。要追究责任，可责任人变更了，有的提任了，更不便追究。所以，对银行高管人员一定要严格进行离任审计，审完了再走。不管是行内流动还是行际流动，都要依据离任审计的结果来进行资格管理，凡是离任审计上明确有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的，其它行均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