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财经》资深记者 黄杨

　　据《投资者报》2012年3月报道，渣打一名叫吴伊甸的新加坡籍女性被拘，其在渣打驻上海的私人银行部门工作了大约9个月。其被拘一事因其未婚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而为公众知悉。其未婚夫称，吴伊甸于3月6日被江苏无锡市警方拘留，而此前，警方就她在私人银行部的一名客户对她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讯问，起因就在这名客户身上。据称，该客户是农行江苏江阴支行行长孙峰，涉嫌转移农行5000万美元巨额资金潜逃。为此，吴伊甸因“涉嫌窝藏包庇罪”而被刑事拘捕。业内普遍认为吴被拘是因其明知客户巨额资金来源可疑但仍助其“理财”，实质是帮客户洗钱。

　　臭名昭彰

　　其实，“洗钱”与“反洗钱”自私人银行诞生起就一直是一个尖锐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洗钱及逃税问题，结果很多私人银行都折戟于此。

　　最早的案例之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花旗集团在伦敦接待了2个年轻的“商品与油品经纪人”客户，他们的名字是Ibrahim和Mohamid Sani Abacha。银行的案卷中记录着这两兄弟来自一个北尼日利亚的高贵家族Zachary Abacha，但没有提到老Abacha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到1998年，Sani Abachias已经在花旗集团储蓄了超过6000万美元。而据称，他们俩以及Abacha的其他成员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非法窃取了43亿美元，其中一些来自于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被Abacha涉入的银行和政府机构非常庞大和复杂。到目前为止，有超过14亿美元被发现和冻结在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瑞士。几个瑞士大银行被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公开点名和批评，许多英国银行也卷入此案。

　　上述类似案件在私人银行史上屡见不鲜，但一直没有很好的杜绝办法，以致在2001年9月11日酿成大祸。

　　保密原则成阻碍

　　可以说，长期以来，保密文化一直弥漫在整个私人银行界，众多的瑞士银行账户就是一个个经典的例证。还有很多其他层面的保密方式，被私人银行家和他们的客户用以掩饰其账户和交易。例如，私人银行会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来掩蔽资金的拥有者。包括离岸信托和壳公司，以及特别名称账户等。壳公司常被称为“私人投资公司”或者PICs，一般设在限制披露公司真正拥有者的离岸地区。私人银行以PICs的名字开设银行账户，避免让PICs公司的拥有者以账户持有人的身份出现。私人银行还会用代号取代名字来为客户开立账户。如果有要求，他们还会只提供客户的代号，或者把账户交易译成密码。这些做法使银行为加强客户关系管理而搜集信息数据的努力受到了冲击。

　　对于私人银行的客户而言，拥有多个私人投资公司，并通过该公司来持有账户进行交易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私人银行仅为他们所掌管的私人投资公司开设账户，也有一些为其他人掌管的私人投资公司开设账户。这种所谓“客户掌管的PICs”更易于介入洗钱活动，因为私人银行并不控制，甚至并不知道这些账户的活动、资产以及实际拥有人等情况。

　　除了使用壳公司和代码外，许多私人银行还在离岸地区开展业务，如瑞士和开曼群岛，那里对泄露与客户有关的银行信息实施法律制裁，也限制监管部门的行为。这种保密法是如此严格，甚至限制银行内部的信息沟通。例如，一个执行保密法地区工作的银行职员发现了什么问题，他也不可以把任何客户的信息传达给他在美国的同事，即使他们从事的是同一项银行业务。银行审计人员和稽核人员也面临同样的限制：任何审计或检查报告在发送到这个国家以外时，必须删掉有关客户的具体信息。在最近的一项关于欧洲银行环球业务的全面评估中证实，从卢森堡的经营中取得任何有关的交易数据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家银行在美国的员工需要就某一问题了解某一客户在执行保密法地区的更多信息，他必须飞到该地区去，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或者翻阅有关文件。即便如此，也仍然有限制。例如，在允许员工去到瑞士以前，J.P。摩根或花旗集团等私人银行会要求员工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提示他们瑞士法律禁止向外人泄露在瑞士取得的客户信息，向其美国银行的同事也不可以。

　　银行监管者也受到约束。一旦某一事件成为犯罪调查的内容，许多执行保密法的地区都为执法讯问提供了例外披露机会。但这种例外只有执法人员本人可以使用，而且要以正式渠道任命的官方身份来进行。

　　多重手段

　　如果说保密文化和保密法为“反洗钱”提供了阻碍，那么银行一些带有“自发性”的产品和服务，也为“洗钱”活动提供了便利。

　　多重账户使不法之徒有机可乘，因为理财账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复杂性。私人银行客户常常在多个地点的多家银行中拥有多个账户。尽管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但目前一个理财经理仍然不可能得到某一客户的所有信息。这种对其账户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使洗钱活动有机可乘，也使得监管与执法复杂化，因为外来的检查者几乎无法知道某一客户的所有理财账户都已得到鉴别与否。

　　同时，私人银行账户上的交易数额往往十分巨大。客户交易规模巨大的特征会吸引要转移大笔资金又要不被注意的洗钱分子，这也增大了银行卷入洗钱活动的风险。此外，多数私人银行也提供这种产品和服务，以方便在不同国家间快捷、秘密、难以追踪地转移资金。例如，私人银行一般在多个国家提供进出以及在客户账户之间的大额电子转账。这种转账支付会由客户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行，有时客户经理对涉及的第三方主体和账户并不熟悉。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就是对客户信贷的增加，一般是以其储蓄作为抵押。这种业务会带来洗钱机会，因为客户可以把可疑资金储蓄在银行，而得到“干净”的贷款资金。此外，由于这些客户的贷款是由其在银行储蓄账户上的资金全额抵押的，银行往往不会按惯例去详查其贷款意图及偿还愿景等，因此可能无意中助长了洗钱者以看似合法的交易来掩盖其非法收益的企图。

　　911之后的转折

　　2001年9月11日的惨剧发生后，全球在洗钱和其他非法资金转移问题上有了很大转变。例如七国集团和俄罗斯同意加强合作，来追踪恐怖分子融资活动；FATF建立了标准，以预防恐怖融资，追踪恐怖分子资产和追击被怀疑参与支持恐怖主义的个人和国家；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监控洗钱活动的指导方针；欧盟采用了第二套反洗钱指引，扩大了定罪范围，并把1991年“指引”的覆盖面扩展到非金融活动和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12家大型国际银行加入的Wolfsberg集团同意增加内部反洗钱工作的资源配置；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同意就包括洗钱和欺诈在内的国际犯罪交换情报。

　　洗钱，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怀疑的，对私人银行的冲击都是巨大的。卷入洗钱活动，哪怕只是无意的，也意味着将被大笔罚款，以及其他来自于政府的制裁。更为严重的是，私人银行也将面临利润锐减；被媒体负面报道，名誉受损从而削弱客户及市场的信心；对私人银行的专业声望、信誉产生数不清的、持久性的破坏；产生刑事或民事诉讼费用等等。

　　总之，洗钱对于私人银行来说，危险性是足以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