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2017)于2016年11月19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出席并发言。其表示“三去,一降,一补”核心问题是三去,去产能和去杠杆相关联,中国所有高杠杆部门几乎都是产能过剩的,如何把握这两者的关系,就变成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曹远征:谢谢,非常高兴再次回到母校参加这个论坛,我是今天早上刚从国外回来。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变成人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他的表现将成为明年非常重要的因素。刚刚毛振华教授代表学校做了报告,我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对宏观经济怎么看。第二,对下一步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理解?第三,借鉴中国历史经验看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
首先,刚才毛振华教授讲了GDP连续三个季度是6.7%,很可能预示着经济基本到了L型底部了。其实核心问题不在GDP本身,而在两个指标,一个指标就是PPI,经过54个月后转正,这意味着企业销售在增长,还本付息能力在提高;第二,企业利润在14个月后转正。我们观察银行指标,银行坏账尽管同比在上升,但是环比在下降。这可能意味着杠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稳定。
我们说宏观经济这样的表现,可能是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下一个台阶,现在是不是意味着第二个台阶基本找到了?尽管还有下行压力,尽管还有波动,但是看到第二个台阶基本找到,而且站住了。如果这个判断基本成立,宏观政策就应该是这样,过去靠需求方面刺激政策稳定增长的必要性至少大大减少,至少不需要大规模刺激。这时候应该更多的考虑,如果今年讲供给侧改革的话,“三去,一降,一补”,可能宏观经济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改革的问题提出来了。供给侧改革其中一个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随机性的现象,不知道发生在哪,什么时候发生,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管理好,通过改革使结构改善。
第二,我们当前风险是什么?怎么改?“三去,一降,一补”核心问题是三去,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这两个是有矛盾的,我们关注到中国所有高杠杆部门几乎都是产能过剩的。去产能毕竟和去杠杆相关联,如何把握这两者的关系,就变成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刚才毛振华教授讲的我也同意,我们认为在宏观上要降成本,监管现在看到价格在上升,去年GDP平减指数是负的,今年转正,所以通缩风险化解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去产能问题得到解决。
观察中国去产能的过程,我们发现去年去产能是积极的进展。中国钢铁产能是11.3亿吨,去年去了产能到8亿吨,价格稳住以后企业开始盈利,但是看今年情况,一旦盈利,一些产能重新投入生产,价格又下降。就是去年去产能没有实际性去产能,就是这些产能关了,但是在物理层面没有消失,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取消掉。于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如果说现在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不需要大规模刺激政策,应该进行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的重组工作,使这些产能真正的去掉。
我们有一个测算,如果中国钢铁是8亿吨产能可以盈利的话,我们是可以维持这个产能的,我们注意到中国钢铁生产成本除了生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外,其他品种几乎都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理论上中国钢铁工业是有竞争力的。如果一些产能去掉,这个竞争力可以得到体现。中国钢铁人均存量6.1吨,日本41吨,英美发达国家20多吨。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要说达到日本,就是达到欧美一半的水平,就需要上百亿吨的钢铁,这个就需要很多年。日本现在钢铁年产量一亿吨左右。因此我们要痛下决心把产能降下来。所以现在是通过去产能使得企业盈利,从而为去杠杆创造条件。
第三,其实杠杆问题不是发展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负债问题。通过银行的办法能比较便宜的动员社会要素,包括利差控制,包括等等在产业政策中都选择,核心问题是负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债务是否可持续,刚才毛振华教授讲了很重要指标,一个是中国国有企业负债非常高。第二,中国政府负债率,监管中央政府负债率不高,但是地方政府负债率非常高。于是大家说债务风险无外乎是企业债务,特别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然后是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债务风险。
看这个结构很有意思,我们关注一下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48.85%是发生在2008年前后,期限错配非常严重,经常靠借新还旧,期限错配是最大的风险,而且明年上半年又是还债高峰期。中国政府债务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发生在基层,如果你看国家的数字就会看的很清晰。
要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就要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要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就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如果是地方平台都是政府承担有责任的话,那中国政府债务率就是非常高,这个是全球关注的问题。我们注意到IMF今年报告,他今年有一个测算,他说可能中国坏账率要达到20%以上。我们不太认可这个概念,但是至少是一个国外的说法。化解这个九五就变成今年开始到明年是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这是报告里面指出的一点。
怎么化解这个问题,刚才毛振华教授说中国没有发生过危机,实际上中国发生过危机,1998年中国企业全部亏损,坏账集聚上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后面才有银行整个改革,中国的银行经营几十年等于说资本金亏光了。所以现在的中国银行,此中国银行已经不是彼中国银行了,而是国家重新注资,买了中国银行客户和业务重新经营。你再看当年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在2012年央行研究报告可以看到,说银行坏账80%都是政府行为,跟国有企业、跟政府操作不当有关系,因此政府需要注资。那一轮我们采取大规模改革。
你们现在讨论央企,在1998年都是政府部门,电信是邮电部,石油是石油部,铁路是铁道部,煤炭是煤炭部。那是一个改革,那个改革,刚刚毛振华教授和郑新立教授讲,是重新清理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政府从行政机构转变成央企的时候,重新再造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重构,那时候才有一轮改革。现在你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我也同意。现在赚钱了,比当年是有很大改善的。这个和那一年重组改革有很大关系。
因此,我想支持毛振华的观点,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如果操作得当,可以把危机变成改革,中国有操作经验。我们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把危机转变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使中国国有经济,使中国金融进行了重大调整,而这个重大调整恰恰是中国能成功应对或者躲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中国银行业至少在2008年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跟1998年以后的整个改革是高度相关的,那时候是重大的资产负债表重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借鉴当年的改革经验,我想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靠改革开放,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要靠改革开放。对当前的债务问题和风险问题的经验也是用改革开放。这就是我对这个宏观经济报告的评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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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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