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强新闻分量 记者食言暴露深喉

　　愧对“深喉”

　　●《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

　　如果没有医生“王雪原”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们很难想象“哈尔滨天价医药费”的丑闻能被媒体如此彻底地揭发出来。

　　为了公众利益而奋不顾身地作证，我们做新闻调查的通常恭称他们为“深喉”。

　　是的。我们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无论职业的勇敢还是道德的勇气，他们的水准都在我们之上。

　　在“揭”与“捂”的生死对峙中，谁是最勇敢的人？不是记者，而是“深喉”！

　　然而王雪原失踪了。没人知道2006年的春节他究竟是怎么过的。由此，我常常想着，我们愧对“深喉”。

　　2003年的秋天，我因采写《湘鄂赣血吸虫惊悚调查》而跋涉于湘鄂赣三省湖沼地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发现许多被掩盖的真相，血吸虫根本不是“死灰复燃”的问题，它只是被挑战过，但是“从来未被消灭过”！

　　导致血吸虫病重新大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血防队伍”被解散或者“雪藏”了，不过在疫区的官场，这却是一个“做得而说不得的事”———“血防”毕竟是一面“旗”，虽说现在也“弱化”了，但是公开承认“砍旗”毕竟犯忌，所以只是笼统地告诉你有“解散”这么回事，可作为实证，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被你解剖的“麻雀”呢？

　　我在疫区滞留多日，终于得到当地一位上层朋友的帮助，为我引见了一位愿意说出真相的“血防站站长”，我再三保证，一定不会披露他的真实姓名和照片。

　　他叫袁德里(化名)，五短身材，在得到我们的保密承诺后，他用圆鼓鼓的手慢吞吞地打开“血防站”大门的锈锁，推上闸刀，接通照明，为自己辩护似的嗫嚅着：我们全散了，湖南湖北乡镇一级的(血防)基本瘫痪了……

　　所有的医疗用房都空空荡荡，走廊里，到处是烂纱布、破药瓶、旧病案，秋风不识字，乱翻病历卡，一派大溃退的景象。

　　“我有什么办法”，袁德里胖嘟嘟的脸上挤满了无奈，指指一排排的空房，“老百姓的家还没有来得及‘鬼唱歌’，我这里已经‘鬼唱歌’了。”

　　没有一分工资，大家要走，我拽也拽不住。什么坚守岗位？你不给人薪水，说话就没有底气。原有编制16人，现在只剩我和统计员两人算是留守，1月到9月，我们俩总共只拿了360元，“我想把它给卖了”，他指指血防站的屋顶，满不在乎的模样像是一个农民要卖他的牲口。

　　“血防站”关了一年了。他补充说，副站长自己开门诊了；一个护士到广西打工去了；一名女医生改行，到药厂去搞包装了；另有一医一护去了318国道边开血防门诊……就剩我了，转业军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任何收入，现在靠老婆养活，明年得自找出路了，总不能老吃“软饭”吧。

　　“你们这个乡的疫情怎么样？”我问。

　　还能怎么样，一对钉螺一年半以后就能繁殖25万只，我们这个乡本来就疫情严重，现在它们怕是要“计划生育”了。“

卫生部实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以来，你们怎么执行？”我又问。

　　填数字呀。数字出干部啊。灭螺队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习惯“估报”、虚报了。这，还不是公开秘密？

　　……

　　这是一个率真得像孩子一样的血防干部，中午请我吃饭，我不肯让他埋单，他却拍拍口袋：老婆不倒，酒钱不少，我来！

　　然而发稿时，我们最终还是把他暴露了，因为报社“有人”坚持说，重大报道必须“真名实姓”，更何况是“为民请命”，虚报姓名还有什么分量？

　　他的真名就这么捅了出去，以后的日子我天天像蹲油锅一样地焦灼，希望这篇文章的影响越小越好，最好北京没人看到，湖北没人看到，荆州没人看到，甚至———最好看到的人无动于衷……

　　然而，他的电话还是打过来了，一听他带着哭腔，我就脚踝发怵：“……你可把我害苦了！上面现在天天追着审我，老婆也要和我离……你！你不是说好不公开的嘛……”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放下电话的了。他的前途也许从此就完了，我的诚信纪录也从此改写了。

　　两年了。我常想起他。做调查难，但其实做“深喉”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