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中美欧三足鼎立最优

　　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上海交大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安泰·问政(20)——去全球化是我们的未来吗？”于2016年12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鞠建东出席并以“全球贸易新常态，治理新格局，中国开放新战略 ”为题进行演讲。

　　鞠建东认为，所谓逆全球化其实是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在此阶段中会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地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地区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他也坦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已经形成，但亚洲地区的贸易体仍然难成气候，这主要是由于中美的矛盾所致。他提出打造亚洲共同体的概念，通过亚投行吸收区域内有意愿参与的国家和地区，构建亚洲经济合作组织。

　　以下为演讲实录：

　　鞠建东：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新常态，就是全球贸易新常态，然后是全球治理新框架，中国开放新战略。我用“新”来说，这个“新”是不是有反的意思，我觉得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

　　我主要的观点是全球贸易的新常态，怎么去理解“反全球化”的格局。我总的看法是全球贸易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或者叫全球化的结构化，从某种意义上将这是必然阶段，这是第一。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也一样，是结构化，从结构又从原来的由美国领导的全球治理的框架走向结构化，结构化我说的是G3体系。

　　最后讲中国开放的新战略，我们提出叫“一体两翼”，以亚洲共同体或者华夏共同体，就是“一带一路”两翼所带来的开放新战略。

　　回答几个问题，第一数据告诉我们什么？第二，国内的朋友们可能不经常问，但是国外会问一个问题，中国到底要什么？中国到底希望未来的全球化是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到底希望在全球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所以第二个回答我们到底要什么，然后我希望解释为什么中国所要的恰恰是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的，也有利于全球大部分的人，所以是相对最优的解释，这是我大概的思路。

　　全球贸易格局变成美中德三足鼎立

　　先说一下数据，国际贸易的增长在2012年之后急剧下滑，2012年之前国际贸易的速度是7.2%左右，是全球GDP增长的两倍，2012年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全球GDP的3%。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不仅有周期性原因，更重要的是有结构性的原因，即全球化的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现在，全球贸易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成三足鼎立的状态。从数据上为什么这样说？还是以2012年为为分界线，2012年之前美国不仅是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还是全球最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2012年前美国是世界贸易的核心。

　　但是到了2015年数据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从2013年后，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的占比达到了12%，美国低于中国了，德国是7.1%，我这里是看货币加上实物、服务比例之后，这个判断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在现在的数据里，中国也变成全球最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有24个国家，美国是21个国家，德国是21个国家。因此，全球贸易结构已经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成三足鼎立，美、中、德三足鼎立。

　　从数据结构看，全球贸易结构变化已经是长期相对稳定的态势了。三大地区实际上都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欧洲有科技发达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同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东欧国家；美州有美国、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同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墨西哥；亚洲有日本、韩国、中国，中国有相对技术前沿的地区，同时又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地区，所以三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理论体系。

　　推动全球化的因素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过去高度增长的全球化是由中国驱动而变成了区块结构，为什么说是区块结构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分析原因，分析原因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所谓的“逆全球化”，或者机构变化的过程。我们总结了四个原因。

　　四大因素推动了过去的全球化。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两到三亿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这是过去的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

　　还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下降，比如交通运输，大家看到的高铁，中国的高速公路或者航海的技术在过去二三十年有非常大的变化。

　　正是由于中国低成本劳动进入全球体系，和美国的外包、美国全球价值链建立是相一致的，过去二十年，美国的制造业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所以在过去的全球化里，主要大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些主要大国一起推动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制度成本的大幅下降。

　　80年代关税45%，现在的关税在发展中国家是15%，然后有全球价值链还是一样，以美国和中国所代表的价值链的两端也迅速推动了全球方面发展，中国价值链同时带动资源市场国家，巴西、澳大利亚的发展，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但是大家请注意，这四个因素到了2012年左右全部没有了，其变化的核心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不存在了。越过了劳动力拐点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土地成本也迅速上升，这本身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中国、印度、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贸易利益不再一致，所以在WTO框架下，继续应对全球化的动力也就没有了。

　　同时，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状态，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墨西哥的劳动力还没有供给给美国，现在供给给美国。所以对新的变化有人认为是“反全球化”，但我更愿意叫“全球化的新阶段”。

　　中日两国需调整心态

　　2015年的时候，中国贸易是日本贸易的三倍还多，20年时间，中日之间变化了12倍还多，所以中日之间经济地位的调整需要彼此适应，大概在区域内的地理政治关系中，还没有像中日关系这么剧烈地变化的先例。

　　这种变化自然而然地引起地理之间的张力和政治张力。大家都需要调整心态。

　　亚洲贸易区难建立在于中美矛盾

　　我们希望中国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简单回顾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本身有历史的演变。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美国独大，我认为在2012年或者2016年后，我不是说政治，也不是军事，我只说经济，我觉得在经济上，美国独大的局面是不现实的，也不是最优的，所以G1不行。

　　第二、经常有人讲G2，中美两个大国对全球进行治理，我认为这也不是合理的，原因很简单。美国、中国各自所代表的也不清楚，而且中美之间的对抗不代表世界的力量，我觉得从数据上更符合三足鼎立互相合作的局面，所谓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数据看就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价值链，这是我的看法。

　　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希望出现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亚洲我们很尴尬，为什么我们会很尴尬？在北美已经有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欧洲有欧盟。东亚，事实上已经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或者亚洲经济结构。但是在亚洲并没有形成以中国核心的结构，也没有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原因主要在于中美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对中国而言，在亚洲地区形成深度的经济合作是符合中国和亚洲国家利益的，这是第一。

　　第二、指望亚洲的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包括区外的主要国家，比如中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一起合作推动亚洲的经济深度一体化是不现实的，正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亚太自贸区、中日韩估计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中国来说，更加现实的是以亚投行的形式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吸收有意愿参加合作的国家，构建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合作组织。

　　下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国家是有意愿参加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区域合作的呢？我前面是用华夏共同体，后面我想继续讨论，就是为什么用华夏共同体这个概念？要想形成深度的合作，需要有价值的论证，比如欧盟的前提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但如果在亚洲也要求各国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是很难的。但是抛开政治体制形式上的不同，亚洲文化是相同的，尤其东方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相同的。

　　所以我的倡议是以东方文化、儒家文化或者华夏文化、亚洲文化为纽带，来推动亚洲国家以中国为核心的大市场的深入经济合作。我本来取的名字是华夏共同体，但在韩国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不喜欢华夏共同体，他说华夏不好听。新加坡的学者建议很好，他说你们可以叫亚洲共同体，因为通常西方的学者，或者西方的学术认为亚洲价值和儒家文化、东方价值是没有什么差距的，所以可以叫亚洲共同体。

　　中美欧三足鼎立是最优的

　　为什么我们提出三足鼎立的框架呢，我觉得是最优的。实际上现在全球化结构性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全球人力资本的变化，全球经济是由人力资本在驱动。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是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下下降。

　　如果从人力资本来看，全球形成了三大板块，美洲、欧洲、亚洲，所以本身是有内在区域化自主要求的，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是应该具有这样四个要素的：代表性、效率、合作而非对抗，多元化而非霸权。

　　比如中国人怎么看全球，我们不要霸权，我们也不要说中美对抗，我们希望的是三足鼎立或者多元化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生产力结构的治理体系，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第三、在亚洲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就变成了一体两翼，“体”主要是纵向深度的开放，亚洲共同体，“两翼”主要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有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一带一路”主要是解决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和产生过剩的问题导致产能下降，但是这并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向上的调整，就是技术升级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你要想进行结构调整就需要有大的市场空间来实现的技术升级上升空间。因此亚洲共同体对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必须的，所以要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一体两翼”就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总的来说，对应“全球化的新阶段”，我们应该继续以中国为主导推动“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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