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魏染胡同看完京报馆出来，到棉花头条非常近，中间只隔着一条四川营胡同。
现在，在北京还能够顽固地去找棉花头条的，一定是看林白水的故居。否则，在北京多如牛毛的小胡同里，谁还有兴趣去找这样一条不起眼的胡同呢？
烈士肝肠名士胆
如今，铺天盖地的报纸很多，知道林白水的人不多，作为中国报业的先驱人物，其实即使到现在每一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影子。辛亥革命之后，北京城一份《京报》，一份《社会日报》，是非常有名的。《京报》的老总是邵飘萍，林白水就是《社会日报》的老总。两家老总离得这样近，只要走上几步道就能够走到对方的报馆，彼此一定常常会有一番志同道合的交流吧？那时候的虎坊桥一带是很繁华的，居住在这一带的文人很多，鲁迅、孙伏园等都住在附近。文气相投，便把周围的氛围，熏陶得有几分报纸刚刚印刷完后飘散的墨香。
引起我对邵飘萍、林白水他们两位前辈景仰的，是他们一样尊崇“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办报主张与人生信条；他们一样因此而为当时军阀所不容，乃至最后惨遭残杀。
说人话，不说鬼话
不说鬼话和假话，要说人话和真话，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无情而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却一再证明着，这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是得付出昂贵代价的。
所以，有人曾对刚刚故去的巴金先生晚年提倡的“说真话”的主张不以为然，以为真话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说真话没什么了不起。哪里知道对于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一般平民百姓，还是文人乃至更高层人士，说真话，谈何容易！因为，说真话，除了勇气，还要有巴金先生那样自我解剖的精神。
巴金曾经说过：“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步步高升。”巴金先生真的是林白水先生的知音，可是，有多少人能够如他们两位一样呢？没有这样的精神，就别谈勇气了。
正如巴金先生所说的那样，说假话谎话可以步步高升，而说真话，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就是因为说真话，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被杀，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被杀，两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如此的萍水相逢，可不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却一样的胜似人间无数，只是已经渐渐地被我们遗忘了。
被拆掉的近代史
如今，四川营胡同还在，棉花头条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它就应该紧挨着四川营胡同的呀。
在两广大街上看到移动通讯大楼的建筑工地，问门口两位年轻的警卫，棉花头条怎么走？他们指着身边的一条胡同告诉我就在里面。
都走到它的跟前了，却没认出它来。
走进棉花头条，印象中应该在西边，但西边全是工地。心里一阵嘀咕。再往前走了几步，一块硕大的牌子立在围墙里面的工地中，赫然醒目的林白水故居重建工程图，画着彩色鲜艳的两座小院的房子，整齐得如同笔管条直的小学生，穿着崭新的衣裳排队站在那儿。我知道自己来晚了，前些日子在《北京晚报》上还看到林白水故居的速写画，没有想到竟然现在已经没了。站在那巨幅图牌下，愣了半天的神，眼前喧嚣的工地上，高楼的雏形已经矗立在空中，不知道在楼群包围中的这两个小院，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坐在高楼里办公的人们，会知道林白水是什么人吗？凭窗俯视这两个小院，会不会感到它们像是高楼下的一个双黄蛋？
一位老太太走过来，问我：你这是找哪儿呀？我问她：棉花头条还有吗？
她一定笑我，还找棉花头条呢？说完，摇摇头走了。
我也只好怏怏地走了，走到工地的大门前，又找那两个警卫，请求他们能让我进去看看。那两个警卫很不屑地对我说：看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大甘心，问：那么干净？一点儿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吗？留下什么呀，就留下那么一块空地，现在堆放的都是建筑材料。
寂寞身后事
林白水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报人，也是一个潇洒幽默的名士，记得他创办的《新社会报》得罪了军阀吴佩孚，被勒令停办三个月，三个月后，报纸重新开张，更名为《社会日报》，他在致读者词中说：“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如果他还活着，从故居望那高楼，该不会再幽默一把说是头上长头了吧！《新社会报》的“新”字前面应该再加一个新字，社会确实在日新月异。
据说，将林白水从棉花头条这里逮走的时候，他很从容。这里的房子，前一院是报社，后一院是他的住宅。站在空荡荡的林白水故居遗址前，我想起这位中国报界前辈的同时，再一次想起巴金先生，巴金先生说过：“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几天之后，路过天桥商场，不禁又想起那天寻找林白水故居的情景，今年是邵飘萍和林白水80周年祭。我知道天桥商场这块地方是民国时期的刑场，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不过，现在，有多少人还能够知道邵飘萍和林白水的名字呢？”萍水相逢百日间”，现在说起“萍水相逢”这个成语，都让我觉得沉重。
一街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肖复兴（北京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