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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欧阳毅
《财经时报》：你的父辈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对你有没有造成压力？
赵蘅：我不是高官后代，谈不上压力。我从来认为生命的延续应该是文化的延续。
我以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他们既是我慈爱的双亲，更是我的第一个恩师，是他们为我编织了文学摇篮，引导我步入艺术殿堂。
要说有压力，是我自己有意和他们攀比，想想作为女儿，父亲的用功做学问、母亲的聪慧才华我继承多少，想想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做什么，而自己在同一年龄又在做什么，是相差很多，还是还可以，于是就有了前进的目标。
他们都是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受的教育，而我在同样年龄时却处在不要文化的浩劫中，真是悲哀！
《财经时报》：在文章中你多次谈到巴金先生，你觉得这样一位文学大家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又在哪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你？
赵蘅：由于家庭的缘故，我有机会见到巴金，我们叫他李伯伯。他是一位非常和善平易的老人，他说话不多，别人聊天，他爱靠在椅背上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非常精辟恰当的话，四川口音很重。
1984年11月24日，我陪母亲去上海祝贺他八十大寿。那时我已开始写儿童文学，辞行那天，我向李伯伯诉苦说，我是业余写作，时间很少，挺难的。他却说：“搞创作并不在乎业余不业余。”然后毫不犹豫地提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奋勇前进！”四个大字。
后来他送我《真话集》。他的五本《随想录》倡导说真话，开创了反省“文革”的先河。
2000年岁末，我代表病中的母亲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重病的老人。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伯伯。我让小林向他复述我母亲鼓励他的一句话：“走进新世纪就是胜利！”时，我觉察到他的黑色瞳仁里闪现了泪光。
我始终牢记李伯伯早年给我母亲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不管环境如何困难，盼你坚持着你的主张，坚定你的决心和勇气……”而我因为有了李伯伯题词的照耀，这些年并没因各种困苦而退缩。
《财经时报》：很多人认为你写的这本书不造作，很真实。但是也有部分人怀疑你文章的真实，你对这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让部分人有这种怀疑？
赵蘅：对一本书有不同看法不奇怪，一个作家能写出让大家议论甚至争论的书，说明大家喜欢看，看进去了，是件好事。我的舅母戴乃迭早就鼓励我写有争议的书。
我写的许多事是发生在与现在的时代环境大不相同的历史中，持有怀疑真实性的读者一定没有亲身经历，觉得不可思议可以理解。连我自己写作过程中，都常会疑惑这是真的吗，荒唐之处让我都要发笑。所以我要把“文革”一卷取名叫《荒唐的苦难》。
但是我向毛主席保证，书中除了几个错字，听来的祖辈个别细节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之外，我所说的全是真话。
《财经时报》：最后一个问题，你经历了一个失败的婚姻，那你现在对婚姻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赵蘅：婚姻的波折丰富了我的人生，而经历丰厚对一个要以文学艺术为终生事业的人来说，是必须的。任何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我选择了积极光明的态度。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只有多想现在格局的好处，这就是自由安静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去努力做好。
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男女搭伴过日子的家庭模式。男女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为复杂也最脆弱的情感，所以才会演义出古今中外可歌可泣的故事。
正因为爱情的多变，所以保护它的最重要的是忠诚。人生苦短，我已经在这个世上度过了720个月，2万余天，该担当的角色都当过了。假如我还有婚姻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仍然宽容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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