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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到纳斯达克，是国内多少企业家的梦想:宁作鸡头不作凤尾，是创业者们自我激励的名言，是什么力量让虞锋停下了脚步？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五六年前，在蒙牛的年销售收入只有两三个亿的时候，牛根生曾对《中国企业家》说
，他感觉蒙牛和伊利迟早有一天还会走到一起。那时，蒙牛成立才一年多。由于其创始团队是一群从伊利出走的人们，因此对于外界、公众，蒙牛最大的传播题材无非是它和伊利的特殊关系。故，当时牛根生说这话似有故作惊人之语之嫌。不过，2004年、2005年相交之际，当伊利由于郑俊怀出事陷于震荡之时，据传蒙牛确实动过伊利的心思。只是结果不了了之——谁都看得出来，伊利和蒙牛之间的差异与距离远比它们所在的A股与香港主板之间的鸿沟更深、更大！
伊利与蒙牛结合之不可能，同样是很多其他有类似关系的企业的写照。2000年，《中国企业家》曾策划过一个“同城恩怨”的专题，里面讲了几对同处一城亦为直接竞争对手的企业，如海尔与海信、美菱与荣事达、华为与中兴的恩怨故事。这么些年过去了，有的企业像美菱、荣事达已分别被别的企业收购，有的企业如华为、中兴双双走出国门远赴海外广阔市场，但其恩怨情结仍旧难了。两者没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股东、却有尽可以去想像的广阔市场、有差异化竞争策略运作的空间，再加上长期以来直接竞争造成的隔阂与对立，你说这一对对企业怎么可能走到一起！
于是当一跨入2006年，从上海传来消息说中国户外视频广告商的老大和老二——分众和聚众走到了一起，很多人会觉得新鲜，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儿意思。
但转念一想，上述提到的伊利与蒙牛等企业“不可能” 走到一起的障碍，到分众和聚众这儿都意外地消失了(详见后文《分聚不由己——“江虞连姻”的产业基础和竞争现实》)，这实际上为分众和聚众在短时间内、不声不响地很快走到一起创造了先天条件。
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分众、聚众背后站立的有相似背景与文化、相同诉求的风险资本，在该起并购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一个简单的设想，如果分众和聚众都只是江南春和虞峰个人及其团队的公司，公司的运营从不曾受过风险投资的作用与影响，该起合并会发生吗？或者会这么迅捷、流畅地发生吗？要说分众、聚众双双突破楼宇户外广告的“天花板”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分众和聚众合并后分众就立即宣布它将在2006年进军手机广告市场，但是软银、凯雷等恐怕认为，要想利益最大化，与其继续投入资金和时间冒这个风险，不如此刻选择合并为佳。
是的，两家企业拥有相同背景、能够坐下来对话、轻易找到交易交接口的股东，导致了分众与聚众之间的关系与那些中国传统产业企业之间关系的巨大不同。而放眼望去，脸上挂着类似笑容、举手投足皆相似的风险投资已渗透进各新兴行业。可以肯定的是，在产业温度适于发酵的时候，它们还会导演出从前在中国商界不可能看到的并购好戏——虽然不一定是老大、老二合并这么极端。
当然，和从前人们印象中“绝不把孩子当猪卖”(特别是卖给直接竞争对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的老一辈创业型企业家相比，虞锋也是个异数。但其实创业仅六七年的虞锋不过是新一辈创业家中的一员——他们的企业家生涯始于风险投资襄助而不是一穷二白，资本文化对他们的熏陶可能甚于个人英雄主义。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完全不可思议，虽然，他也相当痛苦。
“我没有机会到纳斯达克敲钟了。”2006年1月9日，在上海金茂大厦分众传媒(Nasdaq: FMCN)收购聚众的新闻发布会上，聚众传媒董事长虞锋说。冲到纳斯达克，是国内多少企业家的梦想；宁作鸡头不作凤尾，是创业者们自我激励的名言，是什么力量让虞锋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此前未有以后可能也很难发生的交易。
江南春和虞锋在3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个行业，并且迅速成为这个行业的第一和第二。就在竞争日趋激烈而且虞锋即将奔赴纳斯达克的时候，收购发生了，江南春和虞锋站到了一起。一次国内广告业金额最大的收购谈判(3.25亿美元)在三周时间里基本完成，而此前当事双方只正式见过一面。
这是一个被很多人看好的交易。消息发布的第二天，分众传媒的股票收盘涨幅接近15%，并一度创出42.75美元的历史新高。
这样的结果被用来证明这起收购的正确性，也让使江、虞创造的楼宇电视广告行业迅猛成长的软银、凯雷等风险投资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个关于资本的故事。在资本的鼓动下，江南春和虞锋分别创立的分众和聚众，像两把利剑先后出鞘，在一个技术壁垒不高的行业竖立起强大的资金壁垒，不容他人分一杯羹，占据了这个市场9成以上的份额。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楼宇资源并非无限，资本的趋利性像一台精确的扫描仪，迅速找出了自卫的良策。
这是一个关于创始人选择的故事。无论是在融资还是在扩张上，江南春领导的分众的速度都明显快于虞锋领导的聚众。当两家几乎同时创业的公司规模出现相当大的差异(聚众2005年营收1亿元人民币，分众2005年第三季度营收1950万美元)，落在下风的虞锋其实还有把聚众带往纳斯达克的机会——关于聚众上市受阻的猜测被江南春推翻，他说他看过聚众的上市准备材料，认为没有问题——那么，虞锋为何在IPO道路上断然改向，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卖给与自己贴身肉搏的竞争对手？
是什么促使了虞锋的选择？
刀光剑影背后的资本
“我们是大股东、创始人，合并与否是我们说了算。”面对《中国企业家》的追问，江南春和虞锋不约而同。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分众、聚众的风险投资也都如此表示。
这或许都是事实。但另一些事实是，江南春和虞锋所创造的行业是在风险投资的鼓吹下迅速膨大的，而最早给出合作建议的，仍然是他们
2003年初，江南春到北京出差，看见自己刚开始在上海做了两个月的液晶屏广告出现在电梯旁边。这让他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自己的主意很“疯狂”，不会有人效仿，而且进入这个行业需要很多资金(江最初投入2500万元人民币)，一般广告公司不具备这个实力。江的“错觉”给了虞锋机会。
江南春原来打算先在上海做到1000万营业额(大概50栋楼宇)再去北京发展，虞锋的电洋广告(聚众前身)的出现让这一计划提前了。避开江南春攻占北京市场的虞锋很快转身杀回上海。接着，深圳、广州也燃起了战火，双方都在尽力占领各地的高档写字楼和公寓。圈地需要大量资金，双方都感到了紧张。这时候，与江南春同在一座大楼办公的余蔚看中了这个生意。
余蔚是软银(中国)前上海首席代表、现维众创业投资公司董事局主席。他对这个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小伙子有着浓厚的兴趣。“风险投资的直觉很厉害。”江南春说。
就在江南春给余蔚描绘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业的伟大蓝图时，虞锋也找到了余蔚。“我们只能选择一家，”余蔚对虞锋说，“但是你们可以考虑差异化竞争，比如可以一个人做大城市，一个人专做中小城市；或者从楼宇的性质加以区分。”余蔚表示，如果是这样，他甚至可以考虑两家都投。
“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余蔚想出了第三条道路。他觉得对于商业模式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这是个好主意。这是风险投资有关并购的第一次建议。
江南春和虞锋开始考虑，并且通过中间人来交流。很难说三年前的交流有多少诚意：一个市场空间看上去那么大的行业才刚刚开始，两个人对未来都充满期待。“双方的想法差得太远，”虞锋说，“而且，都是刚刚创业，市场空间还很大。”所谓“想法差得太远”，主要是双方对所占股份比例的要求都高。分众的规模稍大，但也没大到让人望而生畏，虞锋尽可以畅想自己的未来：“当然想把他打下去。因为只有两家，所以我敢拼命做。”同样的愿望江南春也相当强烈。
“如果那个时候合并了，这个行业也不会做到今天这么大。”虞锋说。
2003年6月，江南春得到了软银的注资。余蔚说，江南春及其团队的执行能力让他决定投资。
江南春拿到第一笔风险投资比虞锋早了半年，这使他圈楼占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聚众。直到2003年12月，虞锋才拿到了上海信托的投资，电洋广告也更名为聚众。
2004年初，虞锋和江南春都尝到了幸福的味道：液晶屏广告的需求出现井喷，广告排满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去铺更大的市场。第二轮融资开始。
2004年3月，鼎晖国际等6家机构为分众注资1250万美元。那是这个行业的黄金期，风险投资要求当年实现860万美元的利润，江南春一口答应。“如果我完不成，股份就要被稀释。”与此同时，虞锋也在积极寻找新的投资者。但是在分众得到1250万美金之后两个月，虞锋才与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祖文萃相遇。就像当年江南春之于余蔚，虞锋的商业模式也深深打动了嗅觉敏锐的祖文萃。消息很快传到江南春那里。他决定把这件事“搞黄”：如果能说服凯雷转而投资自己，岂不是一石二鸟？2004年7月，在上海一家俱乐部里，祖文萃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大个子对着自己滔滔不绝。稍后，那个大个子听到了：“不。”
“我一向很有煽动力，风险投资都很吃我这一套。可是那一次，巨大的热情碰到了冰块，对方没有反应。”江南春说。
祖文萃说，他认识虞锋要比认识江南春早，而且当时他已经与虞锋就投资谈得差不多了。同时，凯雷认为分众已经引入众多风投，股东结构复杂。
2004年9月，聚众得到了凯雷1500万美元的投资，虽然这比鼎晖进入分众又晚了半年，但仍是当时这一行业诞生以来获得的单笔金额最大的国际性投资，而且凯雷集团背景深厚，其董事长为IBM前任首席执行官郭士纳，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是凯雷亚洲顾问委员会主席。虞锋由此得到的信心不言而喻，他把这一消息的发布会安排在了钓鱼台。
虞锋与凯雷的亲近让江南春如坐针毡。后者的介入使聚众名声大振，同时给分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一向对于聚众有优越感的分众员工心理产生波动。因为有了大量的资金，双方的竞争较之以往更进一步，“圈楼”的同时开始互相杀价。
那年9月，江南春已经提前完成了860万美元的利润，感觉“一下子失去了目标”，董事会决定准备上市。“你们私募我们就公募，要在风头上压过对方。”作为投行，高盛被引入分众。江南春说，高盛看中了这个行业的成长性，认为只赚7%的上市中介费不够，于是又与3i、Capital等投资机构一起给分众注入了第三轮资金。风险投资的动作在江南春和虞锋创造的这个行业上非常迅速，2004年11月，3000万美元进入分众。针对虞锋的钓鱼台，江南春把发布会开在了人民大会堂。
在一年半时间里，江南春已经融到三笔资金。2005年7月13日，分众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融资近1.8亿美元。江南春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股票没有跌破发行价。而几乎是同时，凯雷对聚众追加2000万美元投资。
美国归来，江南春发现当月的手机费支出15000多元。这让他回忆起在美国为分众上市路演的日子：每天早上7点开始，马不停蹄地游说投资者，回答他们的问题，一直到晚上9点。之后，他开始用手机指挥国内的战友们与聚众的“战斗”。
进入2005年，分众与聚众的竞争从圈地上升到互挖墙角，同时在媒体上展开口舌之争。
趁江南春在美国无法分身，虞锋展开又一轮凶猛攻势，在江南春按动开市铃的前三天，举行“中国楼宇电视广告标准研讨会”，提出五条行业标准，其中“楼宇电视广告只有在低干扰度的广告环境中，方能奏效”显然针对分众正在大力拓展的卖场广告，“分众从来不发布标准，因为分众天然地在这个市场中被认为是标准。它创建了这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的标准。”江南春反唇相讥。
更为激烈的战斗是在两家公司的销售前线。原聚众首席运营官、现为分众首席营销官的陈从容回忆，她在聚众的时候，客户会说分众给我们报了价，后来她来到分众，客户又说聚众给我们报了价，“弄得同事们感觉厌倦，很累。”
“一栋楼明知道(进入费)8万元钱已经很贵，但还是要去谈——我们出20万。人家(物业公司)当然不会毁约，但心里不平衡，那么他就会对我们的对手说，15万吧。抬高对方的成本就降低了对方的利润。我们一边有搞楼宇开发的团队，一边是骚扰团队，人家说5万，我们就报25万。”江南春说，这种非理性行为损人不利己，但双方都箭在弦上，谁也不能先停下来。“每天都要应付这些事，”虞锋说，“物业动不动就会对销售人员说，把你们老总叫来。你烦不烦？”
江南春说，他百分之六七十的时间都在回答：打不打？这栋楼20万做是不做？
两个公司互相挖人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从容说自己从聚众离开时并不认识江南春，因此不在此列，但她证实，双方确实有人员跳来跳去。“两个公司互相挖人把销售人员的心态搞坏了，把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成本炒得很高。”虞锋说。销售人员不再想方设法提升业绩，而是成天钻研如何破坏对方的计划以及跳槽。
“这是一个零和博弈，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成本反而上升了，甚至是负增长。”虞锋说。
竞争使楼宇进入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同时广告销售的速度跟不上楼宇进入的速度，效率低下。尽管随着规模的扩大，公司业绩还在增长，但是它的尽头已经可以看到。
资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钱被用来养活一大批物业公司和媒体。
余蔚和祖文萃通了电话。尽管双方都不承认是自己主动邀约对方，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风险投资，他们对这两个公司的发展有着共同的担忧。他们设想让虞锋和江南春见面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解决目前这种不良竞争的办法。
2005年9月，江南春和虞锋分别飞往香港，被安排在凯雷香港的办公室里会面。在此之前，两个人除了曾经在某次论坛上先后发言外再没有见过。这是一个有趣的场景：两个在市场、媒体上争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第一次有了仔细打量对方的机会。参加那次会谈的还有余蔚、祖文萃和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竺稼(摩根士丹利是聚众的财务顾问)。
“大家打了两三年，”虞锋说，“真正坐下来一谈才发现，其实大家在战略、眼光、境界上还是很相似的。我们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今天你挖我一栋楼，明天我再挖你一栋楼，这算什么成就？”两个人都认为让各自疲惫不堪的竞争不能再继续下去，应该加强行业自律。“那次还没有谈到整合，”竺稼说，“是一个务虚的会，双方感觉都不错，理念也接近。”据江南春说，事实上当时谈到了整合，但浅尝辄止，因为虞的要价三亿多美金，而他只准备给两亿。
此次谈话的效果并不大。当两个人客气地分手、分别飞回上海后，惯性驱使着他们又踏上了战车。2005年10月，分众收购了在国内电梯平面广告市场占80%以上份额的框架媒介，总交易额为1.83亿美元。聚众也参与了对框架的竞购，但是因为分众是上市公司，所以最终被框架董事长谭智选择。这次收购对聚众构成很大压力：框架拥有10万部公寓、住宅小区电梯的平面广告阵地，而聚众一直以来的优势主要是在公寓。
“口水战”仍在继续。虞锋在媒体上公布了某调查公司的调查数据，证明自己公寓楼的市场占有率高于分众。江南春推出了“公寓与写字楼理论”，质疑公寓安装液晶电视广告的效果。“互相之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虞锋说，“都是看着对方，而不是看着市场。”
11月下旬，在一个饭局上，江南春跟一位同样认识虞锋的朋友闲聊，表示自己仍然有强烈的合作愿望，愿意和虞锋再见一次面，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虞锋表示可以谈。这时候，两个人都认识到，即使聚众上了市，也无非就是拿了钱再打，情形不可能改观。“江总表现出很大的诚意。他希望我能够放弃上市，能够整合，把能出的条件都开给你。”虞锋对11月底在上海波特曼酒店商务中心的会谈如此评价。“愿望已经不用谈了，直接谈价钱。”江南春说。
虞锋对于价格谈判的细节不愿多谈，下面的数字来自江南春。江这一次的心理底线是3亿美元以里，而虞锋的要价变化不大，是3.5亿。两个人都说，因为双方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作基础，所以价格确定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最后，两人将两个数字相加，取了中间数。那次开始于晚上10点多的谈话更多地涉及到公司合并后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安排。江南春主动提出保留聚众的品牌，这让虞锋很感动。
在稍后的一次会谈中，双方确定下来新公司的组织架构：虞锋成为联席董事长，进入董事会(原分众董事会由三名独立董事和江南春、软银代表构成)。两个人就尽量减少人员变动达成了一致。对于3.25亿的价格，分众的股东认为价格过高，而虞的股东则认为相反。两个人开始反过来说服自己的董事会。
当协议就要签定的时候，双方的律师还在一边就文本的细节争执不休。这两个曾经的对手说：我们都不争了，你们就也别争了。
协议签完，江南春拿到聚众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聘请第一波士顿做第三方审计。江说，第一波士顿对聚众的估价比他给出的价格略高。并购后，江南春持股23%，虞锋由在聚众时的40%变为8%，凯雷在5%左右。
虞锋和江南春
江南春年轻气盛，嬉笑怒骂随心所欲，虞锋则深沉严肃，出言谨慎感情克制。但两人在一点上是相近的：务实。“这是上海乃至江浙商人的特点，肯吃小亏。”江南春说
2005年7月，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上市。聚众的上市准备则始于2005年6月。虞锋一直在追赶江南春，对资金又有大量需求，为什么上市步伐如此缓慢？“这跟凯雷的保守或者说稳健有关，”虞锋解释，“他们认为还是一点点做好再说。”
其实，虞锋对凯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很多人都提到虞锋的“持重”。聚众副总裁陶琴到聚众之前，曾是国内某地产公司的副总裁，她对虞锋的评价是：持重，不张扬，这跟他的经历与年龄有关。
虞锋比江南春大10岁，两个人除了都戴眼镜，似乎再找不到相像的地方。江年轻气盛，嬉笑怒骂随心所欲，虞则深沉严肃，出言谨慎感情克制。虞锋的妻子陆永青在公司担任副总裁，但已经不大过问公司的具体事务。她说：“员工可能感觉他(虞锋)比较严肃。他内心感情还是很丰富的，很敏感。”
“在执行层面上，虞总没有江总迅捷。”陈从容说。陈2004年8月到聚众，2005年1月离任，后于2005年5月出任分众首席营销官。“分众是跑得非常快的，我在聚众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效率很高。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见过江南春，但是我觉得他风格蛮强的。”在外界看来，聚众扩张的速度同样惊人，但自认性格较急的陈从容说：“我觉得还可以更快。”陈希望的网络拓展节奏在聚众没有得到。当她后来见到江南春，发现这是一个对营销极其关注的人，他会注意到一个显示屏位置的高低对受众是否合适，这使营销出身的陈从容与之沟通起来非常容易。陈说，虞锋比较尊重周围的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周围的意见不同，虞权衡的时间就会长一些，从而可能失去曾有的机会。
虞锋承认江南春能够一直领先聚众除了他有先融到风险投资等优势外，他的决策速度快执行能力强也是重要原因。“江总在广告行业里有十几年的经验，更专业，我只做过一两年，凭的是大的感觉。在营销、技术方面的判断，行业内很少有人超得过他。”
从一开始，江南春就大力推广加盟连锁，而虞锋则选择了直营，强调稳扎稳打。加盟方式让分众迅速地覆盖了市场，而聚众则因为坚持直营而发展相对缓慢。
“我的兴趣是营销，虞总擅长跟部门和人打交道，社会关系广。”江南春说。
江南春本科学的是中文，虞锋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哲学。虞锋在教育学院当过教师，今天仍然保持着对这个职业的喜爱。上个世纪90年代初，江南春在大学里开始了广告推销生涯，经常为了一个广告骑车往返数十里，虞锋则成为了一个公务员，负责招商引资。江南春凭着天生的热爱和直觉进入广告行业，而虞锋的预热则慢得多。
1993年，虞锋31岁，到中国旅行社管销售，发现自己对市场很感兴趣，而且在谈判中能够说服对方让他充满成就感。那一年江南春21岁，他为之打工的广告公司一年收入400万元，三分之一来自江南春。同年，他创立了永怡传播。1999年，经朋友介绍，虞锋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EMBA，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辞去公职，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37岁了，再不变化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一年，江南春的永怡传播已经占据上海IT广告代理95%以上的市场，年营收7000万元。
虞锋说自己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做企业之前已经有房有车，做生意只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变化。江南春对金钱有着天生的热爱。
但两人在某一点上是相近的。虞锋对江南春有一条评价：“非常务实”；江对虞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上海乃至江浙商人的特点，肯吃小亏。”江说。
选择
尽管虞锋不承认自己选择合并就是失败，但是他在作出决定的前两个星期还是经常失眠，他说这是前所未有过的痛苦
比起框架媒介董事长谭智来，虞锋做选择的痛苦要大得多。
框架媒介比虞锋早两个月并入分众。谭称能够被分众收购是自己人生的“又一个大满贯”。“我不介意‘收购’这个词，”谭智称，“也许是我懒一点儿，不愿意费那么大劲去上市。但如果对方不是上市公司，我不会考虑。”
框架媒介是谭智在2005年整合了9家公司形成的，而聚众则是虞锋一手带大，因此，上市还是合并(虞锋坚持使用这个词)，虞锋难以抉择。谈判的过程很简单，时间也只用了大概三周，但那是虞锋经常失眠的三周。
虞锋曾经就合并问过陶琴的意见。陶回答：其实判断很简单，肯定是合并好，你要过的就是你的情感这一关。陶认为，国内的很多企业家都会很快对此做出判断，但真正能够按判断去做的人不会太多。“那些天他晚上睡不着，就会看书、看报纸、DVD。我给他买了一堆电视连续剧，他晚上看几集，早晨很早起来，睡不着，再看一两集。靠这个来放松。”陆永青说。
尽管在大学里学了7年哲学，习惯于从宏观考虑问题，但这种是还是否的非常现实的二元选择还是让虞锋深陷痛苦之中。
如果选择上市，虞锋获得的是成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老板的快感，而且就目前来讲，聚众得到的利益可能与合并差不多，但是，以后呢？这是祖文萃、竺稼们问的问题，也是将来资本市场要问的：如何与对手竞争？显而易见，以往的战斗将持续，规模可能越来越大，但成本将越来越高，资本市场对这两个公司的评价将会大幅降低。“以我的经验，这个行业很可能因为这种不理性的竞争被打坏。”这是祖文萃的判断。而且，虞锋对这种竞争方式已经厌倦，几年来，他每天需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是在应付“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对于“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说法虞有着本能的反感：“为什么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个好的东西，为什么非要把它打坏了？按中国人的做法，经常是杀敌一万自残九千。”再有，尽管虞锋认为分众上市成功会为聚众的上市带来有利的影响，但事实上，对于市场空间相对狭窄的一个行业，资本市场打量后来者的目光很可能充满怀疑。而且，聚众的规模已经很难超过分众，那么在资本市场上，他得到的信任票应该比江南春要少。如果聚众上了市，虞锋说，“人家(资本市场)给你钱，就是要你去打仗。等上市后拿到上亿的钱再去跟分众打，到时候成本必定急速提升，合并的意义就不大了。”
此时合并，成为聚众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选择合并，虞锋失去的是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他说面子于他并不重要，但从他坚持使用“合并”来概括这次事件来看，他对荣誉感还是相当在意的。同时，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他的话语权将会受到很大限制。除此，他将得到非常确定的股价回报(两个对手合并必然会刺激股价上扬)，从长远来看，由于主要竞争者已经不存在，他们不再有成本无法控制的风险，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如何拓展行业的空间，如何提供更为精细的服务。把行业做大了，个人、股东、员工的利益也随即得到了最大化。
放弃还是坚持？
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是要现实的利益还是要虚荣？
看起来，他只有一种选择。
“企业刚开始做广告人家不接受，资金有困难，我都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反而这两个星期经常失眠。这种选择太痛苦了。”虞锋说。
因为失眠，虞锋试过到澡堂子里过一夜。他经常在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祖文萃。祖很多时候不在上海，但他向虞锋保证：我随时都可以接听你的电话。祖文萃回忆，有两次虞锋在电话中说：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做了，合并了就不是自己的公司了。祖文萃说，他能理解一个创业者对待自己创办的企业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的感情，“但是冷静下来，你要想你做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一个平台做大还是要一个身份？”祖文萃和余蔚都指出，很多中国企业家把上市作为了终极目标，这是不正常的。“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余蔚说，“上市只是你要做一个企业的第一步，惟一的变化就是把私募资金变成了公募。上市意味你要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管，要为更多的人负责。”
“两个公司合并对家里来说，可能是更大的利好消息。”陆永青说，“因为如果单独上市了，接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要看你的报表，那时候更要忙了。”这些年，虞锋每天很早就走出家门，晚上回来的时候，陆永青已经睡了，而且虞锋还经常出差，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非常少。“合并后，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虞锋说。
对于自己的选择，虞锋说：“两家打了这么多年，最后是这个结果，一般人通常会觉得我失败了。我不这么看。”而余蔚的说法是：“媒体用‘有胸襟’来形容虞锋的选择，给人感觉好像是说他是一个失败者，实际上，被收购是说明你做的东西有价值。一个创业者，愿意往前看，愿意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本身也为他带来了价值。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不要做井底之蛙。”
在合同文本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虞锋心里没有凄凉，只有一些怅然：我不能去纳斯达克敲钟了。
“这是虞总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江南春说。“我跟他说，我敲过，没什么感觉。那其实也不是钟，只是个触摸屏。”
两家公司形态相似，实则规模悬殊
创立时间 创始人 股东结构 2005年总营收营销模式
聚众传媒 2003年 虞锋(44岁) 虞锋(40%) 1亿元人民币直营
凯雷投资(25%)
分众传媒 2003年 江南春(33岁) 江南春(29.23%) 前三季度4368万美元加盟+直营
(Nasdaq：FMCN) 软银、鼎晖、高盛等(40%)
(《中国企业家》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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