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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ay
当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 1946年撰写他的权威性论文《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时，废话都是些政治废话。这些废话现在仍然随处可见：英国大选选战、欧洲宪法辩论和苏格兰全球峰会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政治废话。
但是，眼下最严重的语言滥用者却是商界人士和管理权威。在过去12个月中，澳大利亚作家唐沃尔森(Don Watson)*、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和我的同事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都曾试图剖析这一现象。
谎言与炒作能够传达某种信息，尽管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虚假的。但废话的本质特点是：它并不试图传达任何信息。废话有普通语言的词汇与句法，却没有普通语言的意义。事实上，这一比喻并不恰如其分。我们所指的废话更像棉花糖：一口咬下去，里面空空如也。
废话的症状都很相似。人们不加思索地机械重复着陈词滥调，如变化驱动者、组织变革。单词被赋予不同于普通含意的意思，如政府开支被称为投资。废话还创造新词，如赋权和革新，但这些词并不是原先的意思。它们描述的概念极其含混，以至于任何具有已知含意的词语都无法表达其意。废话的特点是冗长而罗嗦，比如“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变成“为持续改善客户关系管理空间而奋斗”。
为什么人们在无话可说时还要发言或写作？有时候理由是很充分的。女王出访时，她的讲话仅仅是在告知大家她来了。但这个目的很重要。高层管理人员所作所为有时也有这种象征性作用。此类发言都相当简短，而且说点儿套话就够了。
因此，大多数废话仅仅是为了填补空白。有时候人们不想发言，但却不得不为之。不断发展的审计与问责制文化也促成此类义务性的对话，企业风险评估或审计师责任声明便是一例。这些材料由文字处理软件来编写，没有人会去读它，通常都平淡无味。
但是，说废话的目的常常具有欺骗性。坐立不安的政客既不能撒谎又不能说真话，因此必须说废话。同样，我的同事露西凯拉韦在《金融时报》上撰写的“马丁卢克斯(Martin Lukes)专栏”中，马丁卢克斯这个虚构人物也必须说废话。他无法描述自己和同事所从事的工作，因为他们根本无所事事：其时间花在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上、花在将公司资源转为己用上。“马丁卢克斯(Martin Lukes)专栏”的受欢迎程度说明：大机构内大多数雇员都意识到该专栏所反映的真实情况。
在一次公司活动中，人们接二连三地说着废话，一位坐在我旁边、与我一起等待发言的著名学者感慨道：“人们干嘛不起身走人？”人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其部分原因在于公司惯例与大学不同。但是，并不是每一位与会者都注意到发言的空洞性。如果你需要就关键绩效指标的重要实施阶段发言，你就必须使用同样语言。不知不觉中你自己就会以同样方式发言了。
重视内容而非形式的适当学术训练是一剂解药，许多大学在坚持提供这种训练；但商学院的所做所为有时恰恰相反，其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掩盖自己知之甚少这一事实。废话的死敌是嘲笑，而废话的密友是公司的顺从文化(corporate conformity)，这种文化使嘲笑无立足之地。这种文化越专制，废话就越多。如果废话无法告诉你其它的信息，它至少还会揭示制造这些废话的机构的某些特征。
* 《罗嗦浮夸的语言》(Gobbledygook, 大西洋书局) ** 《关于废话》(On Bullshi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马丁卢克斯：谁动了我的黑莓？》(Martin Lukes: Who Moved My Blackberry?, 维京出版社)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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