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一降一补”比“三去”重要

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

　　新浪财经讯 “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于10月27-30日在北京举行，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出席并发言。其表示，供给侧改革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一补一降”比“三去”还重要。降成本就是企业的不光是税收，各种的费用，还有一些灰色的成本必须要去除掉，让企业轻装上阵，特别是中小的企业。补短板，小微金融、中等金融不完备，不是能够为不同类别、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股权、债权、信贷，包括融资租赁相关的服务。“我想补短板和降成本比“三去”还要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补短板。”

　　以下为发言实录：

　　董少鹏：今天非常高兴到“金融惠民生系列论坛”，就股市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刚才我听到前面嘉宾一半的演讲，在讲中国股市是散户市还是机构市的问题。今年以来，股市在3000点左右波动，大家肯定关心下一阶段市场的走势如何，我记得我是第四次来这儿演讲，这里的氛围像集市一样，给我很强烈的感受。我们的居民需要找到更好的、更稳定的金融渠道，我们会场对面就是“母亲金融小站”，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现在越来越多。

　　金融究竟是做什么的？怎样才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央经常讲，我们理论界也经常讲，要让金融为实体服务。有的人认为金融抢走了或者是分流了很多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于是就抑制金融，包括对股市、对买房的需求，对于各种投资公司进行抑制，该不该这么做？我想，实体经济当然需要资金，资金也会寻找有利润的地方去投资。如果说实体经济吸引不到资金，说明实体经济本身吸引力不够。

　　解决实体经济吸引资金的关键在哪儿？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三去”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补一降”是降成本，补短板。我觉得降成本、补短板比“三去”还要重要。降成本就是不光企业的税收，各种费用，还有一些灰色的成本都必须去除掉，让企业轻装上阵，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土地、金融服务、物流、行政审批等等方面的成本，应该说还是偏高的。补短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小微金融，当然还可以有比这个更大的中等的金融，是不是完备了？是不是能够为不同类别、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股权、债权、信贷、融资租赁等相关服务？我想，补短板和降成本比“三去”还要重要。　

　　到了三季度，去产能工作进展得不错，钢铁去产能已经完成了80%。但是大家也注意到，钢铁去产能之后，价格又暴涨，引来一些新的问题。这就表明经济的宏观调控，包括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靠人为的、行政指挥的方式来办，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所以产能也好，杠杆也好，库存也好，应该流动起来，由市场去选择“去”还是“不去”，这是更好的一个办法。

　　我们现在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的认为是增加这样的服务，增加那样的产品，也包括增加众多中小微的企业和金融服务机构，这固然不错。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还是补短板、降成本，是制度性的供给，是新制度供给。制度的创新比我们人为的、行政性地做一些工作更为有利。

　　以滴滴快车为例，我想今天来开会的朋友，有很多选择网约车这种交通方式的。北京市马上要出台，我不知道公布没有。我还没看，昨天晚上为了完成环球时报的一篇约稿，工作到比较晚。按照网约车新规，要京牌、京人才能够开网约车，这实际上是市场化的一个倒退。如果说京牌车，限制车在路上的流量是有道理的，但是非要北京户口的人来开这个网约车，实际上这种制度是倒退，应该说这种设计也会是失败的。现在不光是人口自发地流动，从中央的制度设计来讲，也是鼓励人员自由流动的，包括推行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吐槽，有很多烦琐的不必要的程序，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但是促进人员人才自由流动，这不但是一个应该做，而且应该做得更好的一件事。从网约车新政看到，新制度供给还是任重道远的。不是说这个人70岁了、60岁了，思维就老了，不是，年轻人也有老思维。政府在制定类似政策的时候，要用新思维，用开放的思维，用惠民、亲民的思维。

　　应该说网约车给大家出行带来了便利，提高了效率。不光大家出行提高了效率，有能力提供网约车服务的相关人员也能够更好地就业，更好地获取收入。当然，其中的监管怎么办？网约车平台要对司机和车辆进行备案、巡查监管。前两天电视台问我，让我提建议，我还提了一条，可以建立“公共交通警务大队”，进行定点巡查和不定点的巡查，这些制度要跟上。

　　当然更为重点的，我们还是要讲金融的供给。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做？我想第一个是产权结构改革。现在的金融，特别是大的金融机构，主要还是国有资本为主，要鼓励民间资本，或者说私营资本进入大型的国有的金融机构，成为里面的重要股东。多样化的股东结构对于公司治理非常重要，可以提高治理的公平性，更加贴近市场。

　　另外一个是资产结构改革，资产结构也可以叫融资结构，到底是直接融资更好，还是间接融资更好？直接融资好，该怎么做？间接融资需要怎么完善？中国的非金融的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只占15%左右，像美国达到80%左右。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中国的直接融资，直接金融一定要跟美国比肩，我认为也不需要。但是，直接融资达到35%、40%这样的比例还是需要的。资本结构也要改变，要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是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一是内部治理，企业内部治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管理机制问题，也包括研发储备等发展机制问题。二是外部环境。

　　第四，前面的产权结构、资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生存环境，如果算“硬供给”的话，我想更强调一下“软供给”。软供给一是人才和干部问题。现在的金融机构、产业企业里面，有新思维，能够按照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这样的理念来发展的干部、人才还是很缺的。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市场、跨国企业的行为，该如何对比、该如何看？究竟是发达市场更有优势，还是我们有优势？我们有没有长板？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人的头脑当中需要改革和提升的一个方面，这就涉及到了理论问题。

　　昨天晚上我给环球时报写的是一篇什么稿子呢？就是回答“为什么我们挺中国经济不能理直气壮”。一说中国经济增长6.7%，大家就怀疑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的，下一步是不是经济还要下滑。骂中国经济，贬损中国经济，唱空中国经济特别方便，也很简单。比如说改革还不够，没有跟上先进国家制度变更的步伐，甚至说政府管得太多等等。房地产一波动，一些人就认为房地产要崩塌；股市一波动，他们就认为都是自己人搞糟的，好象跟国际大环境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还要强调一下理论供给。

　　事实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由高速、快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现在中高速都不能算了，是中速增长，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过去中国经济像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头也不梳，衣服也不认真整理，就赶速度。不但相对先进的项目，一些不太先进的项目也引进到中国来。事实上，一些布料在欧洲早就被禁止生产了，但是在中国工业污染加重的这种环境下，还在大规模生产。大家看到很多电子产品，包括汽车的零配件都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靠他的品牌，组装起来，就可以获取很高的利润。包括苹果手机。在快速发展之后，我们积累了一定的势能，一定的实力，放缓了脚步，整顿整顿行囊，整理整理衣服，甚至欣赏一下道路上的风景，我觉得非常正常。中国经济由一个风尘仆仆的赶路者转变为一个优雅的行路者，转变为一个道路的优化者，这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我们现在所用的经济理论，总体上是二战以后西方的经济学家，依据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总结提炼出来的，当然，在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理论也有推进、有变革。但本质上，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是西方主导者进一步统筹全球资源、实现他们全球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发展起来之后，必须建立适合自己发展、改革、创新的理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的，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着眼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股市和金融政策更要这么办。

　　我现在简单说一说股市下一步发展的走向。去年发生异常波动之后，我们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其中一个核心的成果是，我们的主流机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大型的国有企业，也有一些混合所有制的大型企业，在股市异常波动当中没有担当，没有负起责任。不光在股市异常波动的情况下没有负起责任，在正常情况下负的责任也很不够。什么叫负责任？并不是股市下跌，非要把它顶起来，而是在平时投资的时候，对于蓝筹股，对于新兴产业，是不是按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来做。应该说，很多大型的机构没有这么做，他们就像很普通的、很初级的散户一样追涨杀跌，这是造成我们股市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跟我前面所说的，过于信奉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听从西方的学者、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对我国经济发的信号弹，有直接关系。什么叫信号弹？西方一些人整天喊中国经济快不行了，房地产快不行了，银行快不行了。一旦中国经济有所上涨，就说你泡沫化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都存在，但究竟泡沫多少为宜，泡沫多少为可控，这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判断的。我坚定地认为，中国的股市相对于美国乃至日本的股市，也包括中国香港的股市，市盈率应该相对偏高一点。在全球来讲，中国内地经济的成长性还是非常强的。中央认为，我们的经济即使不刺激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是8号人民日报通过权威人士谈话来表达的一个观点。

　　因此，我认为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同时，我们的大型机构，大型企业，你要坚守价值投资理念，要有实际行动。我也有建议，但是现在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能够实施，需要进一步观察。对于大型的机构进行蓝筹投资，进行长期、稳定投资要给予税收和其他制度上的鼓励，激励这些机构进行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当然，现在是10月份，马上要进入到11月份，社会保险资金入市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但是无论如何，扩大直接融资已是大势所趋。我前面所讲的，要让更多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进入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

　　大家注意到，本月初我们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企业降低杠杆率的意见，实际上这个意见去年底就形成了，当时是准备用推进直接融资的若干意见这样的名义来推出，为了避免发出引起市场再度波动的信号，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调整为降低企业杠杆率这样一个意见。实际上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本质上还是扩大直接融资的若干意见，这一点大家不要动摇。但是中央给的信号是，我们扩大直接融资的目的，是让实体经济降低杠杆率，提高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运行效率。不管怎么样，我们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壮大我们以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为主战场的股票市场，这一点毫无疑问。中央现在也非常支持发展四板市场。所谓四板市场就是地方的、区域性的股权交易市场，但是我认为，由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地域性很强，监管的体系也还是有欠缺的。尽管国家支持发展四板市场，但是更具吸引力的还是交易所市场。交易所市场迎来一个对资金具有虹吸效应，行情在现有基础上，按照价值投资理念进一步提升大盘的价值中枢，这样一个进程正在到来。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当然是以党的建设为主议题的，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就是确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的提法，确立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这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是承前启后，转折性、历史性的事件。

　　明年将要召开十九大，在现有的“新常态”的状况下，我们的经济转型，我们的社会治理转型，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聚焦资本市场的转型，应该说是“直挂云帆济沧海”。金融不强，这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真正强；股市不强，这个国家的金融业不可能真正强。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衡量这个国家资产定价的重要的平台、重要的标尺。因此我们现在酝酿的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变革，都是要把股市做强，让它的泡沫或者说虚拟性处于可控的状态。千万不要认为泡沫不好，一点泡沫也不能有，而是泡沫要可预测，可预见，可管理。这就是好的股市。今年3月份以来直到现在，在3000点上下波动已有半年以上了，这为我们下一步进行并购重组，壮大优势企业的规模，更好地践行价值投资理念，同时通过资本市场促进经济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相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落实，资本市场也会迎来又一个春天。在3000点这个中枢徘徊半年以上的基础上，4000点新的价值中枢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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