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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羽青
银行卡征收跨行查询收费事态正在不断升级。继上海市民邓维捷对中国银联和建行、工行以及交行三家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四被告返还已收查询手续费用，停止侵权，并取消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后，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召集各家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讨论跨行查询收费问题。在强烈的社会反响面前，被百姓称为“霸王”条款的跨行
查询收费之举正面临不小的变数。
7月12日，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了刚刚完成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广州市民每月都要查询银行卡内余额情况，最常用的方式是在附近的银行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进行查询；67．1％的广州市民认为银联卡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属“不合理”收费；在跨行查询收费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超过半数的广州市民认为跨行查询每次收费应不超过0．2元。
调查显示，为随时掌握个人经济状况，54．8％的广州市民每月都会查询1～2次银行卡账户内的余额，只有17．3％的市民基本不查询，其他市民每月查询的次数至少在2次以上。
在最常用的查询银行卡内账户余额方法中，约有76．4％的广州市民选择在就近的ＡＴＭ机上进行操作，选择网络银行或电话银行查询的占比很少。而当就近的ＡＴＭ机不是开户行时，只有10．5％的市民会坚持寻找开户行的查询系统进行查询。
经过3年多的运行，广州市民已经习惯了银行对于跨行取款收取手续费用。但对于银行卡跨行查询也要收取手续费，则普遍反映“不合理”。其中，67．1％的广州市民认为对银行卡跨行查询收取费用属于“不合理”费用，另有11．2％的市民认为“说不清”。假设收费不可避免，市民对收费的价格接受度呈现较低水平，有52．9％的市民认为收费标准应不超过0．2元／次。
1999年央行出台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持卡人在ＡＴＭ机跨行取款的费用由其本人承担”，并设定在其领卡城市之内取款“每笔收费不得超过2元人民币”。之后，全国各大国有和商业银行从2002年开始实行跨行取款收费。去年，中国银联对各大银行下发《关于收取品牌服务费、对跨境跨行查询交易收费以及调整跨境取现交易手续费标准的函》。根据该函，从今年4月1日起，银联卡跨行查询将收取手续费，其中境内查询单笔手续费为人民币0．15元。
随着交行宣布6月1日开始征收跨行查询收费，中、农、工、建四大行迅速跟进，纷纷表示将于6月1日起征收跨行查询费，引起各方面强烈争议。6月1日起，中、农、工、建、交5家银行开始对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标准为境内跨行查询手续费0．30元／笔。
6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叫停银行查询收费建议》的提案，紧急建议银监会对有损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行为，加强监管，建议对本次收费暂时叫停，并组织听证，同时建议有关方面对银行中间服务收费加强法律审查。
有学者称，中国银联是“国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制金融服务机构”，相当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业协会，因此它向各银行发布的函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函件只对其组织成员具有约束力。银联方面称此次对跨行查询实施收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持卡人在使用ＡＴＭ跨行查询服务时占用了一部分银行系统资源，收费是基于成本考虑。
在经历了跨行取款收费、银行卡收取年费后，银联又按照“国际惯例”对银行卡跨行查询实施收费。虽然我国的持卡人数量庞大，并具有利益一致性，但却相当分散，群体利益组织化的成本非常高。持卡人个人的力量如何与银行或银联博弈；在利益分成上，发卡行、收单行和银联之间如何界定成本收益；监管部门如何协调各方面关系，做到合情合理合规，使跨行查询既能满足持卡人的正常需要，又能有效抑制持卡人过度查询给银行增加的成本，这显然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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