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中国在2025年就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新浪财经讯 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11期于2017年4月13日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发表了题为“抓住重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讲。

　　郑新立称，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将会经历两件激动人心的大事。一个是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是我们经济总量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他推算，2023-2025年之间，中国就有可能跨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25-2027年，中国按照人民币的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这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郑新立表示，当前经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领域出现“三冷三热”是很不正常的，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M2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M1的增长速度。

　　连续多年的经济下行，企业看不到市场亮点在什么地方，从银行拿到钱以后，也没有投资出路，又以活期存款存到了银行，或者干脆把钱放到自己企业的财务公司的帐上。很多民间企业都有一定的积累，但是不知道往哪投。投到什么地方都是过剩，意味着赔钱。所以这个钱就放在银行里。现金在那倒来倒去，进不到长期投资项目里面去。

　　谈到深化农村一体化改革，他表示要做好这几方面：第一要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第二要建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第三个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第四个是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如果能把这几件事真正做好，“中国7%-8%的增长速度保持到2030年没有问题。”

　　演讲中，郑新立还谈到了赴美考察的感悟，去年他做了一个课题，在深圳要办一所创新性的高水平的大学，于是带着任务到美国去考察了四所大学：斯坦福、加州大学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

　　“考察了以后，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和美国大学的水品不是一般的差，而是差的很远很远。比如说加州大学分校在美国算不上最厉害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得过诺贝尔学奖有36个。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最顶尖的，把全国智商最高的学生招来，但是我们的创新跟人家比差距太大了。”我们今天享受电子信息互联网这么多成果，70%是来自于硅谷那些大学，主要是来自于斯坦福，加州分校老师学生创造的成果，中国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新立：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大家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又来听我讲课，我非常感动。我想用一个半小时时间把我研究的一些观点讲一讲，再用半个小时左右讨论大家提出的问题。

　　到2025年 中国就有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爬坡阶段”。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12000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我们要跨入人均收入12000美元的高收入台阶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在这个台阶前徘徊了很多年，有的徘徊几十年，最后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最后能够进入高收入的行列。我们能不能顺利跨上12000美元这样一个台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考验。

　　根据我的推算，如果顺利的话，到2023年或者到是2025年之间，我们有可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5年或2027年，按照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上升到世界第一位置。所以，在未来十几年，中国将会经历两件激动人心的大事，一个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是，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还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努力，挑战很多，困难很多。就当前来看，如何加快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面临最为紧迫的任务。今年的政府报告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结构的转换，以结构的转换释放增长的潜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下面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去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6.7%，总体上是趋稳向好，特别是第四季度翘了一个小尾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同比增长都是6.7%，到最后这个季度6.8%。我们的经济下行已经经历了六年了，出现一个季度的微微上升，释放出来一个积极的信号。今年一季度现在数字还没有公布，多数人预测有可能是6.8%，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和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都在回升，出口也在回升。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经济确实在趋好，连续下滑六年的趋势可能会改变，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止跌回升这样一个势头。

　　M2远低M1 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结构不合理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要对经济增长空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结构出现了三个冷热不均。一是国有投资热，民间投资冷。去年国有投资增长20%，民间投资只增长3.2%，尤其是去年上半年民间投资是负增长。社会积极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下半年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鼓励民间投资增长，所以下半年民间投资的增速有所回升。到今年一二月份，我看了一些数据，说民间投资又回升到6%，这都是好的迹象。

　　民间投资是经济增长活力的一个标志。改革开放初期全都是国有投资，民间投资是0%。近三十几年来，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两位数，经常保持在20%的增长速度，最高的时候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到65%。这两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加快，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经下降到60%了，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前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结构上出现了三个冷热不均，第一是国有投资热，民间投资冷，去年国有投资增长了20%，民间投资增长了3.2%。去年上半年民间投资是负增长，我们积极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下半年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民间投资的增长，所以下半年民间投资的增速有所回升，今年一二月份，我看了一些数据，说民间投资又回升到6%，这都是好的迹象。

　　我们说民间投资它是经济增长活力的一个标志，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投资是0%，全都是国有投资。三十几年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两位数，经常保持在20%的增长速度。最高的时候，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到65%。

　　这两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加快，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经下降到60%了。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二是虚拟经济投资增长比较快，实体经济投资增长偏冷。银行贷款相当一部分贷给了住房按揭贷款，房地产增长比较快，金融证券增长也比较快，但是去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是负增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缓慢。我们说制造业投资是经济增长后劲的标准，如果制造业投资长期低迷，房地产或者虚拟经济的投资增长过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缺乏后劲，而且孕育着经济的风险。

　　三是海外投资爆增，国内投资偏冷。去年上半年海外投资增长60%多，下半年适当控制了速度，全年增长44%，而国内投资只增长了8%多。海外投资和国外投资出现了冰火两重天。这也是不正常的。前几年我们一直鼓励海外投资，希望我们拥有的大量外汇储备，通过海外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有利于我们的结构转换。但是像去年一年一下子增长了44%，这里边有多大程度上是盲目投资？有多大程度为了转移资产？需要认真地分析。只有国内投资的增长，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够增加就业，才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国内人民的收入。

　　投资领域出现了“三冷三热”现象，在经济运行中间是很不正常的。国务院已经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

　　三个冷热不均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M1和M2的增长速度拉大了差距。去年年底M1的增长速度是21.4%，M2的增长速度是11.3%，相差了10.1%。过去M1和M2的增长速度都是同步的，历史数据一般相差零点几个百分点，像去年一下拉大了十个百分点，这是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呢？连续多年的经济下行，企业看不到市场亮点在什么地方，从银行拿到钱以后，也没有投资出路，又以活期存款存到了银行或者干脆把钱放到自己企业的财务公司账上。很多民间企业都有一定的积累，他们把这些钱攥在手里，看看这个不敢投，看看那个不敢投，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投。感觉投到什么地方都是过剩，都意味着赔钱，所以就把钱就放在银行里。

　　去年年底，人民银行货币司的司长在发言中讲到，现在银行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过去经济出现低迷，只要松动银根投资就会上去，投资上去经济速度就回升了。现在即使松动银根，投资也上不去，经济也上不去，这就叫流动性陷阱。现金在那儿倒来倒去，就是进不到长期投资项目里去。眼前的这些问题，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解决难题要处理好这五个关系

　　综合来看，解决当前经济领域的问题要运用辩证思维，要全面把握好经济工作中的几个辩证关系。我在第三期金融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全面把握好当前经济工作中的辩证关系》。主要讲到五个辩证关系：

　　第一是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辩证关系。供给和需求是一对矛盾，是不可分离的。研究需求离不开研究供给，要考虑到供给能力的可能。需求超过供给能力的可能，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需求低于供给能力，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当前通货紧缩主要危险呢？还是通货膨胀是主要危险呢？很显然主要是防止通货紧缩，因为产能全面过剩。

　　在研究供给的时候要考虑到需求。如果不注意市场需求，产品生产出来有可能卖不出去，产品的价格就实现不了，你的投资就难以回收。因此我们既要考虑需求的总量，也要考虑需求的结构，不能把供给和需求这种统一的关系割裂开，更不能搞颠倒了。

　　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格里斯，今年三月份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认为需求不足现在是全球性的，中国也是一样。格里斯认为主要的问题是需求不足，罗奇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需求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以我们在考虑供给和需求的辩证关系时，一定要运用辩证的方式全面把握好。

　　第二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搞经济工作有短期计划，有长期计划，长期计划就是五年规划，另外还有专项的规划。当前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不能把长期的任务放在年度里边，按短期计划来完成。这样就又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总爱犯的老毛病就是急于求成。陈云同志说，左的错误是主体性的错误，结果是欲速不达。

　　我们在考虑计划的时候，要区分哪些任务是必须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哪些是短期需要完成的，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心里有数。比如说实现结构的升级，由现在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提升到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这就是一个长期任务。产业结构跟经济发展阶段是相互适应的，中国现在人均GDP不过8000美元，排在全世界第89位。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总量排世界第2当然很伟大，但是总把全球第二挂在嘴上就没意思了，应当经常讲我们人均GDP还排在全球第89位才是对的，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发展的差距，才能继续努力奋斗。

　　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有一定的结构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要达到美国那样的产业结构可能吗？不可能。它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做到。所以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分清短期和长期。短期计划就是通过金融的调控，保持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稳定。长期计划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实现结构优化，促进结构升级。比如以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要想实现3%的增长也并不容易做到，原因是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创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有一定的积累，要有坚持不懈的投入，要有人才的培养，要站在技术的最前沿才可能有所前进。我们分清哪些事情可以短期完成，哪些事情需要长期才能完成，就能避免过分追求长期的目标，而牺牲了短期的增长。

　　第三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最主要的矛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已经发展的相当好，包括中西部城市和沿海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主要是差在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7：1，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中西部农村发展和沿海地区农村比较差距很大，跟城市比差距就更大了。

　　把握和解决好城市与农村这个矛盾，加快农村的发展，可能会释放出经济增长新的动能。我们不能脱离农村讲城市，也不能脱离城市讲农村，要把城市和农村放在经济整体上来把握，这样才能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化发展。在这方面应该像韩国包括我们的台湾省学习。韩国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四十多年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一直保持在1：0.9左右。韩国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朴槿惠的父亲朴正曦搞了新农村建设；二是韩国土地私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出售的土地获得了高额的收入，迅速地拉近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第四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过度发展就会损害实体经济。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都是因为虚拟经济膨胀带来的。金融膨胀和房地产膨胀往往紧紧地连在一起，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经济一蹶不振。所以中央一再强调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要把资金引到实体经济中间去。

　　第五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出政府的作用。凡是由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要再去干预，要发挥价值规律，发挥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要干好市场干不了的事。一是宏观调控；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市场监管；四是对外协调。这四个事企业干不了，市场也干不了，只能由政府来干。至于新上什么产业，新上什么项目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事，让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配置资源效率更高。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经济结构转换是形成新的发展动力的源泉。

　　改革开放三十九年，中国经济出现奇迹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通过不断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而不断地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回顾三十九年来，我们大的结构转换已经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乡村企业崛起。我们用十年时间解决了农产品和轻纺产品供给短缺的局面，结束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匮乏问题，从而带动了经济的起飞。这次结构大转换的机遇，让沿海的苏南、浙江、广东等地区抓住了，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第二次结构大转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同时，从“九五”计划开始又提出振兴电子基业、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四大支柱产业。经过十年努力，这四大支柱产业从当初占GDP的比例不到8%，上升到占GDP比重超过25%。有一大批从事支柱产业的企业抓住了机遇，迅速得到发展，因此带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

　　第三次结构大转换，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发行长期建设债券，搞基础实施建设。每年发债1500亿元，前后共发了5年，用这些钱干了六件事。一是农村电网改造；二是城市基础建设；三是高速公路建设；四是长江干系加固；五是国家粮库的建设；六是大学扩大招生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十年间，通过发债拉动基础设施的投入，使我们的高速公路从0起步一下子搞到世界第一，高铁通车里程超过两万公里，占到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网，有线通讯网和无线通讯网。通过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无线、有线网络的建设，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去年我参加清华大学在美国搞的一个讨论会，从纽约到华盛顿坐了四个小时的美国火车。我对美国人讲，中国的高铁建设比美国至少领先20年。

　　朱镕基同志当总理的时候，我们建议发债搞建设，当时还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是投资膨胀、需求膨胀，不能通过赤字搞建设。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发债搞建设能加快发展速度，过十几年二十年以后，这点债务根本不在话下。所以在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国民经济出现了高达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有些人认为，基数大了，速度就要慢下来了。但是进入21世纪，经济规模比过去大多了，速度却比过去快多了，关键是通过结构转换，把增长的潜力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来了。

　　城乡居民财产权利不平等 户籍权益不平等

　　第三个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将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结构转换已经进入到第四次，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前三次大转换，我们解决了工业消费品和农业品的供给问题，解决了重化工业发展问题，解决了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现在就剩下一个硬骨头，就是农村发展落后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用十年的时间，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增长的潜能。现在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国民经济中主要的矛盾，城乡的人均收入比是2.7：1。江苏省最低1.2：1，浙江差距也比较小1.7：1。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释放巨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一个重大任务。去年4月30日，他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做了系统的讲话，提出要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五化”里面，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最重要。现在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主要有两个不平等，一是财产权利不平等。城里人所有的要素都已经市场化了，特别是住房已经市场化了。我们搞住房改革，现在土地升值，房子升值，原来几万、十几万买下来的福利分房，现在升值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财富效益一下子显现出来了。但是农村的房子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规定农民的房子只能在本村买卖，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你卖给谁？所以农民眼睁睁看着城里人获得了房地产的财富效益，他们却分享不到。

　　二是户籍权益不平等。农民工进城里打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在城里干了二、三十年，却因为自己是农村户口，分享不到城里人享受的公共服务，这对农民来讲是太不公平了。所以习主席把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第一位的任务提出来。城乡一体化应该做好四件事情，一是要推动农业现代化；二是搞新农村建设；三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四是搞特色小镇建设。

　　农业现代化，将会释放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提高农业的供给效益。通过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承包地的经营权，将其有偿转给农业公司、合作社，让他们搞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

　　深化农村一体化改革 中国7%-8%的增长速度保持到2030年没问题

　　新农村建设将会释放出对建材的需求。同时，通过村庄整治，可以把村庄建设用地节约出来，一部分成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一部分是变成新增耕地。现在新增建设用地一共有22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占了5万平方公里，农村宅基地占了17万平方公里，一个农村人口所占的建设用地，是一个城市人口的三倍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减少了2亿多，宅基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原因就是农村的土地没有商品化，没有价值，不占白不占。现在很多村子成了空心村，不少房子长期空闲，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通过宅基地整理，新农村建设，农民把农村住房卖掉，就可以在城里面买房子落户，变成市民。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增加城市建设的需求。现在二三线城市有大量房子卖不出去，如果农民工可以买房子的话，房子不用发愁卖不出去。

　　现在农民工有两亿八千万，留守妇女四千万，留守儿童六千万，留守老人四千万，加在一起有四亿人，他们都处在全家分离状态。对这四亿人来讲，他们的“中国梦”就是“全家团圆梦”。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让这些分离的家庭在城市团聚，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习主席讲改革要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群众所想。

　　特色小镇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中心城市周边一小时生活圈之内，选择地方让城市里的企业、学校、医院、科研单位搬到小镇上去，在小镇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把服务设施搞得好一些，配套环境搞得非常优美，吸引上下游的企业到这里集聚。在一个小镇，围绕一个企业、一个产品高度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去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开放银行、光大银行、企业家联合会、企业协会和城镇化促进会等六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迁徙迁镇工程，建设美丽特色小镇的通知”，动员企业到小镇上去打造自己更好的发展环境。这个做法也是汲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德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多，但是其中有70%多的人是住在小城镇，著名的大品牌汽车公司都是建在自己独立的小镇上。

　　美国的基金小镇建在纽约北边，离华尔街三十公里，住在那里的基金大老板照样控制华尔街、控制美国经济，并且通过美国经济控制世界经济，能量很大。我去年考察过斯坦福旁边的一个风险投资小镇，小镇里都是些四五层小楼，小楼里有投资风险公司，里面是一些喝茶、喝咖啡的地方。这里的风险投资家和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师和学生们有了创新甚至是创新的构想，马上就有一些风险投资家围过来，帮你分析创新下一步往个方向发展，怎么产业化。有人会给你几万、十几万美元做研究，然后再投给你几十万美元，然后再提供资金流，帮助你上市再筹几亿、几十亿资金实现发展。镇虽然很小，但是能量很大，影响很大，中国也应该是这样。

　　比如在浙江，一个镇一个村发展一种产品，形成专业化分工，在全世界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绍兴的大唐镇，就是专门生产袜子的特色小镇，一年生产袜子70亿双，全世界每人都要穿它两双袜子。现在中国的纺织业兴起了三个小镇，一是浙江绍柯桥镇，它是世界最大的化纤布纺织印染基地。一年生产的化纤布长度可以从地球到月球打几个来回。苏南江阴的新桥镇有两大公司，一个叫阳光，一个叫海蓝，他们的毛纺生产能力超过过去上海、江苏、浙江毛纺的总和，而且是高档的细料。山东渭桥镇成了棉纺小镇。镇上有个轧花厂厂长，今年已经70岁了，当年因为文化大革命没考成大学，就在家乡当了乡立轧花厂厂长。他的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上市，筹集了60亿港币，进口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棉纺设备，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棉纺企业，雇用了17万人。利润额、缴税额在山东排第一名。

　　中国有特点的小镇很多，要支持他们扩大发展。去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场有几十个企业和小镇签订合同，银行马上根据调查提供贷款，今年准备再开两次会议来促进签订定更多的合同。

　　当前，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这样四件事。

　　第一要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农村的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这三块地所有权归村集体，不改变。但是公有制的实现方式是可以变的，实行所有权跟财产权分离，农户对他的承包地拥有法人财产权，可以把经营权有偿转让出去。平均每年一亩地转让价格是500元到700元。河南的农民比较聪明，把它跟粮价绑在一起，每年一亩地转让费是一千斤小麦的市场价。转包农民的土地，其实下地就是给承包户干的，下半年的收入才是给自己创造收入。宅基地所有权也是村基地，但是它的物权归个人。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讲了，农村房产和宅基地可以抵押转让，承包地的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也可以抵押担保转让，这就赋予了农村土地以商品的属性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第二要建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是全国性的，土地的流动要跟劳动力的流动相适应，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沿海地区吸收农民工比较多，需要扩大城市规模，给农民工盖房子，就可以到农民工输出地购买用地指标。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推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不仅不减少耕地，反而会增加耕地，同时又满足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

　　第三个打开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现在城市资本不仅富裕而且过剩，农村的资本仍极度短缺。因为城市市场化了，而农村是半市场化的。商品都是朝获得更好价格、更好利润的地方流动，因此农村的劳动力、资本要素、土地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城乡市场是单向流动的市场。我们要打开城乡之间的壁垒，通过农村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培育，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全国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观点，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提出来的。他说农民工流动是全国化的，土地流动也应当全国化，在土地价值形态和空间形态上，应该可以调整，打开城乡之间的堰塞湖，才能满足劳动力流动的需要。他认为，如果能够利用农村这三块地架设平台，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在“十三五”期间能撬动20亿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来，城乡发展的差距可以迅速缩小，农民收入可以迅速增加，2020年全面小康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四个是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这件事，重庆已经做到了。重庆连续六年实行地票制度，农民退出宅基地，由政府发给你地票加入地票市场交易。有需要建设用地的投资人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买了以后土地规划部门再给投资人调剂使用，一亩地能卖到二十万。这样的做法，使重庆市连续三四年户籍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位于全国第一。重庆为每个进城农民提供一笔安家费，送五件新衣服。这笔安家费就是把你的宅基地、承包地、集体经济建设用地收入分配权转让出去所获得的一笔收入，平均一户能拿到五十万。进城农民用这五十万再加点钱，自己就可以在城里买房子或租房子了。同时，进城落户的农民可以享受城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保障等等公共服务。现在很多重庆农民工都回去在家创业，释放了巨大的增长潜能。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广东领跑了十几年，内蒙领跑九年，现在风水轮流转转到重庆去了，重庆连续三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1%，领跑全国。重庆是西部山区，交通不便，土地又少，如果重庆的政策能够在中部几个省推广，他们的增长潜力要远远大于重庆。

　　再次聚焦和深化农村一体化改革，预测中国7%-8%的增长速度保持到2030年没有问题。大量的投资也有出路了，经济也不会下行了。如果特色小镇搞起来了，城市很多人就会跑到特色小镇买房居住，大城市的房价也会降下来。这个事情非常好，希望我们各级政府能认真去做。

　　第四是聚焦投资体制改革，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现在我们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都已经是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主要包括环境、教育、医疗、信息、市政、交通还满足不了广大居民的需要。要通过投资体制改革，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把企业投资引进公共产品中来，把银行贷款引到公共产品的投资上来，这就要对项目进行精心的效益测算。如果投资投进去几年不能收回，政府给一定的政策，既不让投资人获得暴利，也不让投资人赔钱，让他获得合理的回报。只要这个事儿搞好了，公共产品很快就会把供给能力搞上去。现在财政部PPP项目库就有几万个项目，有总投资十万亿元的项目等待投资。财政部负责公共服务投资，发改委负责基础设施PPP项目投资，现在关键是政府要有所作为。

　　我认识一个专门修公路的公司，他们专门做修路的PPP项目。去年公司同四川凉山自治区、湖南湘西自治州、湖南恩施自治州、云南大理自治州签订了总投资几千亿的大单，帮他们修路，还款期是四年。这些路修成之后，将对这几个少数民族地区改善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发挥重要作用。这家公司2015年的公路施工量达成3600亿元，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到200多位，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政府想给老百姓干点好事又没有钱，就要往PPP上想办法。只要政府有所作为，把项目设计成为一个PPP项目，再通过招标来选择投资企业，我们的公共服务就会有很快的发展。关键是政府要有所作为。

　　第五要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的供给。

　　城乡一体化第一个新动能是发展服务业，第二个新功能是发展公共产品，而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的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新功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摆在第一位。通过重视科技创新，用自主知识产权带动产业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改革面对的重大任务。最近十几年来，中央一再强调科技创新，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现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到2.1%，超过了2%，研究成果开始成批呈现。中国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位，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同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2011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是中国的六倍，2012年缩小到3.8倍，2013年缩小到2.5倍，2014年又进一步缩小。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也有可能超过美国。到那个时候，不再是美国人教训中国人要重视知识产权，而是我们要求美国人注意保护中国人的知识产权。

　　择天下优才 华为已经做到了

　　目前，已经涌现了一批创新性城市和创新性企业。比如深圳市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占全国的47%，在全世界申请国际专利排名排在前十位的企业中国就占了五家，而这五家都在深圳。华为公司2015年研发投入达到596个亿，去年研发投入达到600多亿。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相当于整个中科院的研发投入。中科院一年的财政支出包括科技经费也不过五六百个亿，这还是倾全国之力搞了几十年的中科院，现在一个公司研发投入就顶上中科院了。华为投入这么多钱集中研究通讯设备技术，所以它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最前沿。

　　上个月我去华为公司见了任正非，任正非说华为公司已经进入无人区了，我们就是喝着咖啡望着蓝天，来思考下一步技术前进的方向。

　　华为可以在全世界聘请最优秀的人来创新，在国外开设了25个研究所，把数学研究所设在俄罗斯，把互联网研究所设在美国，把材料研究所设在瑞典，把软件的研究设在印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择天下优才，华为已经做到了。

　　任正非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在俄罗斯数学研究所，华为请了俄罗斯数学家给他们研究2G、3G、4G做数学计算。其中有一个网名叫歪瓜劣枣的人，进来两年了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但是他埋头在那儿把2G、3G、4G数学的逻辑关系研究透了。原来2G要有一个发射战，3G要有一个发射站，4G也要有一个发射战。现在他用一个盒子概括了三个盒子，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就把爱立信打倒了。爱立信公司的总裁当了六七年，最近公司要被美国人兼并了，他只好灰溜溜下台了。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利用俄罗斯人的智慧，打倒了瑞典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去年华为公司分红，创造了一个按资按劳分配的比例，1：3。按资分配占25%，按劳分配占75%。2015年公司发工资1200亿，按资分配平均一个人的收入是90万，比现在央企高管还要高，这样的收入水平基本跟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收入水平拉平了。所以现在到美国请一些博士到华为来工作很容易，而且来了还愿意到非洲去，因为在非洲干一天补贴好几十美元，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几十美元就到账了。原来资本分配比例也比较高，对一些老员工鼓励比较多，一年光分红也分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任正非提出分配要向第一线倾斜，向创造专利、创造劳动成果的人倾斜，所以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调整为3：1。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对分配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

　　美国《新资论》的作者计算了一个结果，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四十年里，新增加的收入70%是归资本所得，智力劳动所得和蓝领工资基本没什么增加。最近斯皮格里兹写了一本书，他提供的数据是，2015年美国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攫取了，在美国的地盘上，收入分配解决不了也不可能解决。但是中国华为公司的分配模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上，讲到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按照华为公司的分配模式就可以解决了。十七万企业员工中有七万人入股，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创造力。现在美国人谁也不怕，就怕华为公司，总是限制华为公司去跟它竞争。我们要培养更多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如果中国能培养出来三十个到五十个这样的公司，每个行业有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的产业升级问题就解决了。

　　郑新立谈赴美考察感悟：中国大学不是一般差 而是差很远

　　另外我们还要培养人才，办成创新性大学，成为创新性基地。去年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在深圳要办一所创新性的高水平大学。带着任务我们去美国考察了四所大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加州大学分校，一个是南加州大学，一个是加州理工学院。考察以后，我觉得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水平不是一般的差，而是差的很远很远。

　　比如加州大学分校在美国算不上最厉害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得过诺贝尔学奖的有36个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顶尖的学校，而且把全国智商最高的学生都招来了，但是我们的创新跟人家比差距太大了。

　　最厉害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帮助中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领军人才。校方介绍说，他们在理工科大学排名连续五年世界第一，按单位教授得诺贝尔奖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平均一千个教授就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老师有创新能力，学生也在努力创新，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公司，有的甚至注册了两三个公司，公司的活跃程度不一样。每个老师也有自己的专利和自己的公司。在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我们访问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教授，瘦瘦的，是香港人。她说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第一个亚裔女教授。她自己有两个公司，其中一个公司上市市值就有200多亿美元。在这个大学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自己的专利你根本待不住。所以美国的大学确实是创新的基地，美国基础研究成果的70%是来自于大学。

　　我们今天享受电子信息互联网的这么多成果，70%是来自于硅谷那些大学，主要是来自于斯坦福和加州分校老师、学生创造的成果，中国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美国科技创新和科技领先的经验主要有五条：一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企业不创新就要倒闭；二是政府制定重大的科技工程，带动一个阶段的科技创新。比如说曼哈顿工程带动了核电的发展；制定星球大战工程，带动了航天航空工业的发展；制定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带动了互联网的发展。他们现在又制定了新能源和再工业化工程，正在取得成果。三是风险投资机制。从天使投资，PE、VC到纳斯达克市场，全过程的风险投资。四是吸引全球人才。五是军民融合科技核工业。

　　美国的一些大的企业都得到过军事科研支持，美国国防部每年拿出三千多亿美元，用于军事科研项目。获得这些课题资助的企业，他们取得的成果除了满足军方需要以外，也可以转到民用，从而带动民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要想在科技上赶上美国，首先要把这五条学到手，要知己知彼。尤其是把美国大学的创新机制，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学过来。中国人的智力一点不差，到美国培养学习回来就有创新能力了，我们的学校机制一定要进行改革。总之，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动能，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我们预定的发展目标。

　　现在我们设立雄安新区的意义在于把北京的非首都的功能疏散到那里去，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机制。北京这么好的地方，千年古都，把压力缩小了，可以改变我们现代首都的交通、空气污染的环境，将来首都作为国际化的城市，要在这里办公，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而且雄安新区的设立对其他地方有示范的意义，像上海、深圳，一千万以上的城市已经不少了，将来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通过周边地区办一些特色小镇调整城市的结构和布局，走一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提问环节：

　　提问者：之前听过上海交通大学陆鸣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是我们现在要发展特大型城市，吸引更多人到北京上海，不像现在北京在赶人。

　　郑新立：城市群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长级，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形成三大城市群，未来这三大城市群还会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一个是纽约城市群，一个是东京城市群，纽约城市群一年GDP总量两万多亿美元，东京城市群一万七千美元，现在我们这三大城市群都是一万多美元了，有可能经过五年十年的努力，这三大中心城市群GDP总量能够达到两万亿美元以上，成为世界最三大城市群。通过积聚各种要素，不光是经济增长一个增长级的隐性，而且还成为科技创新、信息交流、文化创造，形成这些方面的优势。

　　所以搞城市群的发展同分散首都的功能又不矛盾，总体上来讲我们走“大集中，小分散”这样的原则，大的我们都属于京津冀这样的城市群，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增长的布局上，我们可能在中心城市的周边，离一小时生活圈之内，形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特色小镇。

　　交通很方便，而且每一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既有就业的机会，又可以居住，教育、医疗的条件也非常好，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潮汐式的人流，或者减少潮汐式的人流，使整个城市群内部能够做的非常吸引人，能够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和你说的走大城市总体方向是不矛盾的，但是避免像北京这样的走了弯路了，各种要素积聚，分解不开了，所以小的上面要分散。

　　提问：您刚才说全国土地统一的考虑，统一市场化，我看到农民在城里生活完全安定下来保留他们宅基地、耕地，起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的作用，不知道跟您的观念是不是有所不一样？

　　郑新立：这是不一样的，进城的农民享受了城市的公共服务，他如果失业的话有城市的失业保险，他不会再回到农村的，而且他把全家接到城市去团聚，他有失业上一些夜校，搞技术培训，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稳定的产业，而且他的孩子在城里就业了，全家在城里，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回去了，可能只有少数的，回去干什么呢？回去创业，回去搞农业公司，搞旅游公司。

　　现在各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形成一个趋势，但是他们不再是像过去回去还是种几亩地，不可能了。所以把农民工融入城市，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如果老想破产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回去还要种地，还要到房子里住。我相信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趋势是不会倒转的，不会忘回走的，只会往前走的。谢谢。

　　提问：农村地区马上要改革，很多产权地契，农民把使用权作为流转出去，会存在风险吗？是有贷款的，这个过程当中农民失业了，就有产生破产，使用权就会被收回去，收回去会出现一个问题，资本会不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的产值，如果影响农业产值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整个的生产效率就会降低很多，粮食的产值就会产生红线以下，会不会出现蒜你狠等等现象。

　　郑新立：我的认识跟你恰恰相反，因为农业的集约化、现代化、社会化会提高农业的效率。中国现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使劳动率极低，收入极低，面临的风险很大，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农业来，使中国农业在世界有竞争力才能减少它的风险。

　　中国农业合荷兰农业比，荷兰农业劳动率只有中国的一千分之一，荷兰有22万农业劳动力，中国是2亿2千万劳动力，荷兰的也是人多地少，去年出口了800多亿的农产品，中国出口700多亿，中国进口1000多亿农产品。去年荷兰是农产品贸易顺差4000多亿美元，中国农产品贸易400多万美元的逆差。荷兰一个劳动力一年创造4万欧元，中国劳动力能创造多少？很低很低，相当于上百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一个不到荷兰一个劳动力。

　　所以这种小生产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通过资本的进入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那么农村现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才能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

　　日本就是一个反面的教训，日本现在有200多万农户，农业劳动力，2015年，日本的农产品的增加值是六万亿日元，财政对也的补贴也是六万亿日元，一年创造的是0，而且这几年日本农业劳动力还在下降，平均年龄67岁。现在中国研究农村的人鼓吹要学日本，学日本是没有出路的。日本工业竞争力比较强，可以给农业补贴得起，所以能补贴六万亿日元，但是中国现在农业补贴五万亿人民币，各级财政支出占预算财政支出的10%了，财政尽了这么大的力，最后平均一个农民的身上也不过1000块钱，所以靠财政投入把中国农民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关键还要提高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提问：现在问题主要在于参与农业生产人的素养，没有一个架构一个机制激励他们提高基本面的问题。

　　我认为三中全会已经把机制讲清楚了，主要就是通过农村的要素的市场化，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让城市资本、高素质的劳动力能够流向农村，农民凭借自己土地的物权可以获得财产的收入，需要到城里打工的到城市去，减少农村的人口，减少农村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的经营规模的提高，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我认为三中全会决定了要坚定不移。去年围绕这个问题一共写了十七篇文章。

　　提问：刚才您提到了城乡一体化，重庆地票制度，在咱们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末年往往会出现农民起义，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兼并。你刚才提到地票制度，打破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就是土地改革法，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又进行了人民公社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地票制度，农民进城以后这些土地会进到少数企业家手里，家庭联产责任制会打破，理论创新将会演变成什么理论？

　　另外是大部分的农民如果采用地票制度，离开农村以后，他会去学夜校，开旅游公司，可能这样的农民占不太多的比例，大部分农民可能跟城市大部分人一样，属于拥有基本技能，他们在城市生活缺乏立足的专门的技能。现在城市的就业已经非常严峻了，农民融入城市里面的话，会不会造成更大的就业压力和社会压力。

　　郑新立：城市跟农村比应该说我们已经进城的两亿八千万农民工，首先把他们的户籍解决了，把他们留在农村的家属能够跟他们团聚，我觉得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任务。

　　下一步我们劳动力的来源在什么地方？最大潜力还是在农村。现在中国留在农村的还有两亿两千万农民工，种十八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平均种七亩地，日本一个劳动力种四十亩，欧洲一个劳动力种四百亩，美国一个劳动力能种到几千亩。我去年到河南的信阳固始县去调查，一个村的劳动力都出来打工了，留下一个人把全部的地都种了，种了一万亩，购置了全部的机械，最后他说我很累了，不愿意干了，人们说你种的很好，少收点转让费还是让人家种。一个人种到一万亩，收入能达到二百多万，城里务工的还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农村种地的好好中他的地。

　　下一步农村应该走欧洲的合作社加农户，搞高效益，把有限的土地搞高效应农业，像荷兰这样的搞畜牧，搞花卉，出口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一些资源密集型产品，像饲料、粮食等等。这样通过交换等于我们出口劳动力进口了土地资源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要走合作社的路子，一家一路不可能创造品牌的，只有合作社才能够有一个品牌，有了品牌才能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仅仅提高农产品质量一点来看中国农村要组织起来，小生产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现在就是要让社会化的大生产摧毁小生产的结构，把农村的结构调整社会化大生产，建立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这样农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收入和城里人是一样的，创造的价值和城里人一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可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井，这个路子我想从韩国、台湾省看得非常清楚。

　　台湾省有一部分很有才华的人到美国去学农业，回来自己搞农业，所以我们的粮种是从台湾过来的。如果按照现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这样继续下去，没有竞争力的，将来我们会长期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的包袱，不停补贴下去。

　　提问：小城镇建设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请教一个问题，小城镇对农村农民有做过一些贡献很，贡献是很多的，好的资源都到城里都往城里走，把资源往下移的话，大家都到小城镇了。

　　郑新立：你提的问题非常好，小城镇，特别是特色小镇应当成为下一步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重点予以支持推进。因为特色小镇在城乡结合部，它不仅可以疏散城市过度集中的要素，而且还可以带动周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利于把城市的文明传播到农村，有利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所以特色小镇如果在中国能够搞起来，可能我们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了希望。

　　主持人：十分感谢郑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座。今天《长安讲坛》到这里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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