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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开花”的民营书商，可谓是中国当下出版业最独特的景观之一。他们是出版界最活跃的因子，在各类图书排行榜上，据统计，85%以上的畅销书都是由民营书商策划推出的。但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数位民营书商，才发现他们的竞争环境又是超乎寻常地残酷。
“死亡事件”是一种常态
2005年岁末，青年诗人李亚伟在做了12年的民营书商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退出“书业江湖”。12年里，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朋友圈子里，李亚伟始终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中国“莽汉”诗歌的代表，一个是民间书商。
“二渠道是民营书商的一个俗称，这个‘盘子’是个真正的大江湖，什么人都有，一夜暴富、一本书赚上几百万的，并不是什么传奇，而一夜倾家荡产，赔个底朝天的也已经不稀奇。曾经有个拥有上千万资产的大书商，最后赔得一塌糊涂，被朋友们戏称为：从一个卖书的被‘砸’成卖菜的。”谈起对“二渠道”的感觉，李亚伟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觉。
退出“二渠道”的想法，李亚伟两年前就有了，但始终犹犹豫豫。因为外面有太多的欠款，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又做了这么久，但越来越残酷的市场和越来越疲惫的感觉，促使李亚伟最终作出了决定。
“我所有做书商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同感，做书商是没有假日可谈的，每天都在忙，从选题的确定、寻找作者、督促稿子、跑出版社、跑印刷厂、向全国各地发货，然后一家家催款、收款，然后再做新书，整个流程在出版社内需要好几个部门的配合才能完成，这其中，如果哪个环节你没照顾好，出了问题，那你就可能全盘都砸了。”“整个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新书的增长速度太快，整个市场都在恶性竞争。而且盗版十分猖獗，很多本应该属于我们的钱都被盗版赚去了。”12年的书商生涯，李亚伟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圈子里的众多“死亡事件”。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每年在各种书会上见上几次面，其余时间则是散居在大江南北，靠电话、传真、网络联系。新推出的图书是见证一个民营书商是否还“活着”的唯一物证，如果一年内见不到一个书商的新书，那这个书商肯定是“死”掉了。
千里追款的坎坷经历
民营书商不断“猝死”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地零售商拖欠货款，直至让书商运作的资金链崩断，被“清洗”出“江湖”。
2005年冬天，民营书商张强和他有着两个月身孕的妻子，略显悲壮地开着切诺基从北京出发了，他们此行的计划是先南下、然后“西征”，最后“北伐”，准备将全国中小城市彻底扫荡一遍。这是一次“忍无可忍”但也是不得已的出行。本来，张强想让妻子在北京好好“保胎”，等孩子顺利生产，但夫妻两人苦苦支撑的一家小文化公司已濒临破产，账面上还剩了不到10万块钱，而各地图书零售商所欠他们的货款已经达到近200万元。每天打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话催款，可账面上就是迟迟回不来款。万般无奈之下，张强和妻子作出了这个决定。
张强和妻子此行共历时两个多月，终于要回了100多万。但提及催款的经历，瘦瘦的张强长吁短叹：“这100多万都是一家一家要回来的，那个难就别提了，为要钱，妻子哭了好几回，嘴唇都磨破了。我们在温州的一家店里曾经连续守了三天，才要回来6000多元钱的货款，最吓人的是有的店主威胁我们，限我们几时几时离开他们的地界，否则后果自负。”
张强和妻子回到北京时，账面上有了100多万元的现金，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胜利，但让张强不能接受的是，由于一路上的劳累、辛苦和愤怒，他们的孩子流产了。“100多万换一个孩子。”张强说到这里沉默了。
身份模糊的尴尬
在“二渠道”，民营书商对零售商欠款“恶习”集体声讨，但又都集体无奈，因为你催款催紧了，零售商就可能不进你的货了，这无异于掐断自己的“动脉”，所以很多民营书商对于零售商的态度是“敢怒不敢言”。而始终没有适当身份这个问题，对于民营书商们而言，则是更大的困境所在。
资深图书策划人石涛对于民营书商的“身份模糊”就有着很大的感慨。谈及这个问题，石涛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名分的缺失，会给图书运作的各个环节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障碍，民营书商因此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努力。”
由于没有适当身份，民营书商在市场风险中显得非常脆弱，出于生存本能，民营书商的经营活动往往呈现出很强的短期性，诸多的民营书商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业”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因此大多抱着“赚上一笔就走”的心理，促使图书市场上的竞争不断向恶性方向发展，这也使得民营书商的生存环境愈发趋向混乱。
2006年，在国有出版社改制、进一步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民营书商和出版社的合作空间也在进一步加大，这也许有助于改变民营书商的现实生态。(黄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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