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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姝
——面对中国银联的强势，国际卡组织开始了“圈地”新布局。日前，在“2006年中国零售银行业务暨银行卡与支付业务大会”上，Visa国际组织亚太区执行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张楷淳表示，物理卡片即将消亡，虚拟卡时代即将到来。而中国是虚拟卡发展最理想的市场，Visa已开发了很多虚拟卡，并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那么，在零售银行中，支付业
务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的支付业务发展情况如何？虚拟卡时代又会是怎样的？ 会议间隙，记者采访了张楷淳.
本期访谈人物：张楷淳
Visa国际组织亚太区、执行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
张楷淳于1994年加入Visa国际组织。1998年前一直在新加坡工作，担任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半岛的高级地区经理。1998年9月，张楷淳被派驻香港，任职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和菲律宾的总经理。
2001年4月，张楷淳被调往日本地区任副总经理，以推动Visa在当地市场的业务拓展。随后于2001年9月被晋升为日本地区总经理，并于2002年10月被任命为亚太区执行副总裁兼日本地区总经理。2005年8月，张楷淳被派驻上海，担任亚太区执行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
支付卡是重要渠道
《上海金融报》：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国外银行零售业务发展的大致情况？
张楷淳：纵观全球银行业，但凡成功的大银行，无论是来自北美、欧洲，还是亚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非常有势力的零售银行。而在零售业务中，支付卡业务又是零售业务发展最大的驱动力。比如，花旗银行44%的利润来自零售业务；渣打银行48%的利润来自零售业务；汇丰银行47%的利润来自零售业务。这一数字在其他全球知名的银行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花旗的零售业务中，38%的利润(高达40亿美金)来自支付卡业务。在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支付卡也是其零售银行业务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不仅如此，零售银行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在银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为越来越多外国银行业所认同。比如，韩国最大的一家银行就曾公开宣布，零售业务是他
们最大的一块业务。这就意味着，中国银行业若想成为具有竞争力、世界一流的银行，就必须拥有成功的零售银行业务。
《上海金融报》：支付卡在零售银行业务发展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楷淳：首先，支付卡代表了一家银行的脸面。任何一个持卡人在使用支付卡时，实际上都是对其发卡行的一次宣传。可以说，它是银行营销的重要渠道。
其次，支付卡业务是银行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无论是信用卡，还是借记卡，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支付卡，支付是其主要功能。它是取代现金的支付手段。
举例而言，一位消费者的年消费额(包括衣食住行)是1000美元。他拥有一张ABC银行发行的支付卡。在费用支出过程中，这位消费者去年3%的消费额是通过支付卡支付的。而由于今年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他开始削减开支，将全年消费额降低了10%，达900美元。这时就有可能出现，用支付卡支付整个开销的6%比例。因为，经济不景气，现金不能带来任何收入。而把钱放在银行里通过支付卡支付，还可以增加一些利息收入。也就是说，由于支付卡的支付功能，他给银行带来的收入是与经济周期绝缘的。
此外，支付卡是银行建立客户关系、客户忠诚度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中国是最理想的市场
《上海金融报》：您怎样评价中国银行业支付业务的发展现状？
张楷淳：中国是亚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之一。在中国，银行卡不仅取代现金的潜力很大，而且增长速度(尤其是高利润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但从目前来看，信用卡支付个人消费的比例还比较低。因此，在建立全球一流的支付卡的基础设施上，中国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具体而言，第一，受理环境一定要做好。目前，中国可广泛接受银行卡支付消费的商户仅有五六十万。这种受理环境对持卡人而言，还不够大。换言之，受理环境的规模只有达到几百万，才能够吸引持卡人。
第二，产品的种类要具有多样性。也就是说，银行的产品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目标人群进行细分。比如，卡对于不同级别的客户分为：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使每个级别的客户的需求都能达到，都能满足。
第三，尽管中国在支付业务方面起步较晚，但与其他零售业务成熟的国家相比，由于以往中国的基础建设投入不多，包袱较小，因此，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中国可以采取跳跃式的发展方式，直接进入即将到来的虚拟卡时代。
第四，目前中国是全球最担心个人信用资料、金融资料等被盗的国家。如果不解除客户使用支付卡时的不完全信任的顾虑，那么纵使银行有上千万的商户、花样百出的产品，支付卡业务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因此，中国银行业一方面应该像马来西亚的银行业一样，推广芯片卡；另一方面，将整个行业规范起来，无论是发卡行、收单行，还是商户、第三方机构……都应该用共同的方式、基本的标准，来保护持卡人的资料。
第五，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目前一些银行一味追求发卡的增长率、用卡消费的增长率，而忽视呆账率、盗卡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成长率缓和下来，潜在的支付危机将会爆发，后果将甚为严重，中国台湾就出现过这样的危机。因此，中国银行业应提高风险意识。与此同时，由于目前非银行机构等不允许发卡，银行日清月结的工作心态表现在支付卡业务上，就会对持卡人没有准时缴纳账款过分紧张。其实，每个行业都有绝对的风险，发卡机构对风险的态度不是去排除所有的风险，而是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举例而言，在日本，很多零售商，如百货公司、超市等都可以发卡。这些零售商与银行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对清算态度的不同。零售商在做库存清算时，发现缺少了两瓶可乐或一袋大米，他们会认为是正常的，反正在1%-2%的范围内就是正常现象。
当然，相对其他国家，中国在支付业务上，是一个晚到者。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支付行业没有历史包袱，是发展虚拟卡最理想的市场。
Visa也开发了很多虚拟时代的卡，会帮助中国直接进入这个阶段。
《上海金融报》：VISA近期在中国的业务发展重点是什么？
张楷淳：首先，Visa将进一步完善受理环境。这个东西没有做好，其他的统统不用谈。
其次，是加强风险管理。虽然发展这一阶段，Visa可能迟了点，但作为世界支付业的领导者，Visa有义务让中国的会员意识到，在信用卡这个支付行业迅速成长的初步阶段，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把风险管理的基础打好。
《上海金融报》：国外的发卡机构是如何建设支付卡体系的？
张楷淳：以韩国为例，他们在支付卡取代现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韩国的发展路径看，我觉得，韩国人做了几件聪明的事。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韩国为了增加政府税收，制定了很多措施。其中，不仅老百姓使用卡可以减税，商户接受卡可以减税，而且强制商户必须接受卡支付，否则税务局每天都来找你。此外，在韩国还有各式各样的幸福奖，每一次都有机会得奖，通过这种正式的、国家策略性的方式，鼓励使用卡，尽量减少货币的流通，使韩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卡率迅速提高。但在他们成长非常迅速的阶段，也很容易会出问题，这一块的风险不可忽略。
《上海金融报》：有人认为，目前在中国银行卡业，存在着大多数消费者用信用卡消费、用借记卡还款的现象，这抑制了借记卡消费的发展。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张楷淳：首先，每一个国家的消费产业都有一个无形的水平线，在这个水平线下，持卡人基本上都用借记卡。比如，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59块到60块新币左右的额度，持卡人会选择具有借记卡功能的支付卡支付。而当支付额度超过这个水平时，持续卡人就不想马上支付所有价格，而考虑信用卡支付，既得积分，又不用一次性还。
第二点，由于借记卡需要私人密码，因此对持卡人而言，在网上尤其是在邮购、电话购物时，信用卡更为便捷；对商户来讲，每台机器旁放置密码输入装置，成本也很高。因此，从支付卡使用的角度看，用签名式的支付卡使用地，远高于用私人密码的使用地。
虚拟卡时代新挑战
《上海金融报》：支付卡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张楷淳：现在一提到银行卡，就会讲到，带有VISA标识的有多少张卡，带有银联标识的有多少张卡，但这个时代马上就要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进入虚拟空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无线的、移动的卡。到那时，会以带有支付功能的工具的数量为评判。这种支付工具可能是PDA、点、手机、虚拟数字，甚至是持卡人的声音等等。
《上海金融报》：在目前塑料卡片时代，卡组织的标志会通过银行卡上的标识得以体现。而到了虚拟卡时代，这种标识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张楷淳：当卡从塑胶变成虚拟，相应地会出现一些新挑战，品牌建设就是其中之一。在塑料卡时代，持卡人在超市付款时，通过卡片的“出示”，就可以知道这位小姐拿的是花旗的VISA卡，那位先生拿的是汇丰的万事达卡。而当卡片从有形变为无形，品牌该如何推广？这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营销手段。就好比PC里的CPU品牌推广，目前PC里的CPU大多还是英特尔的。尽管消费者在使用PC时并没有看到英特尔的CPU，但消费者却知道所使用的产品中，是否含有英特尔产品。因为，每每消费者收看戴尔、联想、HP等电脑厂商的广告，广告完之后都有一个声音———英特尔inside；阅读文字杂志的相关广告，上面都会写着英特尔inside……消费者只要看所使用的产品外包上是否有“英特尔in-
side”就可以加以判断。同样，在虚拟的支付卡领域，需要通过广告宣传，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特征的意念。比如，当持VISA卡的持卡人用卡时，空中出现一道显示VISA字样的光、或是一种“Visa”的声音。通过不同表象，就可以区分持卡人手中的支付工具。
《上海金融报》：那时候是否会有新的产权的保护？
张楷淳：当然，这对品牌建设是一个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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