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将失败成本降低到有能力继续开始

　　——与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谈世行援助和中国转型

　　□记者 虞立琪

　　7月1日，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结束了他7年的任期。在此前的6月25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刚批准了向中国的铁路项目和湖北十漫公路项目各提供2亿美元贷款。这两个 项目将改善东部沿海省份与中西部省份之间的交通联系。在离开中国之际，黄育川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援助项目超过了200个，提供资金达到340亿美元左右。世行成员国中，中国的贷款项目总数是最多的，且成功率高达95%。但近来，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已经从单纯的推动项目建设和持续发展的目标，逐渐变化为推进社会进步和政府功能改革为目的。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最主要帮助是什么？

　　黄育川：世界银行主要是帮助中国完成两个方面的转型，一个是从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是从乡土社会转向城市化。要成功完成这两个转型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所谓的可持续，一方面要考虑环境的可持续，另一方面，还要从社会公平角度来保持可持续。

　　从国际经验来看，为了成功实行这两个转型，需要保证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助于改革的措施。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的政策是帮助中国实现快速稳定的发展，这和中国政府的国家政策是一致的。现在，从政府的目标来讲，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们认为，从最终实现的目标来讲，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进行。现在中国还未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比如说，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按商业化银行方式来运作，中国的福利体制还有待建立，还有许多程序未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快，今后10年里，中国城市化程度将比现在要更高。但城市化进程还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农村人群向城市流动还存在很多限制。其一，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因素，另一个限制因素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有许多因素，使得很多人无法负担购房款，而二手房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另外，过去人们主要是依靠单位提供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但是现在人们频繁更换工作，有的甚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而目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系统来允许这些人把自己的这些待遇随身带走。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10年前，交通对中国并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骑自行车的很多，机动车很少，现在交通成为北京等城市的难题，目前还未建立一个良好的体系。

　　《商务周刊》：那么，今天世界银行所做的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黄育川：20年前，邓小平先生会见我们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时说，不管有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我们都能取得成功；但是有世界银行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快地取得成功。我想，这基本上说明了世界银行对中国20年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世界银行的项目帮助中国建设了50%的公路；中国大部分的主要大学都接受了世界银行各种各样的援助，帮助建立实验室设备，教学材料；像上海、广州一些主要城市的供水和环境卫生，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建立起来的；在卫生领域，我们希望在这10年里使结核病不再成为中国主要疾病之一。另外我们还帮助退耕还林、还草。这些项目都是非常成功的。在中国，世界银行的项目成功率达到90%以上，远高于世界银行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在其他国家的成功率平均为75%到80%。

　　当然要想取得完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有些领域还是有不成功的。比如，过去在国有企业项目改制等方面不甚成功，市场状况变化快，人们无法预测这些企业将来在财务上是否可行，而这些项目不成功原因正是企业最后盈利状况不好，无法贷款。

　　另外还有一些项目难度比较大，比如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的的项目，由于这些项目的源头往往牵涉到好几个省市，要做到协调一致，共同合作确实有难度的。比如我们在云南昆明滇池的环境治理项目进行了多年，下了大工夫，但污染程度似乎还是越来越高。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好多小企业向河里排污，而且很难要求他们按一些相应的规定执行；另外是农民所使用的化肥和农药在地表滞留，甚至直接排入到河水当中。有不同的污染源进入滇池，这样很难进行很好的协调。

　　《商务周刊》：评价世行在中国获得的这些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世界银行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世行在讨论和批准项目时，主要考虑项目本身的设计，项目是否能执行成功，也就是说以项目为中心。后来逐渐侧重于考虑宏观和结构方面的问题，比如，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等，越来越重视项目对借款国社会和政府功能的影响，是这样吗？

　　黄育川：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很多项目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某些领域，我们贷款项目的效果是有些问题的。举个例子，在私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上，对那些企业来讲，资金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得这些企业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繁荣发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世界银行的资金援助不如世界银行的政策研究工作重要。

　　即使对具体的企业来说，我们很多成功的项目的受益人跟我们讲，尽管世界银行提供项目的资金对他们大有帮助，但世界银行带来的管理技术和方式方法更使他们获益。

　　《商务周刊》：在2004-2005财年期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额预计在30亿美元左右，用于20多个项目。世界银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将对哪些领域的贷款进行调整？

　　黄育川：今天的中国和5年前在财力上相比是大有不同的，现在资金能力大大提高，所以我们在项目规模上就变小一些。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我们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为实现小康社会所制定的一些原则和目标，其中包括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保障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今后的援助主要有两方面的主题：第一是更好地解决地区差距，地区不平等的问题，这就是政府为什么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和最近提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计划。我们同时也会把重点放在一些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些城市的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从交通领域来讲，我们非常注重在中国中部地区投资建设一些公路和航运项目，来帮助沟通南北、东西。过去我们实施项目主要重点是某一省或者某一行业，现在我们以地区为着眼点，比如西北地区的发展，东北的振兴，沿海地区的发展。

　　第二个主题是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中国人口的增长，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就是自然资源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项目包括草地的保护、水资源的节约、处理沙漠化问题、森林资源的管理问题，以及城市当中的空气、水和环境卫生的问题。

　　另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中国不断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在提供服务方面怎样建立好问责制。这种问责制包括的范围非常广，银行金融部门提供银行金融服务，那些官员要承担一些责任；市政府提供道路、学校、卫生等服务，政府官员应该对市民负责。另外我们还在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反腐败，我们这种帮助可以有几种方式提供。比如说，我们在进行项目当中许多方面都致力于反腐败，财务管理保障资金良好使用，招标程序采用竞争招标，保证公平性。另外，我们帮助私营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机构，保证企业的良好运作和企业资金不被不适宜的目的所使用。

　　《商务周刊》：中国企业能够从世界银行得到哪些好处？

　　黄育川：这里面国内企业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大多数国内企业都有机会竞标，并且世界银行的项目中标受益者大多是国内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在世界银行贷款的公路项目，大多是由中国企业中标，由中国施工单位负责；另外我们的下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直接为私营企业提供融资。中国的私营企业数量众多，当然不可能向每一个企业提供贷款，这样的话，所改善的绩效非常有限，但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和改善经营方式和方法，他们可以为中国的国有或私营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不久前，世界银行在许多城市做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下面几点：项目审批需要多长时间，投资者注册登记一家企业或公司，需要交多少费用，当地的劳动力质量，当地交通状况，另外我们也调查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一家企业需要交多少特殊费用——也可以把它叫做贿赂。这些问题如果得到有效的解决，会有助于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未来财务前景。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

　　黄育川：从国际标准来看，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的成就非常出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5月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介绍中国在扶贫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保持如此高速的发展，但中国如果想继续取得成功，就需要触动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政府机构组织不是很好，不能很好地解决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部委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往往不能通过一个因素或某个问题就能解决掉。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农村卫生，不能把农村卫生仅仅当成一个农村问题来解决，应该把农村卫生和城市卫生结合起来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交通管理的问题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过去可以说北京只解决北京的问题，郊区只解决郊区的问题，农村解决农村的问题，不同地区解决不同地区的问题，但现在大家都连接在一起了，但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政策解决跨辖区的问题。当然金融体系问题解决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银行都是各自独立的经营，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靠一个机构或某个人就能解决的，因为不是单纯由某一机构负责。

　　再比如农村问题的解决。过去，如果要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从农村政策、农村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本身去考虑是符合逻辑的。今天，如果要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就不能把它仅仅作为农村问题来考虑。它是一个同时涉及农村和城市的问题。20年前中国人口75%在农村(按照中国的标准是85%)，25%在城市。官方统计数字与国际标准有差别。如果从人们的生活和服务与城市或农村的联系的角度来看，那么中国人口现在是50%在农村，50%在城市。再过10年中国就会有75%的人口在城市。速度也许会更快，也许会慢一点。取决于政府是否鼓励人口流动。住房政策、户口政策、教育服务，等等。如果情况是这样，就会有一大批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就意味着需要管理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加快速度和协调管理。

　　《商务周刊》：我们知道，世界银行每年都要发布全球发展报告，以及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报告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报告。您本人也长期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您能否预测中国未来10到15年的发展状况？

　　黄育川：我们预测今后10到15年里，中国将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到时候中国将发展成像现在的葡萄牙，也就是达到欧洲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且10到15年以后，中国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一个农业性的国家，而将是一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家。同时，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以服务业为主而不是以制造业为主。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主要是把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但实际上，如果中国更多地向一个服务业为主的方向前进，效益会更高。

　　我认为，中国将来是会取得成功的，因为中国很善于根据情况进行调整。但是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预测到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政策和相应制度也要进行调整。

　　《商务周刊》：您对中国的企业有什么建议？

　　黄育川：从其他方面的经验看出，企业需要认真考虑怎样平衡自己的贷款和股本金。中国的市场变化非常之快，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验来看，能对市场变化做出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小规模企业很重要。在美国，大约80%新成立的私营企业在一两年后就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只要将失败的成本降低到比较低的程度，人们总是可以再次开始。在中国，应该允许各种尝试、实验，只要将失败成本降低到有能力继续开始。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非常大的，中国企业需要认真评估市场变化。要注意几个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城市规模的扩张非常快，人们的口味、品位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过去人们认为创收主要来自跟外贸相关的领域，比如进出口方面，今后，国内市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过去投资者有一种看法，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当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而现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变得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另外就是由于一些新的政策出台会影响企业成本结构，比如对环保要求，对劳动力标准相关的制度，对养老金和福利的政策变化，都会对企业成本结构产生影响，所以企业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应该评估这些变化对他们的生产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