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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敏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傅庚辰近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讲座，被学生问及对超级女声的看法时，傅庚辰回答说：“通俗歌曲的演唱是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不是你要它存在它就存在，不要它存在它就不存在。但要有健康的内容，需要走一条合适的路。不能一天到晚你爱我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天昏地暗。超级女声就是一次借助媒体、视频的
商业炒作。对待‘超女’我们不能否定，也不能一味追捧。我倒是想对超女的组织者说，你们想把观众引导到哪里去？不能‘商女不知亡国恨’啊！”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他连说了几次。
如果没有从“超女”引发到对“商女”的反复强调，傅庚辰对超级女声的评价倒显得客观，理性的批判显示了一个专业人士的专业素养。但他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反复强调使这一批判的水准急转直下。以傅庚辰的阅历和身份，断不至于“为赋新辞强说愁”，那么他有关“超女”、“商女”的比拟真是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商女不知亡国恨”语出杜牧《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借陈后主因追求荒淫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讽刺晚唐统治者不从中汲取教训，醉生梦死。如果人们要望文生义，真可以解读出一些足以令傅庚辰“岌岌乎殆哉”的意味。当然，这样的上纲上线是不可取的，正如没有必要把超级女声上纲上线到“商女不知亡国恨”一样。超级女声的炒作确实值得质疑，但把“超女”类比为“商女”，从超级女声联想到《玉树后庭花》，事实上对超级女声来说，是一种不恰当的抬举———它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它所能达到的高度足以被载入史册吗？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在世态度。在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更强，社会责任意识更浓烈，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有济世情怀，这是好事。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推动。但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具有三大特征：它们是静态的；它们是大公无私的；它们是理性的。那么假如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事实上是非理性的，那它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有时难免和主观愿望背道而驰。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作为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身上。毋庸置疑，公众人物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的声音能够传递到更为广泛的层面。
吴宗宪可以在综艺节目上大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妓女不懂婚外情”，而抱持理性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不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必须相应承担的义务———人们自然不能苛求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事实上，知识分子无法垄断真理，但至少，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不应有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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