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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每个人都要同各种证件打交道。但是，从管理的严格程度来讲，恐怕除了身份证就是记者证了，甚至某种程度讲，记者证比身份证管理的还要严。
因为身份证有国家的法律来规范，基层照办就行了；记者证则不同，除了国家新闻出版部门的专门管理办法以外，各省市县和国家的各个行业从上到下，都还要再层层下发通知或文件，要求各基层部门，接受新闻单位的采访，必须查验包括记者证在内的介绍信、上岗
证、工作证等，这还不算，国家新闻出版暑还开通了专门的网站，供查询记者证的真伪。所有这些要求，只要有其中的一个方面，做的不完善，被采访的单位都可以拒绝接受采访。
在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对于肩负舆论监督责任的新闻记者来说，尤其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垄断的新闻单位以外，那些占新闻媒体总量99%以上的普通记者们，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反映违法违规的问题，反映底层群众的呼声，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严格管理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假冒记者。但是，相对于庞大的新闻队伍而言，这样的理由充分吗？
那么，如果说防止假记者的理由不充分的话，其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谁都明白又谁都不愿摆在桌面上说，就是负面的新闻对地方形象不利，甚至影响有关领导的政绩，或者说影响投资环境，影响经济发展。这里的每一条理由都是堂堂正正。所以，能拒绝就拒绝。
由对记者证的严管，使我们很自然的想到有关部门对其他方面证件管理的宽松，与记者证相比，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样。比如我们经常遇到的交警执法证，按照有关规定，交警值勤时，除了穿带有号码的制服以外，还要有执法证，资格是工作一年以上，已授警衔的在岗正式民警。协勤人员上路值勤必须佩带协勤证，协助有执法证的民警执法。像这样的规定，除了在公安内部学习宣传以外，有关部门向被执法的老百姓介绍的很少。他们被交警处罚时，谁敢要他们出示执法证？谁敢询问面前的交警是正式的还是协勤？因为协勤是没有执法资格的。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在前年采访治理公路“超载”时，曾有一个在国道值勤的交警中队，不包括领导共13名，正式人员只有3人，其他都是协勤，可以设想，在值勤时能有合法的证件出示给被处罚的司机吗？
对其他证件管理不严不仅是交警值勤，还有我们生活中数不清的执法检查、罚款。比如烟草、卫生、食品、市场管理、质量监督、环保、土地执法等等，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个个体户或企业，随时都要依法接受50多个名目不同的执法检查或处罚。按国家规定，凡是执法的单位或部门，都要有执法证，没有合法证件的，被检查单位或个人有权拒绝。但是，这一点和被采访的单位就完全不同了。第一，这些证件大部分都是省一级主管部门发的，比记者证要容易的多；第二，被检查的单位大都有求于这些管理部门，谁还敢去核实有没有证件或证件的真伪呢？
对记者证的“严”和对其他证件的“宽”，这似乎成了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其实，恰恰在这“正常”的背后潜藏着“不正常”，即：记者证被检验的对象多数情况下是“官”，而其他证件的持有者或者本身就是“官”，或者是行使行政执法权利的管理部门，对象是“民”。记者证与其他执法部门的证件虽然说在证明其职业的合法性上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其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就导致了在管理方式上的不一样。这么一个小小的社会细节，依旧遗留着“官”“民”有别的“人治”痕迹。
我本人做为新闻队伍中一员，不反对对记者证的严管，但是，我难以理解对其他执法部门执法证件的管理宽松，因为差距太大了。对此，不光我有这样的认识，有的执法部门也有同感。前些日子，我到一县环保部门采访，当我们一行把介绍信、工作证、记者证出示时，负责接待的一局长称，证件就不看了，有介绍信最主要，就像我们环保局，真正有执法证的才几个人？没有证件就不执法能行吗？
看来，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没有多少证件管理的像记者证那样严格，那样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最本质的问题是，要规避舆论监督，要让假记者无法生存，对记者证严管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基层部门依法行政，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稿源：红网)
(作者：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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