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影响年度人物

　　2005年，有一些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占据着人们的视线，成为人们的谈资。他们以自己的独特的行为创造着属于2005年的社会记忆。

　　2005年，有一些人让人久久难忘，他们或者带来了欢笑，或者带来了沉思，或者开启了新的时代。他们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引领人们的生活潮流。

　　他们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曾经的无名百姓。通过媒体这个神奇的舞台，他们的经历被放大到整个社会，无论是被揭露被批判还是被赞扬被鼓舞，那些事件、经历也不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人物、经历背后的故事内容。无论愿意与否，当媒体的聚光灯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创造着历史。

　　盘点2005，这些曾经或正在被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无疑将构成其中最精彩、最令人激动不已的那一片段。

　　一、

超级女生：超级全民狂欢

　　理由：2005年再没有哪一个明星能够像超级女生那样吸引媒体的长枪短炮，口舌笔墨，牵动上亿的人为之激动。这是一次民众的狂欢，这也是一次媒体的狂欢。

　　2005年，超级女生风一样的席卷了整个中国。一场15万人参加，每周2500万人关注，无数人短信参与的唱歌选秀比赛，只从人气上就足以成为各个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场以年轻女孩为主的歌唱比赛在全国各个媒体上掀起了一场风暴，而且从初夏一直持续到深秋。无论是为其摇旗呐喊还是严厉批评，超过百家的媒体都曾经或是仍在关注着这些女孩的一举一动。

　　海选时的火爆场面、评委的另类点评、参加者的出位表演，及至评委黑幕、天价违约金的披露，超级女生在进行中无时无刻不处于媒体舆论的浪尖上，也借此超级女生迅速走入人们的视线。这群原本平凡的女生在数亿人的关注中，倾情演唱，她们在水银灯下的光彩几乎超过了一线的大牌明星。他们的行为冲击了几乎中国所有的媒体和眼球，以至引发出一场社会运动，有人说这是草根主义的兴起，有人称超级女生唤起了人们的民主意识。而媒体们却给出了新的名词“超女时代”。

　　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给超级女生带来了无尽人气，随同而来的还有各种负面的社会评论及新闻。不少文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于孩子们逃课参加比赛的现象深表担忧，而这些对于正热火朝天的超级女生来说，显然不会影响孩子们参加超女的热情。对此，央视祭出“反对娱乐低俗化”的大旗，媒体人自己加入到了有关超级女生的争论中。“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从崔永元口中说出来，不仅没有遏制超级女生的红火局势，反而为其增加了人气，使更多没有关注过超级女生的人也有了看一看的兴趣。无疑这场争论帮了超级女生宣传的忙。

　　尽管反对声一片，但这并不妨碍超级女生在一片激动、感动中落下比赛的帷幕，从“超女时代”走进“后超女时代”，超女们完成了从邻家女孩到娱乐明星的转变。无论是商家还是娱乐公司对于完成原始人气积累的超级女生显然寄予厚望：代言神舟电脑、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拍电影电视、参加各种访谈，走下了PK台的超级女生借助媒体的报道更加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作为当红的明星，超女的一举一动都成为追逐的目标，尽管有许多关于超女们个人的负面消息，而人们对于自己选出的孩子总是更为宽容，这群幸运的女孩借助他们的平民色彩成为2005年娱乐界最抢眼的明星。

　　二、费俊龙、聂海胜 航天英雄

　　理由：伟大的事业总能成就英雄人物。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将费俊龙、聂海胜两位航天英雄展示在人们眼前。如同杨利伟一样，作为中国首批进入太空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航天事业即神舟五号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费俊龙、聂海胜随着神六的成功发射和返回成为继杨利伟之后的航天英雄。他们在太空中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亿万人们关心的事情。在115个多小时的太空遨游中，两位航天员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一系列崭新的记录：第一次脱下航天服进入轨道舱，第一次进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第一次进行压力服穿脱试验……中国航天，在这一系列的“第一次”中，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有人参与的空间飞行试验新阶段。

　　跟随着媒体追逐英雄的脚印，人们发现航天员轻松的笑容背后是挑战极限的艰苦训练。人们通过电视观看从外太空传来的真实画面，跟着费俊龙、聂海胜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太空之旅。然而这不是科幻电影，从优秀的飞行员到出色的航天员，这一段“上天的阶梯”需要坚韧的毅力和吃苦的精神才能够完成。从基础理论学习到体质训练、从专业技术学习到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从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到心理训练和救生与生存训练，每一项、每一个细节都会成为决定这次航天飞行成功与否的关键。而真正能飞上太空的则是在这些飞行精英里再选拔出来的精英。

　　与神五不同，神六要在太空进行多天飞行，为了适应这种飞行，航天员们要进行一种头低位训练，以头低位姿态平卧5天5夜，这种训练对人体各方面都提出挑战，没有坚韧的毅力，要想通过是很困难的。即使进入太空，种种难以预料的状况都有可能出现，这要求航天员对飞船的各个细节部位了如指掌，近40万字的飞行手册他们熟记于心--一项项复杂的飞行程序、操作要领以及各种应急处置方案，全部做到了不查手册就能处置。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聂海胜这个特殊的41岁生日，在343公里高的太空他收到了来自妻子、女儿，来自家乡的父老乡亲，来自同在太空飞行的战友以及来自祖国各地千百万素不相识的同胞们共同的生日祝福。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这位航天英雄刻苦训练以便发挥自己最好的状态，却为不能照顾家中瘫痪的老母亲而落泪。人们不会忘记费俊龙在太空悠然翻过的4个跟头，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费俊龙这四个筋斗尽管距离没有神话那样的传奇，在地面亿万中国人眼中，却依然如同传说般令人振奋：有谁一个跟头能翻过351公里呢！

　　回归之后的费俊龙和聂海胜辗转于全国各地作巡回报告，向人们介绍有关神六和中国航天故事，中国航天事业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当人们还沉浸在神六成功的喜悦中，中国航天员们已经开始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在回归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时，费俊龙和聂海胜就异口同声地表示“所有的成绩都已经‘归零’，我们将努力训练，迎接新的挑选。”

　　三、连战：跨越六十年的握手

　　理由：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其政治生命就要黯然结束的时候，突破种种阻碍，不仅为其自己，也为一个政党、上百万人民寻求一个出路，他勉励自己、鼓励别人说：要“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个老人就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

　　作为台湾岛内政治人物，连战这个名字在大陆并不流行，只有研究两岸关系、关心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人才较为熟悉。而2005年的4月的一天，全中国的媒体都将焦点聚集到这个国民党主席身上，因为他跨越浅浅的海峡，延续起被搁浅了60多年的国共两党关系，被称为历史性的握手。在这样一个“台独”日益嚣张的关节点上，出现了连战这样一个关键人物，于是，海峡两岸飘忽不定的关系也随之有了新的转机。

　　这次“连战大陆行”被定位为“和平之旅”、“破冰之旅”。连战以一句“今天看到大家，实在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表达了他的友好。8天的访问旅程中，他在南京中山陵拜谒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观“总统府”，体验孙先生的“天下为公”，呼吁“和平、奋斗，中华民族有前途、有出息”；在北京“胡连会”成为开启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大门，相隔六十年的握手，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还是来了；在西安“少小离家老大还”的他祭拜祖母，追忆烽火岁月中的儿时岁月，尽管乡音已改鬓毛已衰，浓浓的乡情却不时流露； 在上海，他拜会两岸和解的先驱汪道涵先生，与台商欢聚一堂。

　　中国大陆的民众对连战的来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其中不仅有媒体的24小时热点关注，也有各地人民为了欢迎连战组织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显示了主人的诚意。国家政府也为连战的来访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熊猫和有关农产品免关税及开放大陆民众台湾旅游的友善政策。

　　尽管在连战尚未“登陆”之时，台湾执政党曾想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种交流，而这种以两岸民众的福祉为依归，以经济融合替代政治争执，以善意、耐心、灵活代替对抗、对立、对撞的方式显然得到了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民众的欢迎。台湾媒体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台湾民众赞成连、宋访问大陆，明显高于反对者；另外，超过四成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交流的速度要加快。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心里装的应该是千百万人的福祉，连战先生在其政治生命最黯淡的时刻，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一种勇气跨越历史的间隙，为海台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愿在这个起点上，海峡两岸能越走越近。

　　四、李毅中：悲壮的“救火队长”

　　理由：“他以60岁之躯冲锋陷阵，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悲情与悲壮”。李毅中上任一年，冷面成为他的表情，狠话成为他的语言，然而，在李毅中东奔西走的“灭火”途中，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确是这位60岁老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志向和决心。

　　中国有句老话：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李毅中在2005年2月28日上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后，还没来得及“烧火”就不得不忙着去“灭火”，这一灭就是2005年一整年，媒体称之为“救火队长”。 每一次重大的安全事故，安监总局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关注焦点，此起彼伏的矿难让这位刚刚上任的安监局长成为政府治理沉疴泛起的煤矿产业的代名词。随着矿难的爆发，各种隐藏在深处的关系不断被揪出：腐败、官煤、私利，盘踞在煤矿产业链上的巨大利益集团是李毅中不得不去面对的阻碍。一位李的下属说：“他以60岁之躯冲锋陷阵，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悲情与悲壮”。这也许就是2005年李毅中做出的全部努力。

　　受命于危难之时，李毅中走马上任面对的是“2004年中国因煤矿事故死亡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者总数的80%”的现状。上任伊始，李毅中就表示要在未来的工作中将以“六亲不认”的姿态重塑安全监管权威，并承诺在三年之内偿还所有安全欠账。一位与李熟悉的人士说：“他对目前中国严峻的安全形势很忧虑，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能对现状有所改变。”

　　在任期的头10个月里，李毅中的铁腕作风有了明显成果：加强了安监总局的权威，动用国债填补中国安全生产投入的部分空白，监督煤矿企业按照规定提取安全费用，特别是在煤矿领域发起了官员退出煤矿股份的反官煤勾结风暴。与这些相伴的则是李毅中的一句句2005年老百姓们耳熟能详的“狠话”：

　　——“这个煤矿根本就没有落实整改。老板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抓住不放！”

　　——“腐败不除，矿无宁日！”

　　——“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2005年年内至少要关闭4000个煤矿，名单向社会公布”

　　——“对党员干部，要让其受处分，丢帽子；对职业经理人，要罢免其任职资格，丢位子；对黑心矿主，要让其倾家荡产，丢票子。”

　　狠话背后却是李毅中在目睹了整个中国2005年此起彼伏的矿难后那张日渐痛苦、愤怒、疲惫的面孔。今年煤矿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11起，尤其是发生了4起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事故，这就意味着李毅中在近10个月里，马不停蹄的奔波于山西、安徽、河北、新疆、广东等地处理灾难的善后，媒体的公开报道不下15次。如此奔命，以至于媒体都关心起李毅中的身体健康。安监总局一位官员透露，“在现场救援的前48个小时内，人们精神都高度紧张，总局长常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而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在2005年底到达高潮：11月27日处理过松花江污染返回北京的当天，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矿难有将李毅中召回到零下12度的矿难现场。十天后，他又出现在河北唐山刘官屯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现场。

　　狠话说了、政策出了，而李毅中似乎陷入了越来越密集的矿难中，每一个特大矿难都需要亲自挂帅调查组、亲临的现场、亲自落实的具体细节。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认为煤矿产业多年积累的各种沉疴已进入爆发期。这就意味着李毅中的“救火队长”还要继续当下去，而一位跟随李毅中的工作人员则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无论如何，对于长年积累下来的安全生产问题，用10个月的时间解决是远远不够的，李毅中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实现他的长远安全生产规划。

　　五、刘心武：我的权利我做主

　　理由：红学家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业余”红学研究者竟然能将他的“红学”推广到如此广的群众中间。而该“红学”在广受大众所喜爱的同时，却引起了红学专家的围攻，称其为“伪红学”。无论真伪，单单一家之言就能引起如此轰动，也许已不再仅仅是学术之争。

　　有关《红楼梦》的争论，历来不是被从政治上定性，就是在少数学者之间进行，很少能引起大范围的讨论热潮，而刘心武和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却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掀起了一股看红楼、谈红楼的潮流，使《红楼梦》从四大名著的“高贵”中走入“俗世”，从学者案头的研究的对象变成平头百姓茶余饭后品谈的话题。

　　作为一个“业余”红学研究者，刘心武独辟蹊径以秦可卿作为自己研究《红楼梦》的起点，将其研究成果统称为“秦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之后，刘心武的研究心得大受观众的欢迎，而其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的热销更说明了一个事实-----给人们一个平民化的角度解读《红楼梦》，才能真正将《红楼梦》推广到人们群众中去。

　　而与大众的态度相反，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红学界，一些主流学者拿起“学术规范”的大棒，向刘心武的“秦学”研究挥去，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如蔡义江、孙玉明和张书才等)对刘著“生编硬造”表示“不屑”，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在《新京报》上直言刘著“胡说八道”，红学会会长张庆善甚至亲自出马，通过各种媒体向大众表明一种态度：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的“秦学”研究很多地方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

　　面对红学研究专家的质疑与批评甚至是警告，刘心武先生在反驳上也是另辟蹊径，避开所谓的学术规范和专业素质，强调了《红楼梦》研究的民间性：“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我始终认为，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我一再申明，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都是对的，我的目的只是借此来引发出人们对《红楼梦》更浓厚的兴趣。”并且捍卫自己研究红楼梦的个人权利：“我可以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

　　在这个平民意识快速觉醒、去权威性，追求个性化的时代，刘心武先生的观点似乎更能迎合人们的心理。就在红学家们大批刘心武之际，由新浪网推出的“您如何看待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网上调查，表明在17385名参与者中近八成的投票者认为刘心武“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 ”。而在回答“你认为谁有权阐释《红楼梦》”，选项 “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以74.69%的支持率获绝对优势，而选项“红学家”只占到了10.56%。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读《红楼梦》更多的是为休闲娱乐，而非学术研究。刘心武先生掀起的这股“红楼热”更大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学术上的突破，而是再次唤起了国人对中国优秀古典小说作品的兴趣。

　　六、王斌余：用生命捍卫权利

　　理由： 王斌余，一个普通的农民工，用别人连同自己的生命给忙忙碌碌的经济社会上了一课，让更多的人懂得，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每至年关，农民工这个词都会频繁的出现在各个媒体上，而今年，这个时间表因为一个人而大大提前了。今年5月，王斌余，一个来自甘肃的普通农民工，数次讨要工钱未果，甚至在求助政府有关部门后仍只能得到一顿羞辱的时候，极度绝望和愤怒促使他采取暴力手段，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终在社会大众一片同情和声援中被判与死刑。

　　社会学学者陆学艺说：“农民工是什么？是工人，不让当城市居民；是农民，又主要在城里工作。”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老实善良的农民，来到城市只是为了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甚至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被欺压的弱势地位，尽管国家有各种法律政策来保证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的实现，然而，在执行层面上显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对于农民工的铤而走险，犯法维权的行动，社会大众给与充分的同情。通过各种媒体，社会各界的人士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一股这对农民工维护自己利益的讨论，将矛头更多的指向在农民工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法律政策的实施以及雇佣者的恶性上。如果说大众以一种同情心理来看待王斌余，那么学者们则从更高的层次上分析了王斌余现象存在的根源，指出了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城乡两元结构和“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出现。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的农民涌入城镇，农民工的问题也会随之越来越突出。而法学专家们针对王斌余事件背景的复杂性从法理、民意、政治意义上讨论，认为应该慎重对待，有些专家甚至直言，当民情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即使如此，王斌余仍难免一死。

　　在这场关于王斌余生死的讨论中，媒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在沉重的社会现实面前，也许只有一句电影台词才能表达众多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农民工的心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当弱势群体采用跳楼等自残的方式讨去自己的利益时，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漠然旁观着，也许只有当他们不得不采用暴力的手段来对抗时，人们才能真正开始思考对于这些弱势群体，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做些什么。王斌余在狱中说“如果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我的生命事小，我希望党和国家能重视我们农民工，希望社会能够关注我们，尊重我们！”我们期待着在和谐社会里农民工不用再用生命为代价去换取基本的生存保障。

　　七、顾雏军：民企“枭雄”倒掉

　　理由：继唐氏兄弟之后又一个民企领袖倒了，而令这些民企领袖前赴后继倒下去的理由竟然如此的一致，不得不令人深思。从去年的郎顾之争到今年顾雏军被捕，当身上的光环退去，处于刀锋浪尖上的顾雏军也许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代表。

　　顾雏军倒了，一个资本“神话”破灭了，随之倒掉的是格林柯尔系。这个不断否认自己是资本玩家的资本运作高手，最终还是倒在了资本的手里。

　　一个拿着十亿现金在国内四处收购的人注定是吸引人们的关注与疑问，2004年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随着顾雏军的锒铛入狱掀起新的舆论高峰。他狂飙突进式收购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他的收购行为是否存在着违法行为？顾雏军的入狱也许已经说明了问题。

　　他是一个实业家，以自己研发的专利起家，1990年建立第一家英国分销公司，1995年在天津成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即建立制冷剂厂，一个以中国大陆为生产基地，面向海外市场的格林柯尔产业链一步一步的快速建立起来。显然，顾雏军的主要目标是在国内。2000年格林柯尔香港上市后仅仅1年的时间，顾雏军就成功收购了在冰箱家电行业数一数二的科龙电器，事隔2年后又入主美菱电器，从而拥有了一条完整的冰箱产业链，意图打造成为中国的冰箱大王。而在以科龙为平台整合中国的冰箱产业的同时，顾雏军又开始为格林柯尔拓展新的疆土---汽车产业。2003年12月，在控股美菱电器半年后，顾雏军将目光投向汽车领域：以4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之后又收购了ST襄轴、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

　　他是一个资本高手，格林柯尔在国内的大肆扩张背后需要有巨额资本的支撑。香港格林柯尔的上市，让顾雏军真正有了完成庞大计划所需的杠杆和资源。面对专业机构、学者和小股东的质疑，顾雏军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否认自己的收购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及上市公司，并提到“我的钱有国际背景”，以及“我用的是我个人的钱，是格林柯尔集团内部的钱”。但最终还是可能因挪用资金罪而被捕。顾雏军凭借自己的杠杆理论用9亿元就翘动了130亿的国有资产，尽管他否认自己是资本玩家，但2005年，他还是登上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名单的榜首。

　　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商人，顾雏军的倒掉也许是云诡波谲的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而当有若干主流经济学家，国家相关高层部门的鼎力支持作为背景时，人们更为关注的则是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扩张中所显示出的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八、丁学良V.S.经济学家

　　理由：2005年的秋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一下子集体蔫了。2004年闹哄哄的“郎顾之争”后，涉身其中力挺顾雏军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没有从公众的质疑中缓过神来，香港学者丁学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五个论”的观点一推出就将对经济学家的质疑推向了新的高峰。而与热闹的“郎顾之争”不同的是，这一次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致以沉默向对。这种“不抵抗”促使经济学家的声望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了自己的“五个论，”他认为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而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尽管他没有提出具体评价经济学家是否合格的标准，但却给出一个相对简单的测试方法：“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作为长期研究制度的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把大学制度中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作为分析评价中国目前的经济学家状况的根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一观点通过媒体、网络迅速传播开来，并得到了广大网友和群众的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经济学家推向了灯光闪耀的舞台，从医改到教改，从股改到房改，无不有经济学家论证、支持的声音在里面，而实际上老百姓却面临着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等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五个论”的推出使大众好像一下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质疑经济学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声讨经济学家的文章在网上到处可见。据《中国青年报》专题调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显示 1279票中，69.7%的人认为事实上，学者们发表言论是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只有郎咸平(31.0%)、吴敬琏(19.8%)两人。以至于流传一种说法：在2005年说谁是经济学家，那简直就是在骂人。

　　然而奇怪的是，面对职责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立即起来反驳。仅在11月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表示，丁学良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不公正”的理由是：“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作为境外学者，他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就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而这种回答也没有从丁学良所提出的学术评价标准的角度来回应丁学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则又说了句“大实话”：说白了，有的经济学家也就是一个吃饭谋生的职业。因为需求量大，好处不少，所以许多人愿意站到此队列之中。

　　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存在的种种不利于学术建设的现象使得经济学家面对质疑时只能沉默。有人说沉默是好事，至少还懂得羞耻，懂得自我反省。经过2005年寒冷冬天的沉思，经济学家们应该有所悟有所得有所改。

　　九、张保庆：退休前的怒吼

　　理由：不管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是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张保庆在退休之前发出的怒吼显然引起了巨大的回应。直指高等教育助学款的种种不力使得张保庆在退休时，赢得了众多的支持与遗憾，毕竟当敢说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做事”的能力。

　　2005年8月29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在教育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收费问题达45分钟，并公开点名批评8省份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不力。9月1日，面对媒体时说：“我们也不愿得罪人，我们是迫不得已”，并多次提及：“反正我也要退了”。10月28日通告卸任。之后，他的名字及行为被广泛关注，网络上的热度更是持久不退。

　　张保庆，原教育部副部长，分管财务，主管国家助学贷款6年，从他制造的新一轮教育问题反思风暴到他本人卸任，时隔两月。张宝庆几次立场鲜明，言辞坦率的谈话，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有人将张保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敢讲真话的官员，称作“个性高官”。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对政府高官讲话往往是千篇一律、陈词滥调，官场推崇面对不公正一言不发的“沉稳老练”的印象，人们希望官员言行一致、敢说敢做、敢做敢当，也希望出现更多敢说敢做的张宝庆。

　　对于张宝庆的言行，人们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其他发面的信息，比如，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敢说敢做，个性鲜明的官员，体现了我们现在的体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容忍度”，因为这类事情在过去几乎不可想象，几乎没有官员敢于这么做。同时，也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张宝庆等人个性化的努力不仅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也获得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响应，这反过来又催生更多的个性化官员。

　　但是，由于张宝庆的一句“反正我也要退了”，让人们体会出许多他强硬语气后面的悲壮与无奈，张宝庆把问题题出来了，漏洞指出来了，可惜得是已经没有能力去解决了。也有别的媒体质疑，如果不是“反正也要退了”，张宝庆还敢于说出这样强硬的话吗？张宝庆是否只是对于自己的即将卸任发几句牢骚而已？

　　不管怎样，人们仍然期待出现更多的张宝庆，而且不单是只能说的张宝庆，更要敢做，有能力做的张宝庆。

　　十、陈丹青：我不玩了

　　理由：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有没有问题，陈丹青用行动和语言给出了他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陈丹青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向高等教育体制叫板的老师，只是，当这些优秀的教授、学者纷纷用“罢招”的形式抗议招生制度时，我们的教育部门是不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位清华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果你也满意这样的待遇，人事关系也很融洽，你会不会选择辞职呢？大多数人的反映是：“你疯了？”但是，作为一个博导，连续几年招收不到心仪的研究生，最有天赋的学生屡屡因政治英语这些似乎不那么“艺术”的因素挡在继续深造的前进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长居纽约的华裔艺术家陈丹青，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陈丹青2000年回国应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个上世纪以《西藏组画》蜚声画坛的艺术家又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陈1978年以初中学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1982年即赴美的生活经历具有一种传奇色彩。因此，许多油画学子甚至所有艺术系学子产生“陈丹青情结”，希望可以仿效陈的传奇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或许也是陈对于现在教育制度所产生如此大反感的原因之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英语历来是所有考研学子必须经历的两大门槛。陈认为，虽然英语考试的必要性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政治的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制度的弊端何止一处。陈所指出的只是这些弊端中的一个。陈的勇气及魄力值得肯定，然而陈的所作所为能对现存状况产生多大影响也值得期待。几乎大多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了充满弊端的教育制度，为破除这些教育界弊病大声疾呼。然而也有媒体以一种另类的眼光看待陈丹青事件，他们认为，在几乎大多数普通考研学子轻松通过政治考试，甚至认为政治课就是考研几乎保过的最不受重视的一门课程的时候，我们未来的“艺术大师”却被如此简单的门槛挡住，不知道是教育制度的悲哀还是我们艺术教育的悲哀？还有媒体指出，陈丹青事件让人们开始怀疑特殊门类教育对文化课的要求是否过高的时候，另一个特殊类教育:体育类却正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因为大多数教练认识到“高水平的教育水平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理解各种运动，甚至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们是该认识到文化课重要性的时候回过头来补还是一开始就打好文化课的基础？更有媒体指出，如果陈的学生都向陈一样，学有所成就出国，我们的大学岂不是实质上变成发达国家的殖民地？

　　政治课是弊端还是必须，这是个问题。没有疑问的是，陈丹青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国人对中国教育体制长久而深远的思考。

　　十一、王垠：喧闹中的退学

　　理由：放弃“清华”难吗？王垠用“万言书”告诉了众人一个“求学”青年的痛苦历程，并在有关“高等教育”闹哄哄的讨论中离开。也许王垠并没有改变什么，也许他已经改变了什么，哪怕只有一丁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自己的人生路径。

　　当许多人都在拼命努力要圆一个“清华梦”的时候，王垠，一个清华博四的博士生却轰轰烈烈的宣布自己“清华梦的破碎”，并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语出惊人，一时间应者如云，有赞同的，有批判的，王垠退学从一个个体行为，成为公众话题。

　　王垠不是第一个退学的学生，也不是第一个直陈中国教育弊病的的人，而洋洋洒洒的万言退学申请书却刷新了中国学生退学的历史。从一个“小小科学家”到清华骄子，王垠经历了如同其他孩子一样的求学历程，而在“万言书”里，王垠清楚的告诉众人：应试教育如何抹煞孩子的探索创新能力，评价机制如何给学术研究蒙上了一层功利的面纱。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王垠选择用离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

　　通过网络及其他媒体，“万言书”很快在高校师生和关心中国教育的人群中传开。作为中国学院教育的反对者，王垠成为一部分学生追捧的偶像——有退学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但真真敢于“强硬”退学的人只有王垠一个，他说提出的退学理由不认同清华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不愿意充当导师挣钱的工具也在很多高校学生中引起共鸣，以至人们称其为“勇敢的小男孩”。与此相反，也有不少人认为仅从王垠退学这一事件来看，并不能说明是“中国教育的失败”，而更倾向于从王垠自身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来解析他的求学历程。更多的人则透过王垠退学这件事，再去看高校学生自杀事件频频发生、教授罢招学生、受欢迎的老师因为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站了一辈子讲台却还只是个讲师等等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奇特现象，进而探究中国高等教育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与舆论热闹的气氛不同，清华大学有关人员对此表示在现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博士生作出这种选择是个人的自由。教育部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此事与教育制度无关，这只是个别现象。有媒体认为，王垠的底气更多来自于国外求学有门，是一次于己无伤的个人解脱。于是不禁要问：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你我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吗？有谁会放弃清华的博士呢？

　　十二、60万代课教师：给我坚持的力量

　　理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守着三尺讲台，构筑西部地区上千万孩子的未来梦想；他们在贫瘠的生活中挣扎，却支撑起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事业；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既是老师也是农民的身份让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就是60万代课教师。今年年底，《南方周末》将这群可爱的人带到了大众面前,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一个名词，而现在，他们赢得了大众的感动与支持。

　　事情起源于一份报告《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今年四月，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在调查了该县代课教师情况时，震惊的落泪：“我在调研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好多次从学校或代课教师家里出来，我都要头头擦去泪水。”李迎新把调查结果写成报告《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递到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尽管没有得到这些单位的直接回复，六个月后却引来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更多的人开始通过《南方周末》关注起代课教师的生存状态：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教学却只能拿到每月40元---80元的工资，这些钱用来自己生存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养家糊口，所以这些代课教师很难成家，而那些成了家的，却只能将大半的家务和生计交给自己的爱人去操持。他们为了生活，白天教书、晚上守校、闲时务农。即便如此，代课教师仍是生活群体里最贫穷的那一类人。

　　大多数代课教师在这一岗位上都工作了十年以上，其中有很多都是教学骨干，他们将青春、精力献给了贫困地区的孩子，却只能愧疚的面对自己的家人。而相比之下，公办教师的收入却是他们的几十倍、几千倍，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如此奉献下去，也许代课教师李建新的话说明了一切：““今年我们村的学生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我很感动，觉得过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然而，人只有精神支柱是不行的，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代课教师有离开讲台的打算，用微薄都不能形容的低收入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为生存奔波。失去了这些代课教师的支持，西部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事业将会有坍塌的危险。

　　《南方周末》的报道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与捐助潮，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通过网络或者电话等方式向这些可爱的代课老师表达敬意与关怀。11月9日，新浪网邀请两位代课教师到聊天室作客，一周以后，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承诺国家会在近期出台政策逐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并表示国家将加大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这对于那些要求不高，每月三四百元就满足的代课教师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我们希望这个福音能尽早到达每一位艰辛工作的代课教师身上。

　　十三、王雪原：潜规则的“叛徒”

　　理由： 王雪原的神秘缺席和意外出场，让这场550万的昂贵死亡越来越接近真相，也让普通大众有机会可以一窥医疗行业的黑幕。尽管选择这样的出场王雪原将会面对更艰难的生存环境，然而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真相的揭露可能有利于推进政府的医疗体制改革，所以欢呼更多王雪原式的“叛徒”就成了老百姓的心声。

　　550万元人民币没能挽回翁文辉老人的生命，却用极端的方式揭露了医疗体制改革的种种后果，同时也将人们长期以来积压的对医改的不满通过种种渠道发泄出来，其中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白衣天使的“堕落”。

　　随着有关调查的展开，在诸多部门和专家用各种模糊的语言描述这个“最昂贵的死亡”背后的故事时，神秘“失踪”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主要当事人---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却通过媒体向人们展示“白衣天使”在各种体制的制约下的生存困境，揭示医疗行业的诸多潜规则，从而成为人们深入了解医疗内幕的一个突破口，也成为潜规则中既定利益获得者心中可憎的“叛徒”。而对于王雪原这个医学博士生来说，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他付出巨大的代价：被迫离开医疗行业。而面对种种压力，王雪原选择了良心，他说：“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即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尽快给公众一个完整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来推动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进步。”正是他的这一有关良心的举动，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也使人们要求进行医疗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

　　在“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的现实世界了，仅仅依靠医护人员的“良心”来维护医疗行业的纯洁性是不现实的。当人们越来越多得将“黑心”、“缺德”等帽子扣在诸多普通医护人员的头上时，人们表达了愤怒却忽略了医护人员并不是生活在天堂中的天使。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4年的医生生涯让王雪原真实地感受到“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所以，王雪原选择用“说真话”的方式推动医疗体制改革来解决这种的“痛苦”。

　　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认为，一个正派社会应首先不缺乏起码的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行业潜规则的存在一步步的逼迫白衣天使们违背道德“看钱治病”。有人说，天价医药费事件不啻于“孙志刚事件”。若果真如此，无论是对广大的普通医护工作者，还是广大患者来说，都将是个好的转机。

　　十四、田亮：体育明星！娱乐明星？

　　理由：中国的体育运动员可以做明星吗？看看田亮就知道了，中国的体育运动员如何才能既做体育明星，也能兼顾“娱乐”呢？看看姚明就知道了。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的体育运动员和体育管理制度到了更新思想，与时俱进的时候。

　　2005年初，反响最大的莫过于跳水奥运冠军田亮被国家跳水队开除的事情了。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虽然只得到了一枚保住颜面的双人跳台跳水冠军，却挡不住大帅哥田亮在其他领域一展风采的决心。先是签约经纪人，后是大合约签约英皇娱乐，一时间大有跳水，娱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势头，可惜一不小心玩过了火，被国家队开除出外，几乎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往事只做黄粱一梦。

　　中国的体育明星该不该明星化？怎么样明星化？人们意见纷纷。有人说，国家体育队的队员除了冠军以外，平时工资几乎和普通人一样，对于他们这些把青春献给国家的人似乎有点不公平，为什么还不让别人利用一点青春时光赚点养老费？看着别的国家的著名运动员如老虎伍兹之类不仅大赚特赚，而且大多赚的是外汇，为什么我们国家自己的优秀运动员稍一下海就遭到当头棒喝。

　　田亮为什么开除？国家跳水队的解释是违规了，违反了国家队队员不准私自签约的规定，听来似乎合理，但很多媒体的观点还是认为因为田亮不听话，所以被开了。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是该有自己的体育明星，还是仅仅需要一些体育成绩顶尖的纯粹运动员。

　　在一些媒体为田亮们大声喊冤的时候，另一种声音是体育明星为什么要娱乐化？姚明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球场上的巨大成功和巨额合同，也在于成功的商业化，但是这些都基于他对篮球场的专注，也因为他对母队上海队的回报以及对国家队比赛的有招必应。伍兹的成功也完全建立在他竞技领域内的一枝独秀。而我们国家的优秀运动员在名气的背后却没能坚持住自己的原始目标，而因此走上的歧途也让人扼腕叹息。

　　记得刘翔在奥运夺冠后的2005年春晚上献歌以后，有记者问他，你是不是有意向娱乐圈发展？刘翔的回答是：人们因为我是奥运冠军才听我的歌，如果我不是奥运冠军了，或者跑的没那么快了，难道有人会因为我的歌喜欢我吗？我们其他的优秀运动员听了这些话之后会不会深有感触？至少田亮现在在陕西跳水队的刻苦训练及重入国家队的努力已经传递出一个良好的信号。

　　十五、李敖 ： 继续“特立独行”

　　入选理由：曾经以一己之力抗击蒋家王朝的孤胆英雄以近古稀之年，曾被称为“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嬉笑怒骂”的政治明星，曾经说自己决不回大陆的性情中人怀着一颗“拳拳之心”进行了一次“神州文化之旅”，被冠有太多名号的李敖在九月份开始了他阔别56年的回乡之旅。三所高校的演讲和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行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学者的讨论，爱之恨之，一时间，李敖成为最热火的文化明星。

　　李敖被称为“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因为“直言”和“敢言”他曾历经磨难。1949年，李敖14岁时迁往台湾；26岁起，利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发表文章，后因横批政治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14年的“牛棚”生涯；44岁时复出，延续他一直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理想写作。2000年代表新党参选“总统”，2004年单打独斗竞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在凤凰卫视主持《李敖有话说》。大部分人也因此节目开始熟悉他。

　　九月之前，我们隔岸观之，看到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李敖。作为文人，他的作品纵横捭阖，豪放激越，生动形象，情志飞扬，在台湾文坛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作为学者，他对历史的谙熟于心，知识广博，各种文史材料掌握正确；作为政治人物，他是站在体制外的无党派人士，加上他的大智大勇和博学慎思，使他能毫无忌讳他去评判一切。李敖曾有一段自我评价是这样说的：“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对于这样的李敖，恨之这有之，爱之者有之。

　　九月下旬，李敖开始了他的“神州文化之旅”，北大、清华、复旦三个名校的演讲“有节制”的嬉笑怒骂，气氛活跃。学生们更多得将他看成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政治人物，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文学侠士”，还有人对他的“恃才傲物”和“不拘小节”的生活及存在方式很感兴趣。面对众人对自己言行的各种解读，李敖感慨地说，你们只看到我张牙舞爪，骂张三和李四，你们没有看到我务实这一面。

　　有人评价李敖的大陆行，说这“象征着他文化思辨时代的结束，纵横政坛品评人物时代的来临”，他也因为在政坛上的肆无忌惮又“言之凿凿”而被称为“台湾狠角色”。李敖解释说：“每个人生气的时候，都会骂别人是王八蛋，可是我能证明别人是王八蛋，我比别人狠就狠在这儿。”他还希望自己的出现可以使“官不聊生”，做个神气活现、快快乐乐的战士把敌人拖垮。

　　“有识，然后有胆，然后擅长作秀，把自己的声音无限放大。这样的本领，源于什么？源于不迷信任何形式的权威和主义，源于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这样的本领，在大陆知识分子中，难道不是失传久矣？”《新京报》上这段对李敖的评价也许会更客观一些。

　　十六、严介和：上“绑”之后高调出场

　　理由：作为胡润财富榜的“榜眼”，严介和的意外出场和高调表现使得这位不怎么被媒体关注的对象一下子成为舆论的焦点。一面是短短时间内堆积的巨额财富，一面是严介和不断宣称自己是“阳光富豪”，而另一面则是人们议论纷纷的资本“原罪”。一直低调致富的严介和在上了胡润榜之后突然高调起来，也许面对公众和媒体的显微镜式的监督，他已经意识到：媒体攻关战开始了。

　　尽管不是第一次上胡润财富榜，现任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严介和仍然是2005年胡润财富榜最大的黑马。其资产从去年到今年一年时间里，由15亿人民币暴涨至125亿人民币，因此被胡润榜从去年的第66位一跃提升到今年的第2位，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如同每个富翁一样，巨额财富的积累有没有“原罪”是严介和不得不面临的考问。对此他表现得相当坦然，承认一个“和政府打交道的人”。严介和的核心业务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公路、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据统计，目前太平洋集团总共拥有2700亿元的各地市政工程的订单；其二是近年来大张旗鼓进行的收购国有资产，从2001年起，严介和所有的太平洋建设就开始收购国企，至今已收购了31家。在这个灰色交易与“出事”率“双高”的淘金圣地，腐败总是如影随形，而严介和则称自己“多年做项目没有行过一次贿”。 他以 “融入政府” 的方式作事业，以垫资的方式承接地方基建项目，既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又为当地领导增添业绩。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这种方式显然很受有关地方政府的欢迎。而这种方式在不少经济界人士看来，其实就是“搞定政府经济”。

　　尽管严介和一再声称 “太平洋清清白白的，是在阳光下成长的企业，不怕媒体监督。”而媒体的高度关注却给严介和的生意带来不小的损失：吉林、景德镇两地政府在他上榜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先后终止了与他价值过百亿的打包收购国企项目的合作。“富豪榜非但没有带来帮助，反而带来了伤害。”严介和袒露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的最大感受。

　　欢迎媒体监督的严介和似乎是在配合媒体一般，受邀参加《中国经营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报告厅主办的“挑战企业家”活动，转战于年底各式“年会”、“评选”、“论坛”，并且充分发挥了他激情洋溢口才优势，每每总有“惊人语录”传出。他的“博士无用论”在商界学界饱受争议。他要到2008年逐步将自己所持有的公司90%以上的股份让给员工，在太平洋建设打造100个拥有上亿元的富翁；1000个上千万元的富翁和10000个上百万元的富翁。他说自己不会是德隆的唐万里，也不会是科隆的顾雏军，甚至有些悲壮的称“我们既是最优秀的，也是最苦难的；既是最可爱的，更是最可怜的。站着是一座山，倒下也是一座碑。”

　　因为胡润榜，在一个灰色地带默默赚钱，作“光彩事业”的严介和不得不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以及可能是太平洋建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转型，甚至有人认为严介和可能成为富豪榜的牺牲品。无论如何，真正的“阳光富豪”是不应该拒绝阳光的照耀。

　　十七、余斌：“另类”贪官

　　理由：2005年出现了一位“另类”贪官---余斌。与其他贪官不同，他将受贿和非法所得财务当中的一部分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此举颇有些草莽英雄的味道，因此人们更喜欢用“借富济贫”这个词来形容这位官员。然而从法律的角度看，无论受贿所得用于何处，受贿的行为一旦发生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余斌这种“新型”贪官如何判决，民意、法院、法律专家形成不同的意见阵营，在社会掀起关于这种“受贿扶贫”新型贪污的讨论。

　　作为争议的中心，因受贿获罪的余斌称“我不廉洁，但也不腐败。”他评价自己“不拘小节，不失大节”。据检察部门调查，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钟希金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而余斌则用各种证言票据证明自己将这其中的15.47万元用于公务开支及扶贫。

　　正是这笔用于公务开支及扶贫的钱，使人们对贪官余斌有了不同的看法，新浪网所做的“您认为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拿受贿款扶困济贫是否构成受贿罪”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6.6万多人中，66.1%的人选择：收受的财务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犯罪。而认为余斌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的仅有24.16%。对此，法律专家则表示，部分公众因余斌将受贿款用于行善而宽容他、同情他，这说明我们的公众是善良的、是宽容的，但他们的善良是一种扭曲的善良、宽容。

　　尽管余斌一直强调自己受贿是“收钱用公”，受贿的行为始终是发生了。法庭最终确认余斌受贿9.5万元，非法所得10万元，其中用于公务活动等部分计7.9万元，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将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这样的判决似乎有违民意，而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负责人表示，“尽管在目前的民意‘审判’中，余斌看似占了上风，但公道自在，余斌绝不可能像他自己打扮的一样，是一个廉洁干部！”

　　游走在“劫富济贫”与贪污腐败之间的余斌到底是白是黑，也许只有他自己能说得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只能通过受贿的方式来“借富济贫、支付公务开支”的话，那么我们提倡的加强执政能力、加强法制建设又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十八、乔松举：举报之祸

　　理由：举报制度在我国并不完善，且由于举报涉及众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就使得举报人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乔松举到底有没有犯法，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能做任何保证。然而，乔松举到底有没有举报，有没有拿奖励这些具体可查的事实也没有相关部门和人出来证明，也反映出我国举报制度中的存在的问题。

　　经过“非典”危机，当2005年10月下旬，禽流感再次袭击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显得沉着冷静，畅通的民间信息沟通渠道使得政府在禽流感大面积爆发之前采取措施遏制病毒传播。而随着禽流感逐步得到控制，这次禽流感的举报人乔松举浮出水面。让人们高度关注这个普通农民的原因，在于乔松举向农业部举报安徽禽流感疫情之后，竟然成为公安局拘留的对象，理由是敲诈勒索。戏剧性的身份变化以及相关部门的失声，让本应清晰的事实变得耐人琢磨。

　　2005年10月13日，乔松举从其父乔振泉那儿得知安徽长天有鹅群染病后于14日向农业部兽医局局长秘书孙研反映了这一情况，之后孙研向部里通报后，农业部迅速派人赶赴安徽调查，最终确认是禽流感病毒。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十多万只家禽被扑杀、焚烧、深埋，其余的则被接种疫苗。虽然国家对扑杀家禽有一定的补偿措施，但对绝大多数疫区的家禽饲养农户来说，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当发现疫情时，许多农户用沉默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乔松举把自己的举报解释为情急之下的举动，作为举报者，他曾对媒体表示自己拒绝了农业部的奖励，“如果国家能全额补偿，保障养殖户的利益，就用不着我来举报了。因为补偿远远不能弥补养殖户们的损失，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主动反映疫情。”

　　正是牵扯到当地的众多利益和人情关系，举报后的乔松举尽管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赞赏和认同，却面临着在家门口的尴尬。在举报了安徽禽流感疫情后，乔松举又将自己的家乡江苏高邮举报到了农业部，正是这一举动使得乔松举被当地有关部门人员看成“整个高邮市农民的罪人”，很多人想到的是乔松举举报禽流感是不是拿到很多“好处费”。而当地警方则以“敲诈勒索”的罪名将乔松举刑事拘留，所依据的事实其专门借购假疫苗为名，进行敲诈。而在调查进行中，乔松举的身份也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农业部的民间打假人员，这使得不理解的群众把乔松举看成是 “农业部的探子”、“靠出卖乡亲赚钱”。而在众人的揣测中，能够证实乔松举身份的农业部却哑然失声，既没有公开宣布时乔松举第一个举报了安徽疫情，也没有公开承认乔松举一直在跟随农业部人员打假。这乔松举的举报的真实意图看上去更加扑朔迷离。

　　人们关注乔松举的命运，更深层次上关注的是在重大事件上，一个普通监督者、举报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而政府在这一问题的态度，将会影响公民监督政府时能否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敢言。

　　十九、朱力亚：勇敢的艾滋女孩

　　理由：朱力亚,女，1983年出生，曾就读于武汉某大学英语专业。她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毒的女大学生。2004年4月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并被劝退学。2005年自愿公开身份呼吁人们关注和预防艾滋病。

　　今年22岁的朱力亚，在学校是一名注重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校期间，朱力亚不仅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她还用课余时间在外打工，为她并不富裕的家庭分担经济负担。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力亚认识了27岁的巴哈马医学留学生马浪，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发生了亲密接触，朱力亚也因此而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时至今日，网络上对于朱力亚的评判依然如火如荼，也依然泾渭分明，有的赞赏、钦佩，有的则怒斥，甚至辱骂。为什么朱力亚会认识一个外国留学生？又和他发生关系？从这个观点来说，朱力亚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希望通过傍老外而完成自己出国梦的反面典型。也正因为人们对她道德方面的怀疑而产生了歧视心理。而人们对她的赞赏是因为她感染病毒之后坚强的面对生活，积极的参加预防艾滋病的活动。善待艾滋病患者，作为一句口号说起来是那么轻松，可真正面对艾滋病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轻松？

　　朱力亚事件不仅引发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注，也因为她大学生的身份以及同居的经历，引起人们对大学生同居现象及大学生对待爱情，性等等发面态度的讨论。就在人们因为朱力亚感染艾滋病毒而对大学生们的道德观人生观产生担忧的时候，朱力亚用自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对待艾滋病毒的坚强面对，为了预防艾滋病公益事业等等向人们表现了当代大学生坚强，乐观以及具有很强社会责任心的另一面。

　　对于朱力亚，我们只能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悲剧，不要有下一个朱力亚。也希望朱力亚为预防艾滋病事业，普及艾滋病知识以及为艾滋病患者争取社会理解的努力能得到回报。

　　二十、李绍为：纯朴农民的义气

　　理由：2005年初，湖南老汉李绍为惊世骇俗的“千里背尸”举动经媒体曝光后，社会一片哗然。尽管老汉的行为显得与这个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也有人认为这样做太“傻”、“荒谬”、“愚昧无知”，然而当整个事件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时，在李老汉身上所体现的文明社会与古老传统的撞击，以及农民生活窘迫的现实使舆论又一次站在社会弱者的一边。

　　2005年1月1日，在福建龙岩打工的湖南农民工李绍为和几个穷老乡喝了些劣酒庆祝元旦之后，在包工头的催促下正要开工，李绍为的老乡左某却突然晕倒，送到医院经医生会诊后发现已经无抢救价值。包工头连挂号都没有帮左某办理，前后只交了100块给医院。病人怎么办？湖南自古就有风俗 “赶尸”，客死外地的人都要被送回故乡。在李老汉看来，当初左某是自己带出来打工的，现在死了，无论如何也应该让他再回到故乡。于是几个湖南农民工就上演了一出“千里背尸”的荒唐悲剧。六十多岁的李绍为背着左某130斤重的尸体想要坐火车从龙岩回湖南。这个纯朴的农民认为，只要警察不发现，他就能把左某的尸体带回家。李绍为和其他3个老乡带着1个死人，到广州火车站后却发现没有足够的钱买车票，只好该坐汽车，将尸体装进木箱坐汽车回家。就在李绍为在火车站“包扎”尸体时，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千里背尸”的举动才得以终止。面对左家亲属和警察的责问、质疑，李老汉对自己原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背尸”行为感到后悔。他承认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是“被鬼摸了头”，做了一辈子都没有做过的傻事。

　　如果李绍为4个人能够凑出买回衡阳的火车票钱，也许人们就不会知道在今天还会有“千里背尸”的举动。而李绍为当时还拿着左某1100多元的工钱，当记者问及没想过用这个钱时，李绍为说：“这个不能用。这是老板给人家死者的钱，我怎么敢用人家的钱嘛！人家人都死了，我做人要老实，不能花人家的钱。”在媒体随后的相关报道中，李绍为及左某的生存背景被一点点揭开。由于生活的贫困，这些五六十岁的老人不得不远赴异乡打工，对于李绍为来说，现在打工就是为自己攒点养老钱。如同许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一样，这些老人手里的现金甚至买不起一张返乡的车票。

　　在这样拮据的生存条件下，诚实、纯朴、有始有终的品德以及“千里背尸”的行为震撼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很多人通过各种媒体向老人表达着一种尊敬和援助：一位深圳邹姓读者在火车站给李绍为送去了1000元捐款，在信封上还写着：“为你的诚信和侠义感动”，还有10多家单位通过媒体争着聘用他。除了这些，更多的人透过李绍为去看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现状，意图唤起人们给与这些还在贫困中挣扎的人更多的关注。一次悲凉的“千里背尸”演绎了一场当代农民在现实的压迫下用古朴的道德观念感动世人，同时也被世人感动的传统故事，构成2005年一个凄凉、动人，引人深思的画面。

　　二十一、任志强：“说真话的小男孩”？

　　理由：当城市里的平头百姓正勒紧裤腰带攒钱买房、还房贷的时候，京城房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业内被称为“大哥大”的任志强先生说了几句话，于是让老百姓们边掏钱、边气愤、边怒骂，一下子把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推倒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上。

　　尽管任志强写了长篇的文章为自己的观点作解释，而那些“快人快语”却超过了老百姓可以忍耐的底线，甚至有经济学家忍不住站出来反驳其观点，不少报纸刊发了严厉驳斥他的文章，更多的骂声如潮水一般从网络扑面而来。为富人造房的任志强，这一次得罪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穷人”。

　　“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任志强的一句“表白”令举座皆惊：“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而这种与不惊人死不休的话，任志强也并非头一次说。

　　这个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房产商人经常被看作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最有钱、曝光率最高、也最有争议的群体的“代言人”，于是才有了买卖有理、炒房无罪、“富人优先论”等等让“穷人”群起而攻之的话。

　　在这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年代，任志强先生的话不免有加大贫富阶层的矛盾之嫌，似乎是在为富人说话。于是为“穷人”买房代言的易宪容先生立即站出来反对这种论调。然而面对非议，任志强先生也有自己的道理：“中央文件规定商品房是给中高收入者住，我是按中央的精神在说话。如果中央文件说商品房卖给低收入者，可能全国都会笑话。因为全世界的低收入家庭都不是依赖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而是依赖政府补贴性住房或廉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一个太极推手将问题推向了政府。

　　尽管房地产业的暴利和穷人的无房可住是明显的事实，此前的房地产商人也只是遮遮掩掩不愿去触及这个敏感话题，而任志强先生则站出来赤裸裸的宣称“房地产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这一举动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有媒体说这是怒火中烧情绪接近失控，也有人认为这是长久蕴藏内心的真情实感，还有人则认为任志强像个老愤青，还爱捅破一些不能捅的窗户纸，不知这算不算是天真？

　　一千多年前大诗人杜甫就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如果他听到了任先生话，大约也要跳出来为天下寒士说两句了。

　　二十二、杜宝良：“菜贩”改变交通

　　理由：一个普通的菜贩杜宝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连续一年违规行驶105次，罚款1.05万元。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卖菜的不适合在新闻中出风头而撤回了对有关交通部门的诉讼，而对他上诉行为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交通标示和执法程序的变化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让人们想起这位不想出名的菜贩。

　　杜宝良，一个在北京漂了12年的无名菜贩的一次诉讼行为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交管部门“暗中执法”和执行能力的大讨论。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卖菜的，不适合在新闻中出风头而撤回了对有关交通部门的诉讼，而对他上诉行为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交通标示和执法程序的变化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让人们想起这位不想出名的菜贩。

　　今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杜宝良在北京交管部门发现自己竟然从2004年7月20日到2005年5月23日在驾车运货时，在同一地点真武庙头条西口被电子眼拍到闯禁行105次，累计罚款1.05万元。尽管这笔罚款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年的菜白卖了，但经过向有关部门咨询得知自己的确违反有关规定，杜宝良在知道自己违章一周之内还是将1.05万的罚款交到了交管部门。

　　像许多此类事件一样，事情到了这里就应该结束了。然而当杜宝良作为违章大户的反面教材出现在媒体上时，无论是专家还、媒体还是普通民众从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角度和国家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出发，使舆论偏向杜宝良这一边。此时的杜宝良才意识到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交管部门没有给他任何的通知，也许交管部门的确存在一定的失职。经过律师的咨询，杜宝良将有关交管部门告上了法庭。而对此后所引发的有关交管部门执法形式的讨论对于杜宝良来说确实没有想到：“我只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尽管杜宝良用撤诉表明自己不愿再处于舆论的浪尖上，然而人们由此案引发的对交管部门如何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非现场执法怎样才能做到公开、公正的社会讨论，特别交管部门紧接着的一系列行动却显示，这次诉讼的确推动了交管部门在执法人性化、合理化上的进步：修改错误的交通标志、标线，并开始实行交通违法处罚告知制和提供街头信息亭查询服务，而作为国际通用的电子眼仍将是协助交管部门维护交通安全的重要手段。与此相反，新疆一些地方的交警部门在车辆驶入事故多发路段前，以书面形式告知驾驶员这段道路的限速要求和行车时间，以此替代“暗中执法”。

　　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过程中，政府部门行使权力时由于种种原因会存在着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当被政府有关机关侵权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采取“民不与官斗”态度，从而“纵容”了政府机关某些不合理制度或者不当行为。杜宝良能站出来争取自己利益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大众、媒体的舆论的支持下才出现的。有媒体称“这是舆论监督与政府职能提升的一次良性互动”，而有的媒体则呼吁社会应出现更多的“杜宝良”。每个公民能以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将是社会法制化建设的最终表现。

　　二十三、释永信：与时俱进的少林高僧

　　理由：释永信，这位被国外媒体称为“少林CEO”的年轻方丈，正在用他与时俱进的思想改造着古老的少林寺和他自己。21世纪，佛教思想的发展到底应往何处才是正途，也许并不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以检验的了得。

　　40岁的释永信是是少林寺15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方丈之一，而2005释永信频繁走进人们的视野却不仅仅因此而已。这位方丈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终日带领弟子们诵经打坐的传统高僧，更多时候，他都是坐着配有专职司机的吉普车四处旅行，坐喷气式客机周游世界，与好莱坞名人过往甚密；他是一位电影制片人，正筹划一步投资2500万美元的反映少林武僧传奇经历的电影；他在1996年建立中国首家佛教网站；他是第一批送身穿黄袍的僧人学习MBA课程、取得学位的方丈之一。

　　1982年，首部在少林寺拍摄的香港功夫片《少林寺》上映。主演是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功夫高手李连杰。这部电影开始了李连杰的演艺生涯，也给这座中国中部地区的破败古刹带来了国际声誉。释永信说：“这部电影就像为少林寺做了一个大广告。” 他对利用少林寺的名声牟利没有丝毫不安。他说，毕竟，佛教总是站在创新的最前沿。佛教是最早使用纸张书写经文和印刷经卷的宗教之一。广告未必就是贬义词。人们对于释永信各种的商业活动充满了怀疑，认为这是有悖于佛教本来的宗旨。而释永信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也是对传统的承袭，因为历代僧人都必须适应时代的变迁。今日中国，佛教面临着发自于西方世界的强劲的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释永信认为佛教已经到了自救的时刻，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人们对佛教的关注越多越好，追随者越多越好。然而现在的情况有点乱，超出了他本来的预想，各种各样的人都打着少林寺的招牌企图靠着这块金字招牌分一杯羹。

　　在释永信大刀阔斧的实施着他佛教文化发扬的时候，各种骂声也不期而至。人们骂他把神圣的少林功夫变成了庸俗的舞蹈表演，甚至跑去美国拉斯韦加斯的这个娱乐化色彩过于浓烈的舞台上表演，是严重影响了少林武功的声誉；还有媒体质疑，佛教宣扬的是“众生平等”，可释永信带领的少林武术团自称接触和影响的都是主流社会，“众生平等”从何提起？面对各种质疑，释永信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武术表演只是少林寺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上的枝丫，他更注重宣扬的是佛家禅文化，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目前少林寺还不得不靠武术来打开名气，甚至靠武术来拓展僧源。对于众生平等的指责，释永信认为社会毕竟存在阶层差别，佛教现在之所以要先接触主流社会是希望利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来扩大佛教的影响，并不是他不注重“众生平等”的佛教宗旨。

　　关于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该不该发扬光大，该不该走向世界，几乎没有人有异议；而释永信方丈发扬少林禅宗文化的方法是否适当，释永信如此操作是否太过庸俗，也许永远没人可以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释永信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条，并将继续按照它走下去，那就是：“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就是因为它与时代同步。”

　　二十四、

芙蓉姐姐：另类的“出水芙蓉”

　　理由：芙蓉姐姐的另类出场让许多网迷们沉醉不已，从介绍芙蓉姐姐本人，到讨论芙蓉现象的原因，从网友们疯狂追寻芙蓉个人背景，到专家点评社会背景，再到模仿者的出现。一个网络媒体唱主角，传统媒体唱配角的个人秀着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谈资。

　　炎热如今夏时，互联网上刮起了关于“芙蓉姐姐”的狂飙之风，其势可谓

迅雷不及掩耳，一个叫做“芙蓉姐姐”的普通女子以大量个人带些蛊惑性的照片和充满自我精神与快乐的文字挑战着大众的好奇心和忍耐力，一场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偶像颠覆战役隆重走入人们的视野，传统概念和定义的偶像在这个外形普通、身材普通的女子的攻击下轰然倒塌，而一场娱乐高潮则在人们看热闹的嘴脸中旋风般到来，并席卷更多人和更多文字。

　　她如是介绍自己：“我乃女性是也，我那妖媚的外形和冰清玉洁的气质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众人的目光无情地揪出来。我总是很‘焦点’。”今年年初， 芙蓉姐姐“令人喷饭”的照片、以及“狂舞清华”的视频片段在清华、北大的BBS辗转到而天涯……其大量“粉丝”们自称“小莲蓬”，则夜以继日地八卦着关于芙蓉姐姐的所有。

　　她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做教育、经济类的图书，她执著地相信自己具有各种天资禀赋，跳舞、唱歌、写作、插花和做饭，而自己身材、容貌、气质更是“很出众”，其中最让她感到安慰的则是比她小5岁、身高1.82米的“哥哥”。

　　她的前事简单，只不过和北大、清华中任何一个考研人一样，过着艰难却执着的生活；但她的今事热闹，在铺天盖地的漫骂、反对抑或期待声中，她红遍了全中国，又飘洋过海到了国外媒体。

　　但不管怎样，众说纷纭之中，有一点似乎是许多人都同意的，即这个姐姐很“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