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启明：一个英雄主义者的匍匐前行

　　邱启明：一个英雄主义者的匍匐前行

　　邱启明推崇“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的智慧，如今他似乎已习得这种对价值的坚守方式

　　撰文：李天骄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

　　邱启明：媒体人、主持人、文创内容出品人、导演

　　《远方（第二季）—那些人》完成审片之后，邱启明找了一家茶馆，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待了很久。

　　他的两鬓已有些发白，消瘦，说话温和。不再是荧屏上言辞犀利，面对不平动辄拍案而言的央视主播，他的“英雄主义”如今变得迂回并且温暖。

　　2016年底，邱启明离开老东家搜狐，成立工作室，出品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远方（第一季）—呼伦贝尔万岁》，记录内蒙古大草原上100位平均年龄100岁的老人，把随着老人一个个离去而行将消失的蒙古族传统用镜头传承下来。

　　时隔一年，他将目光投向中国公益和行走在这条难行之路上的人们，在16天里和大病医保专项基金团队在湖北、四川两省三个贫困县探访了近30个患病儿童，完成了《远方（第二季）—那些人》的4集纪录片、17条短视频和多场在线直播。

　　从事媒体行业，让邱启明有机会够接触到更多人、看到更多事。“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样的苦难，我相信内心都会受不了。”他选择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将一些家庭的遭遇通过镜头展现出来，希望为他们谋得更多的帮助，也“把更多人争取过来”，让他们看见中国的公益人。

　　曾经推崇白岩松“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的邱启明，如今好像也学会了这种智慧—通过公益，快乐且温和地改变。 拜托各位了！

　　2017年9月，邱启明收到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负责人胡雯的一条微信，邀请他探访5年来大病医保救助过的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邱启明正在寻找《远方》系列纪录片第二季的素材。接到微信，他当即决定，就拍大病医保这个团队，拍一线的全职公益人、认真工作的基层政府人员、踏实参与救助的明星和名人。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成立于2012年，由邓飞、王振耀、李亚、张黎刚、赵普、张泉灵、邱启明、马伊、李晨等媒体人，明星及公益人士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意在通过提供大病医疗补充保障，为乡村儿童争取医疗资金与公平医疗的机会。

　　5年里，这支基金在湖北省鹤峰县、云南省漾濞县、浙江省开化县、四川省汉源县、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等10个试点，为125万个0～16岁孩童购买了总额四千多万元的大病医疗保险。

　　除了模式外，这支基金的财务透明度也让邱启明十分放心。“邓飞特别懂，他们是‘钱不经手’，这点特别厉害。所有募集的善款直接进入中华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账户里，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就打报告申请，然后这个钱就直接拨到每个病患的个人账户上去。所以他（邓飞）经常说，‘我两手空空，利索，不用怕人质疑。’”

　　邱启明和团队探访的第一个患儿姓冯，只有3岁，家住湖北省巴东县，2017年查出患有白血病。

　　抵达冯家门前时，邱启明心里一凉，“那个房子，一看就没办法住，感觉随时来点动静就能倒。”

　　小家伙正闹着要吃香蕉，连着吃了两根，还要，爸爸妈妈没给，小家伙开始发火，嘴唇直抖，外婆赶紧又递上一根。吃完后，他满足地把头埋在爸爸怀里，睡着了。

　　“生病后，（孩子）脾气很暴躁。因为手臂上埋着一根管子直接连着心脏，不能生气，所以平时都得哄着他。”孩子的父亲紧紧地搂着儿子解释道。3岁的儿子要承受脊椎穿刺治疗带来的巨痛，冯爸爸十分不忍。同为父亲，邱启明太能理解他的感受。

　　孩子患病后，原本在浙江打工的父母回到老家，家里的经济来源中断。“他们的神态中透露的那种无奈、焦灼，让人看了特别难受。”邱启明知道，安慰的话没有意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还有一个基金会组织（天使妈妈）可以帮忙，可以通过它联系全国几十家三甲医院，然后和大病医保对接起来，希望有专家能对孩子的病给出治疗方案，给这个家庭一点希望。”

　　农村家庭遭遇此类重大疾病，国家新农合医保可以报销目录内的药物费用30%至50%左右，在此基础上，大病医保专项基金可以再补充报销目录内不能报销的其他费用，最高报销额度为30万元。这样算下来，在目录内的治疗，患儿家庭最多只需花费几千元。

　　现在，巴东县相关部门已经把冯家定为精准扶贫对象，每月有政府提供的补助作为生活保障，并为冯家新建了一栋二层小楼。冯家人的心定下来，对孩子的治疗充满了希望。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幸运。四川省汉源县的小伟，年仅13岁，被诊断为脑干占位病变，瘫痪在床。尽管新农合医保和大病医保基金报销了目录内的全部费用，但小伟的病情并无起色。

　　“有几次我去自家的果园，每一个地方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儿子在那儿做过什么，他爬过哪棵树，在哪一棵果树底下被我训过，在哪儿帮着他妈妈摘了多少苹果。”小伟的父亲流着泪告诉邱启明，“原来我和其他果农之间有什么矛盾，回到家，看到孩子健健康康的，所有的委屈我都忘了。现在我就是希望他好起来，在外面受多大委屈我都愿意。”

　　邱启明当场承诺，请有丰富医疗资源（三甲医院）和救治重病儿童经验的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给予支持和帮助。“情感上的交流什么的，我觉得没用，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办。”

　　当天下午，邱启明用手机进行了一场直播，向网友介绍小伟的情况。他压低帽檐，不时哽咽，“希望所有有爱的网友，看到这个直播，也会感同身受，关注这个家庭。”他向网友提出“请求”—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大病医保基金捐赠5块钱、10块钱，甚至更多。在直播最后，他向网友们深鞠一躬：“拜托各位了。”

　　在湖北鹤峰进行探访时，邱启明采访了一路相随的大病医保专项基金的项目官徐苇杭。

　　“90后、海外名校留学生、博士在读，她（徐苇航）的这些标签自然让人和高薪联系起来，可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月薪4000元，穿着朴素的全职公益人。她了解救助的每一个孩子的身体情况、家庭状况。”

　　邱启明看到了希望。“身边敬业、热血的公益志愿者，让我打心底里生出敬佩，80后、90后，有这些年轻的心在公益界扎下根来，让人无比欣慰。”

　　《远方（第二季）—那些人》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我们）记录的就是两只脚走在公益这条难行之路上的那些人：能将你融化掉的公益组织志愿者、必须靠他们才能落实每一项公益行动的县乡公务人员、大病医保的发起者们、受惠公益项目的病童和他们的家……”邱启明说，“带着敬畏和善心，我们需要记录和观察。” “啄木鸟”

　　2011年，邱启明任职于央视时，担任了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形象大使。该基金会为患儿募集医疗资金、安排手术和康复援助，帮助生活在福利机构中的弃婴和孤儿改善生活状况。

　　次年，邱启明和“天使妈妈”团队一起，领取首善之都的慈善大奖。台上，主持人朱军问他：“启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做慈善？”

　　“我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叫慈善，我以前在南京台、东方台任职的时候就是捐款。那个时候我都是被呼吁、被捐款，但是是我乐意的。”邱启明回答，“到中央台之后，正是我有孩子的这段时间，我看自己的小孩那么幸福，再去看网上那些患病的小孩儿，我就想不明白，人不是平等的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但是抱怨没有用，最应该做的是要面对现实。所以我要去做一些公众人物该做的，能够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能够带来一些影响力，能够引导大家。”

　　总想诘问为什么、路见不平就出手的性格，邱启明从小“固守”至今。

　　读初三时，一天晚上放学，邱启明看到邻家的小女孩被一个醉酒的年轻人骚扰，当即跳下自行车上前制止。几天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被四五个小流氓用自行车链条围殴一顿。

　　在被父母送往医院的路上，邱启明看到了那个年轻人。“他站在巷子边上，一脸坏笑。我知道是他干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邱启明的头上被缝了好几针。派出所去抓人，邱爸爸念及年轻人行事冲动，心一软，让对方家里赔了点钱，把人放了。

　　8岁以前，邱启明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是个私塾先生，“温文尔雅，有礼有节”，奶奶是邻里公认的“仁义、善良的老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才会有内心的柔软，就是天生的骨子里的那份仁义，那份怜悯心。”

　　他也曾被认为是“暴躁、容易失去理智的人”。3年前，邱启明在上海因为打架事件被取保候审，在采访时，他主动提及此事，称其为“人生一大败笔”。“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当事各方。”他说，“这不是真的我。”

　　当初选择媒体业，是因为怀有“为民众发出更多的声音”这一志向。“从南京台开始，就感觉一针见血式的报道特别有力量，所以就选择了这样做”。他称之为“说人话”。

　　2009年8月至2012年3月，每天晚上23:00，在CCTV2《24小时》节目中，观众总能听到邱启明在主播台上犀利的评论。

　　新闻直播时间紧凑，每条新闻的评论都要掌控时间，分秒不差，但每次邱启明遇到令他愤慨的新闻，都“忍不住”多说几句。“哈尔滨强拆，我讲了近3分钟，导致导播后面连删几条新闻。既然我的组织能播出这条新闻，我就借助一切机会，狠狠地骂一下，官商勾结、利益勾结、枉顾民生。”

　　导播总是在耳机里提醒，“启明，还有10秒，5秒……”但他说得兴起时，这些提醒都是徒劳的。导播编辑们只得在后台计算超出时长，重新剪辑接下来的新闻。

　　“那个时候是恨铁不成钢。怎么有这种混账东西在政府机构里面？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就像树上的啄木鸟，不好的现象，有机会就要抨击，这叫舆论监督。我不反党不反政府，我不三俗（低俗、媚俗、庸俗）。这是我作为媒体人的三个底线。”他说，“作为媒体人，我想表达的东西都是带着治病救人的想法，我想为民众发声，让民众看见希望。”

　　2011年7月26日，针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邱启明在主播台上发出一连串的诘问— “如果没有人的安全，这样的速度我们要不要？当前中国的发展速度就和高铁一样令全世界羡慕，然而，我们在满足速度追求的同时，我们在满足速度激情的同时，我们可能会抛弃很多，忽略很多。比如说，能不能让我们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栋屹立不倒的楼房，能不能让我们城市里条条大马路不要出现突然的坍塌，能不能让我们坐一趟安全抵达的列车……能不能让人们的幸福享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中国，请你放慢脚步。走得太快，不要把人们的灵魂落在后面。”

　　因为这段评论，他被网友称为“最真性情的主播”。

　　现在，虽然离开一线媒体，但邱启明依然时刻关注社会新闻。“我现在做不了这种舆论监督，但是我不会放弃，看到有好的报道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转载，去宣传。”

　　采访当天，邱启明看到《智族GQ》杂志上一篇关于死刑犯冤狱20年的故事。“哎呀，时尚杂志都能把社会新闻做成这样，我真觉得挺牛的，这就是初心。虽然现在传统媒体被唱衰，但一个成熟的媒体人，应该积极地去面对，内心有强大的包容度，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从自己开始，去爱这个国家，去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连岳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出走央视后的邱启明慢慢学会这种智慧，推崇白岩松式的坚守方式。“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

　　不久前，他看到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视频中，交警以“故意遮损车牌”之名对一名车主罚款200元。邱启明很气愤，“我当时就想，这些人脑子都哪儿去了，这种就是躺枪式地让政府形象受损，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他说，“有时候看微博底下的那些评论，或者新闻当中呈现出来的地方官员由于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学习，给政府丢脸的事情，我真的特别想暴跳。”

　　但他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发声。“首先是我的身份角色变了，不像原来那样需要用犀利的表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第二，在网上发布这些情绪性的言论，会激起民怨。在当下这种舆情社会，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采用柔软、温柔的方式。大部分网友都是理智的，他们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就会积极发声，事情自然而然就会修正，舆论的力量就在于此。果然，第二天，沈阳市政府、沈阳市公安局很快就纠正了这样的行为，说我们的交警错了，这种态度非常好。”

　　最近，邱启明看了一个关于凉山彝族孤儿的短视频。“哎呀，看了真的受不了。政府一直在救助，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是那样？”他打算去拍这个素材，将它作为2018年新一季纪录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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