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把户籍制度改革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 政府多买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新浪财经讯 “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9月23日在河北保定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改革推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是全国改革的公共体，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更慢一些。他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城市要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农民工就可能回乡，回乡之后劳动力短缺，这种现象会更加严重。

　　必须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分担改革成本，可能现在还没法分享这个改革红利，因为不能一一对应，但是现在改革的成本，也就是中央政府可以推进这个改革。同时他认为应该把户籍制度改革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一政府要多买单。

　　第二，要制定一个全面的路线图，让中央政府支付的这些改革成本，和实现的城市户籍的增长要一一对应起来，这样才是可推进的、可操作的，也可评估的一个改革思路。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前面的发言人讲的都非常具体，提出了很多实在的政策建议，我们讲一个稍微理论化的，我提出中国经济如何再次打破“克-扬诅咒”？

　　“克”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是大牌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个确实有过一些长期的诅咒。我们看第一次早在九十年代前半段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写了很多文章，有非常技术化理论化的文章，也有一些非常流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当时媒体针对中国还讲的亚洲四小虎，是“纸老虎”，这是第一次诅咒，当时影响也很大。后来他们逐渐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告诉怎张大家称为奇迹，很少有人怀疑，但是他们不认为是奇迹，他就做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说我只需要一点小小技巧就可以化化神奇为腐朽，把金子变成一个粗金，他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长足的进步，不会持续。我们这么多年的增长，甚至我们达到顶点开始减速了，他说国经济要“撞墙”了，但是我说了你不可持续，你终究会撞墙。

　　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错在哪里？他们的确是预测错了，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你还在讲不可持续，你那个持续多少年才叫持续呢？曾经特鲁得满在2000年的时候，李光耀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说新加坡只是靠投资实现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沿着40年40%的投资率，但是我们一直增长的很好，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我想他们怎么解释呢，第一是理论出发点，他们坚持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就是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回报率就是下降的，所以你没有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我们谁都知道，在2004年初，我们不会出现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他不懂的这个特点，因此他不懂得人口红利，所以他判断错了。

　　这张图就非常明显，你看这个区域，一个曲线是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下一个线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在我们改革开放期间，这个区内的非年龄劳动人口稳定不变，说明你的人口是升之者重，因此给我们带来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第一个我们大多数研究着都可以证明，人口红利首先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其实劳动力增长非常快，也意味着劳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增长很快，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代比一代的受教育水平高，你就意味着我们的更高的人力资源，会改善你的整个劳动力的素质。所以这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表现。

　　第三个就是我们抚养比低，就给你带来更有利的资本积累的条件，同时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这是有很多研究和证明的。除此之外，生产力进步也是非常快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都很快。过去像布鲁德曼没有很快的提高，但是后来很多研究证明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全部的增长率是非常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当地大规模的劳动力非常低下的农业转向，就意味着会得到提高。因此构成了我们生产力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是必然的，并不是说我们有非常规的，如果我们实现了一个非常规的高速增长，那就是一个赶超的过程。

　　但是确实过去的增长源泉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遭遇了几个新的人口的变化，比如2012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的，从今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活动人口就是劳动力，也开始副负增长。所以会导致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这个图，我们按照顺时针来看，第一劳动力短缺就会带来工资过快上涨，这个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你的竞争力就会下降。那边的图是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他每年带给你新的人力资本的总量也会下降。我们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下降。下面这张图是是他计算的，劳动力短缺了，也加重了过去投资过度，等等各种原因也导致了投资的回报率在迅速下降。我们农村16岁到19岁的这部分人口，也就是初中生和我高中生，他们到2014年达到的最高值，就意味着我们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的这些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也使我们城市化有所减速。这些因素放到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是要向下行的一个趋势。

　　在这一点上特鲁德曼就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我承认你过去有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实现高速度，但是今天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已经到达了，因此你不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增长，而且他非常武断的说你转不了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认为，但是他很确切的说中国转不了型。他说你很快会撞墙，而且你撞上去会很散。

　　第一，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转向新的发展动能，就是过去依靠单纯的资本，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这个命题不是我今天想讲的，这是他所认为的一个国成败与家关键在于生产率能不能得到提高。这是我们将来一定要走的。我是想说在我们进一步的高速度国家，发展之前，还有没有过去的生产增长要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增长。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可以做到了。我们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的跃升。如果我们能够第二次打破这个诅咒的话，我们就可以跨越这个阶段，避免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

　　我想这个命题今天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看迄今为止上面这这张图是城镇的全部劳动力，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如果城市里还有劳动力供给，是因为38%是由农民工构成的，下面这张图也可以看到，如果你单纯看统计发的数据，我们目前农业的劳动力总量还特别多，但是我们通过评估之后，下面这条趋势是逐渐下降的基本趋势，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18%，但是在这之后还有没有潜力，进一步下降，城市农民工来保持我们充足的供给。

　　我将参照国家和中国做一个比较，所谓的参照国家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今天人均GDP是8000美元，未来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要实现12600美元的跨越，因此我们看比我们人均GDP高，又没有完全进入高收入国家，达到了高收入门槛的国家，之间的这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劳动力配置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中国这边是劳动力的比重，按照中国的标准，我们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走向，也就是今后五年的走向，还有巨大的差距。我们还可以大幅度的下降。

　　那张图是国际城市化的比较，和我们说的参照图做比较的话，我们也意味着还有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比重的潜力。这就是我们的潜力，阻碍我们潜力的仍然是我们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最核心的就是户籍制度还在制约着我们，迄今为止我们围绕着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推进了，但是越来越进入到旧户籍本身改革的核心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个理念，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公共体，是全国改革的公共体，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因为这张图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带来立竿见影的能力，让你未来的减速更慢一些，但是带来的这个红利是中国经济的，但是改革的成本是每一个地方政府要直接面对的，因此会产生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的机制不相容的问题。打破这个不相容我们要做到这几点：

　　第一，城市要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农民工就可能回乡，回乡之后劳动力短缺，这种现象会更加严重，因为还有新的农民工会转移进来，速度会越来越慢，返乡会越来越快，就意味着生产力提高的逆向的变化。我们必须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分担改革成本，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法分享这个改革红利，因为不能一一对应，但是现在改革的成本，也就是中央政府可以推进这个改革。同时我们应该把户籍制度改革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一政府要多买单。

　　第二，要制定一个全面的路线图，让中央政府支付的这些改革成本，和你实现的城市户籍的增长要一一对应起来，这样才是可推进的、可操作的，也可评估的一个改革思路。因此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曾经预测改革没有大的变化，那么我们未来的增长率会下降，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在长时间内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中高速，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可以取得效果，变得更像一个L型的期限，也就是我们的潜在速度会下降的慢一些，维系中高速的环境是短一些，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实现了这一点，就能第二次打破这个诅咒。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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