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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贾志扬笔下的宋朝宗室呈现给我们的最突出印象，就跟赵匡胤奠定的这一宗室管理的制度传统密切相关
墨斗/文
想当年第一次见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浩浩长卷摆在面前，还来不及品其中细节，首先注意到画面的时代背景是“北宋末年”。“末年”的国家不是兵荒马乱、民生凋敝，而有如此繁荣，着实令我诧异不已。后来读得多了，方知两宋之有异于前朝的特点：它没有之前晋朝那样血腥的中央权力斗争(如“八王之乱”)，没有之后明朝那些突如其来的政治断裂(如“土木之变”)，也没有唐王朝逐渐坐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它一直在或强或弱的危机中经营自己手中的地盘，发展经济，鼓励文学艺术。也因此，它求生的过程以及最后的灭亡都显得格外悲情，看完之后，对这300多年的历史，生出一种半是向往半是哀悯的情感。
近来有消息说，杭州“五个一工程”要出一部电视剧“精品”——《南宋王朝》，不单要为秦桧和宋高宗翻案，而且要把岳飞塑造成抗拒民族融合的逆天之人。如果不是有意要讨骂的话，我想剧组成员还是趁早解散为好，因为宋朝牵连着一种十分牢固的民族情结，与“夷夏之辨”、与民族融合无关的情结，不是“戏说”或者“新说”能够轻而易举地解构掉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之一，就是在北宋灭亡的那几年里，徽宗、钦宗因为自己的政治无能被掳，康王赵构随即在南方顺理成章地即位。他当时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开封一陷落，追随赵构的官员就开始请求他尽快称帝。贾志扬教授的《天潢贵胄》暗示，这或多或少能够表明，宋朝的宗室制度对于维持王朝的运转是有效的，对比各自为战的南明政权，赵家的其他后裔并没有因为群龙无首而分头行动起来。当然，宋朝宗室常年聚居开封，被金兵入犯的时候杀害、掳掠走了大半，也是康王得以顺利登基的原因之一。
这种相对团结是贾志扬笔下的宋朝宗室呈现给我们的最突出印象，也跟赵匡胤奠定的宗室管理的制度传统密切相关。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常有雄才大略，宋太祖对宗室的控制无疑是泽被后世、影响深远的。“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这种交易使得皇帝乐于追封他们的祖先，厚赐他们的家族，虽然他们是皇位潜在的竞争者。”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就为“敦宗睦族”煞费苦心，公元964年夏历十一月十二颁布的《太祖皇帝玉牒大训》是一份奠基性的文献，赵匡胤把赵宋王朝与此前中原的五个短命朝代区分开来，靠的正是对宗族的强调，树立宗族完整意识和高度的荣誉感。一方面，此后的宋朝历任皇帝都重视安抚宗室，提倡教育；另一方面，禁止宗室人员接触政治权力被严格执行，除了赵汝愚在南宋孝宗、光宗、宁宗年间当过30年宰相之外，其他宗室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两方面之间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
可以说，宗室生活的稳定状态，为宋朝给后人带来强烈认同感确立了一部分基础。一个王朝内乱的苗头最容易在皇帝变更时期产生，宋朝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尽管南宋的几代君主都欠缺子嗣，导致宋孝宗、宋理宗两人都是从宗室中挑选出来的，但这并没有导致政局不稳。这实在是太祖当初深谋远虑的结果。而唯一突破惯例、官至宰相的赵汝愚，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能臣，为偏安一隅的南宋鞠躬尽瘁，只是后来受到权臣韩侂胄的迫害，才退出政治舞台。贾志扬的分析十分有道理：宗室从政者，他们自己的身份总是难以避免成为弹劾的由头，大宋300多年历史上，“天潢贵胄”注定要以仪式性功能为主，能发挥的政治作用总是很有限的。
宋朝主要的失败在于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它的军队里如杨业、狄青、岳飞、韩世忠这样的人才均未能建下功勋，反而一个一个成了悲剧人物；宋朝主要的成功在于维护了一个完整的“家天下”，到了南宋，随着亡国阴影越来越大，宗室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也随之增加，他们在制度上打破了太祖设定的框架，但在观念上，绝大部分人仍能保有祖辈的忠诚，南宋走到末日的时候，他们规模并不大的抵抗运动赢得了足够的同情分。“Branches of Heaven”——这个书名译作“天潢贵胄”，其中的气魄和美感让人满心喜悦，与早些年魏斐德教授的那部代表作的书名译做“洪业”(Great Enterprise)有异曲同工之妙。宗室这一侧面，给赵宋王朝增色不少；能读到这样的著作和译本，则是我们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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