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历史机遇 谋求新闻出版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

　　——访全国科技大会代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

　　本刊记者 查国伟

　　2005年1月9日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国家新闻出版科研机构唯一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会后郝振省所长就 参加科技大会的情况、感受以及科技大会对新闻出版科研工作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听说您是以本次科技大会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会的，那么就您参会后的感受而言，本次科技大会为您所从事的新闻出版科研工作带来了哪些政策利好消息？

　　郝振省：在本次科技大会上，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还有陈至立国务委员的总结讲话中，都提到了国家要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稳定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和人才队伍，是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他把社会公益性科研机构与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肯定了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科技战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提出要促进、推动公益性科研机构的发展，加快推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建立。他讲到，要进一步完善公益性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已经实行分类改革的国务院部委所属的公益性科研机构，经验收合格后，按重新核定的编制，从2006年开始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深化这些科研机构的改革，加快建设“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现代科研院所管理制度。

　　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以及相关文件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政策信息：1.国家对于我们出版科研所这样的公益性科研机构的作用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我们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公益性科研机构是每个行业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公益性科研机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产物，有较强的生命力；2.目前，公益性科研机构存在着“定位不清、力量分散、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3.一旦完成改革，形成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将大幅度投入以提高支持力度；4.公益性科研机构要有所作为、大有作为。

　　这些都是对于公益性科研机构非常重要的政策利好消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人员臃肿、定位不明、缺乏重点、业绩平庸等问题，我们一定要强化加快体制和机制改革的决心，尽快通过国家验收，得到国家相应的支持。我们还要瞄准国家的发展战略、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贡献。

　　记者：您能否谈一谈新闻出版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软科学”研究如何实现创新？

　　郝振省：从科技大会开始直到会议结束，我一直在思考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如同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要做到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相互渗透，今后新闻出版科学研究也要朝着“软科学”与“硬科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当前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深入，而且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闻出版的科研工作越来越不能脱离自然科学而独立进行。从科研要推动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目前，整个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的改革发展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二是技术问题，当前整个新闻出版行业都面临着高新技术的严峻挑战和重要机遇，这就涉及自然科学领域。体制方面的产业化、市场化与技术的网络化、

信息化是紧密联系的，两者在实践中是难以分开的，只是在理论研究时尚可加以区分。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要吸纳新的技术、新的科学思维，如果没有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也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的科学研究一般不是研究单个的问题，即便是研究单个问题也是要涉及一个系统或体系，只要涉及一个系统或体系就不可能是单纯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一定是两者的结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几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出版科研所原先设立有基础理论研究室、出版经济研究室、应用理论研究室、国际出版研究室这样几个研究科室，随着我们所科研任务的不断变化以及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我们又设立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数字出版研究室、出版标准化研究室和数字出版研究中心。同时在科研课题的研究中，大量借用数学模型、数理统计的方法来进行模拟和分析，我们这样的以软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今后也要根据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根据我们未来课题研究的需要，要在科研工作中做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科学的互相渗透、互为推进。这也对我们的科研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要加强社会科学特别是出版科学方面的素质培养，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则要加强自然科学素质的培养，否则就难以应对行业不断提出的迫切要求，就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科技需求。

　　记者：科技创新依靠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那么出版科学研究所是如何建设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呢？

　　郝振省：为了适应我所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与未来的学科建设，我们要形成人才的合理梯队结构。首先，要形成一批领军人物来承担重大的课题研究，要在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国际出版研究、出版史研究以及出版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形成一批在国际和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队伍，根据他们的个人兴趣与工作需要对他们加以初步培养，对外提升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大学靠大师，研究院所靠名专家、大学者支持。

　　为了实现打造一批领军人物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必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解决好对现有科研人员的使用问题，要通过课题实践来发现和培养人才，我们要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方针，要从实际出发，既看重学历、资历，更要看重科研能力、素质和人品。我们在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中大胆起用新人和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出版科研所通过承担国家级或中央级的科研课题已经培养起来了一批人才，通过这些课题成果的发布同时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目前我们所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家队伍。科研领军人物必须在课题研究的实践中才能逐步成长起来，也只有通过在第一线的艰苦奋斗，科研人员才能养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可贵品质。

　　二是要走开放式培养人才的道路，要根据国家对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改革要求，从国内外招聘、吸纳一批有一定知识底蕴、从业经历和科研实力的人才，为出版科研所的人才梯队注入新鲜的力量。我们已经通过公开招聘，选拔出一批出版科研人才担纲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缩小了引进人才中完全新人的比例，加大了引进专家的力度，我们从山东、黑龙江等地招聘了一批科研人员。除了引进人才，我们还以课题项目为中心，采取“一题一聘”的方式，以课题合同招聘专家来为我们的出版科研工作服务。我们还从英国、日本、韩国聘任了数位外籍研究员，目前我们还在酝酿从美、英、法、德等国家再聘任一批外籍研究员，这不仅有利于扩大我所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能开阔本所科研人员的国际视野，更好地做到将本土科研与国际研究相结合。另外，我们正在与设有新闻出版专业的相关大专院校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联合设立硕士、博士点，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科研力量不足的困难，一方面可以提升所内人员的科研素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所将来引进人才起到储备的作用。

　　将来经过“十一五”规划的发展，我们出版科研所将基本形成一支学科齐全、队伍优化、科研创新能力较强的科研队伍。

　　记者：您对出版科学研究工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决策服务、为出版生产、流通单位服务有何设想？

　　郝振省：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科技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科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就新闻出版行业来说，新闻出版的科研工作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内在要素。过去，不少同志甚至认为“出版无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纯粹社会科学领域花的精力比较多，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有不少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一些研究成果中虚的成分较多，有不少同志因此对我们所从事的出版科研工作产生了怀疑，曾出现了“出版科研所不搞科研”的笑谈。

　　这些年我们通过几届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不断改变了科研所的影响与面貌，出版科研所的作用在不断加大。近几年我们承担的中国出版通史、出版业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版权发展战略、新闻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等国家和总署的重大课题，这充分表明，我们的科研工作已经成为新闻出版总署党组科学决策的重要来源和助手，我们也在为党组决策、为行业分工的服务中得到了提升，扩大了影响，锻炼了队伍。

　　我们不仅为新闻出版业的最高行政机关服务，同时还为各地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的科学决策服务，也为各级出版单位服务，为它们制定改制、上市的规划。出版科研所从过去没有课题、拿不到项目研究的窘境，转变为目前课题项目吃不消，课题资源丰富而科研力量供不应求的局面。

　　今后我们将紧紧围绕总署及总署党组的工作，加快科研人才队伍的培养和配备，完善课题管理，争取高质量、高效能地完成课题研究，注意官、产、学、研的一体化问题，增强研究课题的实用性、服务性，从而为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在出版科研工作中，如何处理好公益性服务为主、兼顾市场性服务的关系？

　　郝振省：第一，我们出版科研所作为公益性科研机构，就是要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能，我们的一些课题研究不是要获取立即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要实现社会效益，这是我们作为公益性科研机构责无旁贷的义务。比如说，我们做的《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课题，虽然每年的花费很大，但是却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基础性工程，是总署的数据库，具有权威性和高信用度性，国民阅读报告这样的课题虽然不能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但是我们还要坚持做下去，还要做好；第二，在科研院所的改制中，国家也提倡承接面向市场的研究项目。比如我们承接一些地方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和出版企业的科研项目，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来框定课题委托者与承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科研成果得到委托方的认可，就能得到较好的投入产出比，这是我们所“两个服务”的内涵，不仅为管理机关服务，还要为行业服务，将来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要实行“双轨制”，争取把“两个服务”都能做得更好。

　　记者：您能否谈谈出版科学研究所在未来有哪些战略规划？

　　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未来科研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是：深化体制改革，紧扣“两个服务”，创建一流院所，扩大国际影响，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逐步建设成为学科设置齐全、组织结构完善、人才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劲、技术手段先进、品牌成果众多、权威专家汇集、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出版业政策服务智囊机构、学术研究机构和行业教育培训机构，要成为出版科研集团，为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和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我们的科研中长期任务是搞好出版学科建设，提升应用研究水平。主要的研究方向有理论出版学与出版史学、出版产业研究、出版政策研究、国际出版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出版标准研究、传媒研究等，体现了发展交叉学科、前沿学科、应用学科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服务”的原则。在课题的层级上分四个：一是为总署党组和行业决策服务方面；二是承接国家级重大委托科研项目；三是接受地方和出版业管理、生产流通单位委托项目；四是继续打造科研所已经形成的品牌。

　　近期特别是2006年要抓好总署和科研所有关的重要课题《中国出版通史》、《小康社会出版业指标体系》、《国家版权战略》、《出版业标准化体系研究》、《出版学科建设研究》等，抓好研究所的《中国出版业蓝皮书》、《国际出版蓝皮书》、《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出版集团跟踪研究》、《民营书业发展年度报告》等。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近期和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任务，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科研规划支撑体系：1.完善项目申报制，争取国家重大课题立项；2.建立自力更生的科研发展体系；3.实现科研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理使用；4.调整组织机构；5.建好科研辅助平台；6.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此次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郝振省所长又向记者补充谈了他对此次科技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创新文化”和“创新型国家”这一理念的一些理解。他认为所有的文化事业工作者都应该对如何建立“创新文化”和“创新型国家”做深入思考。创新文化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们在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上要竭尽所能，另一方面建立创新文化也要遵循“创新”的规律，无论从中外的科技发展实践还是从我国自身的科技发展包括一些科学家的个人成长历程来看，都能看出“创新文化”与“科技创新”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近代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发展与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当时英法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近期的科技大发展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因此，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文化与理念的滋润和熏陶。反过来，创新文化又不断从科学方法、科学成果、科学思想、科学精神里提炼出新的创新文化的内核，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目前我国的创新文化氛围还需要有所完善，特别从我们的教育系统来看，创新文化的贯彻还是很欠缺的，教育更多的是本着求同的思维而不是求异思维，以至于我们的学生到了国外之后考试不成问题，而一遇到需要创新、需要动手能力的时候就与发达国家的孩子存在较大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创新文化和创新教育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出版科研所在贯彻创新文化的要求时，也要为全行业营造创新文化的氛围做出积极贡献，具体到每个科研人员而言，科研人员要注意文化和艺术的修养问题，甚至国学的修养。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渗透，也要有数学方面的修养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修养问题，否则我们难以培养出合格的科研技术人才和科研专家型人才。“创新”二字说起来简单，要想真正实现却需要经过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