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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涛发自北京
记者从银监会获悉，除渤海银行特例外，其余各地报请设立合资商业银行的方案被束之高阁，今年很难再有新设的合资商业银行出现。银监会的态度很明确，对新设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实施审慎的准入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
上海农信社与澳大利亚澳新银行合资一事已无可能，记者从银监会了解到的信息是上海农信社改革后的名称不会是业界盛传的上海合作银行，而依然称上海农信联社。
从1985年工行与亚洲开发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现改名为新生银行)、美国赛诺金融集团共同合资设立(合计持股25％)国内第一家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开始，合资银行已走过了19个年头，但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壮大起来。迄今为止，除厦门国际银行资产较大，接近100亿元外，其余6家规模均都在10亿元左右，全部7家银行的资产总共不过约200亿元人民币，尚不及四大行在发达地区的一家支行。作为金融改革试验田的合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日程排定之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范围与股权比例限制将全面放开，在外资银行探寻进入中国金融业最佳路径的咄咄攻势中，合资银行及外资准入的态度趋于审慎。
浙江商业银行的重新设立过程突出显现了监管层的态度转变。浙商银行是在原浙江商业银行的基础上重组改制而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杭州，其15家股东中有13家是民营企业，拥有总股本的85.71％，并无外资股份。而重组前浙江商业银行由香港南洋商业银行(25%)、中国银行(40%)、交通银行(20%)、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5%)合资组建，于1993年3月2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是浙江省内唯一一家合资银行。
除了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等城商行规模较大，资产质量状况较好外，近一半的城商行累计亏损，考虑到统计口径及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实际资产状况远远低于现有的统计报表。
显然，这样的情况如何能吸引民资和外资呢？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分析说：“已有的金融机构都需要整治，新增金融机构不是忙中添乱？”银监会的办法就是控制新增银行牌照的数量，这样就可以让现有商业银行的牌照升值，使那些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投资者付出点成本。
监管层对外资进入银行业仍然颇有警惕。据记者了解，监管层对外资是否可能成为参股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很是警觉，这在交通银行改制的案例上更加明显，虽然汇丰以高达18亿美元入股，但财政部仍然追加投资，维持其第一大股东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对多数外资银行，他们更看重的是对银行的控制力。渣打银行虽然没有成为渤海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但掌握了经营管理权。
而一位银监会官员告诉记者，监管层也是同样考虑，控制力在目前仍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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