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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静
小宇18岁了，父亲在他生日这一天，将一份珍藏了18年的礼物送给了他。这是一个神秘的信封，里面封存着小宇的出生证，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小宇出生那一天写下的祝福。18年过去了，朴素的祝福带给一个少年的，却是心灵的撞击。
这是出现在1月21日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录制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晚会上的一个感人片段。据该台晚会承办方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的负责人介绍，“托起明天的太阳”是以关注未成年人成长为主题，委托《讲述》栏目在2005年9月底启动的一项面向社会征集DV作品、摄影作品和征文的活动。截至目前共收到应征作品6500多件，其中，DV作品2260多部。
“这次DV展播就是突出全民参与的理念，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用笔，用歌声，还要用影像来表达每个人心中和眼中的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社会专题部副主任李欣说，DV和普通民众之间不应该有技术的鸿沟，提出“大家一起来DV”的活动就是要消除技术鸿沟，消除普通观众对DV的陌生感。DV大赛不仅是DV发烧友、DV爱好者等专业人士的大赛，还应该是普通观众的DV大赛。
作为一场民间影像运动，DV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当时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DV影像作品已经相当普遍，还有些作品在艺术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现在有不少世界知名的导演都是擅长DV拍摄的高手，比如像乔治·卢卡斯这样的老牌导演，在拍摄《星战前传》时，也乐于尝试用DV进行拍摄。
在中国，DV于1999年前后开始兴起。由于DV易操作、投资少、题材广泛、拍摄手法不受限制，而且一个人就能包揽制片、导演、编剧、剪辑师、录音师等所有工作，所以成为许多年轻人“造梦”的机器。据调查，中国最早的DV族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其中既有电视工作者、想做新闻深度报道的平面媒体记者，也有部分电影学院的师生，这也许是最初的个人DV作品中带有强烈纪录片色彩的原因之一。
2003年开始，DV在中国有点儿像1994年的“伊妹儿”和1998年的数码照相机———曾经贵为“王谢堂前燕”，转瞬之间就“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情感载体。随之，拍摄DV的人群开始突破职业的局限。拍摄的愿望也开始分化，有的出于自发———例如“弄部电影出来让中国第五六七八代导演下不了台”等搞笑的念头，也可能出于被动———为了不让1岁的女儿20年后抱怨父母老土等。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DV机的轻便好用和其提供的自我创作空间，促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尝试着拿起它，轻松讲述自己的故事。
与此同时，和DV方式有关的影像作品数量骤然增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贾樟柯、吴文光这样因为采用DV拍摄手法而引人注目的职业艺术家之外，更多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比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织的全国大学生短片大赛，比如，早有远见的凤凰卫视推出的著名DV栏目《中华青年影像大展》等，在这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活动中，个人影像制作在华丽炫目的时尚外衣之下，逐渐传递出远比新潮更为重要的讯息。
有评论认为，随着DV时代的到来，影像受众进一步细分的格局迟早会形成。因此，电视媒介主动为DV打开通道，创造电视与DV合作的平台，对于占有广泛影像资源及新的受众群体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
而新锐戏剧家张广天则放言，DV时代的到来意味影像霸权的结束。DV给予每个人表达的机会，从DV里走出来的人才，会让“第×代”导演都感到危机，DV时代是电影时代和电视时代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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