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变革，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能源变革，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当纵向上不同层级的政府，横向上发展不一致的地区，以及拥有不同需求的人，共同汇聚在能源变革的大主题之下，愿景和战略的传递会变得异常复杂。

　　文·本刊记者 刘伟

　　2017年12月14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记者外出采访完恰好路过北京三里屯商区的侨福芳草地，想起它的鼎鼎大名，决定走进去体验一番。

　　侨福芳草地最响亮的名号是环保——独特的ETFE（四氯乙烯和乙烯共聚物）透明膜材、金字塔玻璃幕墙及钢架结构做外罩，将四座塔楼式建筑连为一体；建筑内部，马桶使用水、冷水吊顶、空调系统地面送风等，都将环保理念做到了极致。侨福芳草地真正实现了环境友好型：不但不会侵占周边建筑的日照资源，而且比同等体量的建筑减少了50%的能耗，因此，它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发的LEED铂金级认证的建筑。

　　但令人遗憾的是，于寒冬在这里购物和进餐，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商场内温度很低，热气腾腾的饭菜很快就凉了；所有的顾客都裹着厚厚的衣服，待得久了，依然会脚底冰凉、瑟瑟发抖。

　　这种体验让人很自然地想到这个冬天盘旋在很多人心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洁和温暖，成了一个二选一的题目？为什么一个光明而正确的愿景，会引发那么多认识和情感上的两难？

　　上行下效，没那么简单

　　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我国看，以清洁能源为最终目标的此次能源变革，都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的特征：愿景由政府制定、目标和任务由政府下达，相关产业的补贴和配额制度由政府制定并作出调整，等等。

　　对能源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宏大议题来说，国家视野和国家战略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必须。政府是各类社会关系的凝结，一个国家在建立起自己的能源愿景之后，需要确保社会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活动都处在同一个框架之下，如原材料的获取方式、基础设施建设的手段等等，从而使社会的生产习惯和消费需求能够满足国家层面的目标。

　　但国家主导的代价之一，就是任何一种能源规划，都要接受一国固有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考验。比如在联邦制的德国，“气候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提出“能源转型”，并设定了具体的量化目标，但由于联邦中央政府的相对弱势地位，联邦州各自制定的能源目标与战略，并不总是利于整个系统的优化，所以默克尔野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

　　在我国，中央统一领导的优势十分明显：目标更明确、保障更有力，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问题在于，中央意志经过层层传递之后，经常演化为一种象征性的目标，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指导。所以我们看到，能源转型作为一种“政治正确”，最先在观念层面被各级政府接受下来，但在具体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方面，仍然缺乏系统的规划，尤其当政策落实与地方官员的考核及部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激进的、运动式的执行方式。

　　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是一个方面，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则是另一个方面。鉴于新一轮能源革命在很多方面都属“前所未有”，所以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分法恐怕已经无法容纳问题的复杂性，当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法律和习俗、社会团体和社区共同参与进来的时候，愿景和战略的传递会变得更加复杂，由国家亲自开启的变革的开关，并不会瞬间带来一片明亮。

　　皆大欢喜，没那么简单

　　在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下，一个地区的能耗结构，往往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家庭能源消费方面，同样存在一个“能源阶梯假说”，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家庭生活用能会逐渐朝着清洁、高效的现代化能源过渡。

　　这就引发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在能源结构调整中，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巨额的成本，最终落到了本就落后的地区和群体身上。

　　在这一轮煤炭去产能中，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2017年11月，江苏省宣布，其“十三五”煤炭“去产能”的目标任务已经提前三年完成，涉及的在职职工共计22190人已全部妥善安置。江苏虽是产能大省，但是经济发达省份，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地区。有雄厚的地方财政实力做保障，江苏省主动给自己加码，不计成本地帮助企业寻找出路，提供“托底”补助；腾出的空间和资源，也能够吸引来更为先进的产业和公司。

　　这是由于能力足够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发性，地方政府有能力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要。但对很多其他地区来说，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去产能”，都意味着让它们跨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江苏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7年10月，经上级批准，黑龙江省发改委对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进行了调整，调整后，2017年退出煤矿5处、产能76万吨，仅为此前目标任务的26%。黑龙江也成为全国首个下调年度煤炭“去产能”目标的省份。

　　从表面看，此次调整是为了保障东三省的短期煤炭供应，但从深层次看，也与黑龙江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无关联。作为全国接受转移支付最多的地区之一，地方政府缺乏清退落后产能所需要的财政能力，再加上区域内没有替代性的先进产业，无法在短期内吸引来更先进的产能补上就业和GDP的缺口，无奈之下，只能调整目标，量力而行。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不开心了，这是因为大家本来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何让变革变得更具包容性，如何通过练就一身“硬本领”让大家都开心起来，需要长久的努力。

　　万众一心，没那么简单

　　TED 演讲中曾有过这样一期节目：哈佛毕业生 Alex Laskey 在美国加州做了一个行为科学的实验：他们在当地居民的家门上留言，从道德的角度、省钱的角度、环保的角度劝说人们关掉空调、使用电扇。但一段时间过后，从用电量的监测来看，这些宣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终于，有一条奏效了——“调查发现，您77%的邻居关掉了空调，转而使用电扇，请加入他们！”

　　但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一个国家的时候，这种“羊群效应”是否还能发挥作用？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能源问题虽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因为其专业性较强，始终距离公众较远，公众对能源问题的事实认知、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行为模式的修正，总是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价格。公众对价格很敏感，但价格的激励又不总是正面的。在《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一书中，戴维·麦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高碳产品征收5%的碳税会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吗？答案并不总是那么确定。消费者可能更在乎感觉；可能对新技术、新材料不信任；旧产品可能更容易被赋予爱国、道德等等内涵……这一切，都会让政府的税收和补贴行为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集体心理。相比理性认识，恐慌心理更容易传播。比如在我国核电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官方不断表示中国核电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问题，尽管中国在核电安全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并且还有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手段，但“泄露说”、“辐射说”仍然反复出现，在建或拟建的核电项目总是不断遭到公众的反对。但可以由此认为公众愚昧吗？恐怕不能。核能最早是作为战争武器出现的，公众的恐惧有其深层原因，如何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如何正确地引导、疏解公众的焦虑情绪，仍然是摆在政府和企业面前的重要任务。

　　最后，便是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发展诉求方面的巨大差异。北京的金融白领，河北的农民，山西的煤矿工人，还有浙江的小企业主，他们对于发展有不同的理解，对“美好生活”有不同的解读，对于环境和生态的重要性也各有自己的判断。不同价值取向之间如何排序？如何让公众认同能源变革的共同愿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毕竟，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议题，能源变革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文章来源于《能源评论》杂志